【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英良】
全球“去美元化”正像一场民族国家自发自觉的“避险运动”风起云涌。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1月2日报道，伊朗银行计划将引入卢布、土耳其里拉、印度卢比和阿联酋迪拉姆等货币纳入新外汇系统，以减少美元限制伊朗央行的国际结算。此前，伊朗已经将人民币和欧元、阿联酋迪拉姆并列为其三大外汇货币。据伊朗金融论坛报的数据，截至2022年12月，伊朗的外汇储备中人民币资产占比已经达到21%。
12月22日，彭博社发表题为《突然每个人都在寻找美元的替代品》的文章，文章指出，苦于美元的过于强势和美元武器化威胁，很多亚洲经济体正在尝试去美元化，如孟加拉、哈萨克斯坦和老挝都在与中国协商在双边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印度也宣称要推动卢比国际化，并且和阿联酋开启了双边支付机制，此外，印度还在模仿SWIFT开发自己的支付系统等等。
各国对美元的反叛，首先源自于美元霸权以及美元已成为地缘政治的工具。2022年2月，美国采取冻结外汇储备的办法对俄罗斯进行金融制裁，让不少国家感受到了全球美元货币体制下的威胁。
与之关联的客观事实是，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价值以及美元资产的实际吸引力已经下降。在今年初，美元在国际支付结算业务中占比持续下降；各国无需SWIFT的结算系统如雨后春笋一样被投入使用；全球数字货币方兴未艾。由于与中东国家结构性矛盾激化，美元的石油之“锚”已经出现动摇，黄金在各国央行政策的分量陡然增加；美国面临金融危机和全球疫情爆发时，美联储肆然采取大规模量化宽松（QE）政策，推动通胀和美元资产泡沫向全球蔓延；在美国采取紧缩政策遏制通胀时，又给金融体系脆弱的经济体造成金融动荡。
美元作为各国外汇储备的比例在逐渐下降
美元的信用近年来已经受到了极大地削弱，今年以来全球出现密集减持美元国债风潮：2022年，日本连续三个月减持美国国债，9月所持美国国债环比减少796亿美元，持仓降至约1.1万亿美元。截至2022年9月末，中国持有美国国债9336亿美元，环比下降382亿美元，创2010年6月以来新低。
加速人民币国际化是必然且理性的选择
美元是美国的法定货币，在二战后取代了英镑成为全球主导货币，美元就成为了美国霸权与实力的一个政治符号，这种符号以及实际功能随着美国综合国力以及具体国家间竞争关系变化而出现变动。目前看，美元与美国霸权呈现出相互加持、相互推动的螺旋，美元虽然一家独大，但全球货币围绕美元而展开的分化运动始终伴随，在全球货币市场中始终存在“去美元化”的现象。
目前的全球化一定程度上就是美元体系下的全球化。在金融结构方面，货币的国际地位是衡量一国综合国力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尺，在全球各大地区，无论是从贸易计价、大宗结算，还是从外汇交易或从外汇储备角度来看，美元都扮演着主导性货币的角色。美国视中国为霸权“挑战国”，并定义这种挑战是全方位的，货币领域是美方始终捍卫的“一亩三分地”。随着中国在贸易及投资等与全球的融合逐步加深，也理所应当地会寻求匹配本国经济与政治地位的货币权利。由此，中美竞争有了新的维度。
客观讲，中国曾在一较长时段内受益于美元货币效能。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就有意识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主要是通过香港渠道运作人民币“出海”换取大额外汇（主要是美元）以便利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上世纪80年代，美国主导的“外包—贸易”为主的全球化早期道路，使得大量初级制品开始由中国生产（外包代工），中国利用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实施出口加工，以出口贸易赚取外汇美元。在近半个世纪的生产中，中国积累了海量的美元，出于对美元财富保值增值的需要，中国较长时期用外汇购买美国国债，中美在这一领域形成了较深度的相互依赖，但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并不稳定。
尽管存在相互依赖，但是中国并未利用这种依赖在诸如涉台等议题上进行反制，获取特定的战略利好。中国的发展本身受益于美元货币体系，而由于存在路径依赖，中国如果动用这一手段，就可能产生“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后果。
同时，中国也积极利用丰富的外汇开展对美直接投资。中美在这一领域缺少规范，双方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为规范中国投资，美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立法和行政命令试图阻止中国在美实施对军民两用技术以及战略性资产的收购，只容许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有助于美国就业，而非让中国通过美元投资获取先进的技术。
在特朗普签署《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额出现断崖下降，在2021年就没有发生单笔超过10亿美元的投资。在这种形势下，美国还在不断加强国内的增量立法，形成了可对中国投资实施介入的法律体系，获取新的执法依据，以增强本国主动性和自由裁量权。
这些立法包含了此前的1950年《国防生产法》、1977年《美国海外反腐败法》、1977年《国家紧急经济权力法》、1988年《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Exon-Florio）、1992年“伯德修正案”、2007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FINSA）、2012年《马格尼茨基人权法》、2020年《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及新近由拜登政府推出的《美国反腐败战略》，美国对使用美元结算的国际经贸活动的可干预渠道和契机逐渐增多。
通过这些法案，美国政府及执法机构可以迅速地以各类理由制裁特定的跨国公司或国家实体。中国扩大并加速人民币国际化就成为一种必然且理性的选择。
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从东盟到非洲大陆
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后，美元就成为全球核心储备货币、最重要的锚定货币、最重要的国际经济与金融交易货币、最主要的救世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首要冲击的是全球市场对美元的路径依赖，这是一个缓慢的由“量变”趋向“质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会比较漫长，要实现目标有赖于中国政府的经济治理能力，同时须提升中国的国际政治领导力。而根据实际，中国周边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优先方向。
2014年成立营业的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东兴试验区）东盟货币结算中心。 罗盛/摄
人民币的国际化最直观地表现在人民币在全球货币市场的权重变化。2014年2月，人民币取代了瑞士法郎，成为全球第七大支付货币。
根据2022年1月SWIFT的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12月，在主要货币的支付金额排名中，美元、欧元、英镑分别以40.51%、36.65%、5.89%的占比位居前三位；日元占比降至2.58%，从此前的第四位下滑一位，降至第五；人民币上升一位，跻身全球第四大活跃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在9月发布的《2022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2021年银行代客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为36.6万亿元，同比增长29.0%，收付金额创历史新高。人民币跨境收支总体平衡，全年累计净流入4044.7亿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达2.88%，较2016年人民币刚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时上升1.8个百分点，在主要储备货币中排名第五位。
据不完全统计，有80多个境外央行或货币主管机构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这反映出尽管中国经济受到疫情袭扰，但是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依然亮点频出。
由于历史渊源以及丰富的边贸和不断发展的区域贸易，东盟国家是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也是中国实施区域人民币国际化的成功案例所在。
今年9月，《2022年人民币东盟国家使用报告》系统展示了人民币在东盟国家使用的最新情况。
其一，借RCEP经贸合作深化之力，人民币东盟使用逆势上扬。2021年中国—东盟跨境人民币结算量4.8万亿元，同比增长16％，十年来增长近20倍。
其二，中国—东盟货币机构紧密联系，多元货币合作不断升级。截至2021年末，中国分别与越南、印尼、柬埔寨签订了双边本币结算协议，与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金额约8000亿元。
其三，东盟国家金融机构深耕人民币市场，支付清算网络不断健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已有人民币清算行安排。2021年，新增16家东盟金融机构成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间接参与者，CIPS全年处理中国—东盟跨境人民币业务3.3万亿元，同比超50%。
其四，业务模式不断创新，市场主体需求得到有效满足。人民币对东盟国家货币银行间市场区域交易积极拓展，离岸市场人民币产品丰富升级，多项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成功落地。广西、云南、重庆等因地制宜，与东盟加强金融交流合作，提升市场主体使用人民币的便利度，优化边民互市跨境结算服务。这里较明显地反映出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治理能力以及基于货币对接能够切实地实现区域互联互通，契合各方利益。
2021年1月1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非洲迈出区域互联互通的关键一步。在建设非洲自贸区的背景下，中非合作潜力巨大，双方相向而行，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目前，非洲自贸区已经实际运行，非洲是中国“一带一路”的重要部分。中国在非洲主要产业包含了矿业、基础设施、服务贸易等。2021年中非双边贸易额达2542亿美元，同比增长35%。其中，中国自非洲进口1059亿美元，对非出口1483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43.7%和29.9%，已连续13年保持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中非经贸的深度嵌套使人民币走出去就显得顺风顺水。目前，非洲的经济强国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南非等国已经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人民币业已成为覆盖非洲的金融货币，有可能推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发展。
而非洲国家的货币自主意识日渐增强，泛非支付结算系统（PAPSS）于1月13日在加纳启动，主题是“连接支付，助力非洲贸易”。PAPSS可以让非洲国家的买家以本国货币付款，另一个国家的卖家以本国货币收款。
11月，中非跨境人民币结算中心（浙江）揭牌成立，该中心将持续搭建与境外金融机构的协同联动机制，设置清算平台、结算平台、融资中心、配套服务中心，为中非建立良好的合作提供更加便捷的结算渠道。这些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人民币货币黏性的发挥，将推动人民币与非洲经济的深度融合。
大宗商品人民币结算的努力
上世纪70年代初，美元与黄金挂钩破产后，转而同石油这一刚需性能源挂钩。在涉国家经济安全的石油、天然气等战略性项目上，实现人民币跨境结算则是中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安全的必需举措。
以往中俄贸易多用美元结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两国逐渐用本国货币进行贸易结算。2018年克里米亚战争后，对俄罗斯企业和公民的制裁日益收紧。为最大程度地降低制裁风险，俄罗斯央行开始不断减少美元在外汇储备和国际结算中的比重。
2022年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中俄发表联合声明，在经贸、外交、政治、军事等领域阐明两国共同立场，标志着中俄“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两国关系将更加紧密。同时，中俄还签订了远东天然气购销协议和原油购销合同。俄方将把每年输往中国的管道天然气增加100亿立方米，加上“西伯利亚力量”管道的输气量，对华供气总量将达到每年480亿立方米。
两国原油购销合同规定，俄罗斯将继续经哈萨克斯坦向中国供应1亿吨原油，为期10年。而在天然气购销协议中，双方用来结算的货币既不是美元，也不是卢布或人民币，而是欧元。中俄能源交易使用欧元结算，此举目的是“去美元化”，打击美元霸权。这有助于对冲“美元—石油”体系，并作为一种“楔子”实现对欧美的分化。中俄货币金融合作将有利于削弱美国金融制裁的影响。在这里，中国政府越发有意识地将人民币作为一种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工具。
去美元化的趋势与挑战
俄乌战争的后果之一是美国出现了历史性通货膨胀，其他国家货币对美元出现大幅贬值，美国依托美元霸权向全球市场输出通胀，全球出现了新的抛售美元浪潮。
2022年上半年，中国持续减持美国国债。5月份有统计显示，日本连续三个月抛售美国国债，所持美债环比减少57亿美元，总持仓刷新2020年初来新低；同一时期，全球央行和主权财富基金等海外官方机构抛售美债规模达341亿美元，刷新美国暴发新冠疫情以来的最大月度抛售规模。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TIC）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中国抛售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美债，中国持有美债跌破万亿美元，这是12年来首次，中国实现外汇的多元化配置趋势明显。这反映了美元和美国的国际政治领导力在走弱的现实。
人民币国际化与抛售美债是现象的一体两面，都是全球货币力量对比的动态演变结果，说明了美元作为主导货币依然存在敏感性和脆弱性。
然而，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人民币国际化会面临几大挑战：其一，人民币国际化作为制衡美元的手段需要面对全球对美元的路径依赖挑战。由于美元与石油已经处于深度挂钩，这使得石油输出国对使用人民币作石油贸易大宗结算始终持审慎态度。不久前，沙特就坚持使用美元计价同中国达成巨额能源出口交易，人民币结算暂时遇到阻力。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早已是千疮百孔，但对大多数国家而言，除了保持现状，他们没有选择。
人民币通过Swift系统的国际支付比例正逐步上升，但成为与中国全球经济地位匹配的国际货币，仍然任重道远
其二，中国特色的货币全球体系的建立面临挑战。中国一直在探索自己人民币国际化道路。当前形势下，中国经济受到疫情长达三年的干扰，外贸优势出现下降，经济面呈现新调整；另外，人民币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保持了基本稳定，但中国国内金融体制改革依然处于攻坚阶段，与国外金融市场对接仍然存在诸多障碍。中国如何在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建立中国特色的货币全球体系，仍面临考验。
其三，实现区域性人民币国际化的可持续性。在理论上，人民币的国际化会优先发生于中国周边以及“一带一路”国家，但是由于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所以力图塑造联盟来推动人民币使用就显得困难，这就需要中国发挥好政治说服、积极提供公共产品，通过各种经济和首脑外交、发挥国家自主性、加强国际政治领导力建设，以此获得他国对中国货币的政治信任和选择。
美国是一个奉现实主义为圭臬的国家，美元是霸权的重要象征，维护美元地位就等于维护霸权。人民币的国际化的加速意味着“去美元化”又多了一个选项，当然人民币的各类国际化现象均在美国政府的密切观察和评估之下，中美在这一方向是综合系统的博弈。
当前情势下，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推动数字货币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拓展人民币在对外贸易投资中的作用、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持续深化央行货币金融合作、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等。
在这些手段之外，中国还须要时实评估美国可能的反应和反制，通过观察美国政府立法和政策信号，及时调整己方安排。如果出现有利人民币国际化的机会窗口，则加速推动争取新的“量变”，最终实现建立匹配中国国家实力和利益的人民币全球供需结算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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