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昭祥与龙江船厂

▓ 王世清 李吉华

编者按：南京正在以龙江船厂遗址、渤泥国王墓、郑和墓和洪保墓等4个申遗点参加海上丝绸之路的申遗。龙江船厂遗址是目前确定的海上丝绸之路31处申遗地点中唯一的一处造船厂遗址。

本文作者王世清，是当代著名收藏家，微信公众号《今古行吟》和今日头条《彩色港》在今年年3月先后发表了《王世清的收藏人生》一文，对他进行了介绍。作为龙江船厂遗址的发现者，他在对龙江船厂及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中，又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李昭祥。为此，他多方寻找李昭祥的后人，并与其后人李吉华合作，共同撰写了这篇具有重要价值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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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文物局对海上丝绸之路南京史迹申遗的总体部署，龙江船厂遗址设立南京片区海上丝绸之路展示分中心，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官方贸易”为主题，展示中国古代造船技术成就与相关出土文物以及郑和下西洋相关内容。其他3个申遗点渤泥国王墓、郑和墓和洪保墓地也将设立现场展示馆。

提起龙江船厂就不能不提及一个人，他就是李昭祥。

一、李昭祥其人

李昭祥，字元韬，号南湄，出生于松江府上海县，一门五进士、十二举人、有云间望族之称（云间，松江别称）。其始祖名李邃，湖北荆州人，宋端平末为浙西漕运司丞，1236年任期届满正打算返回荆州，时值襄阳北军主将王旻发动叛乱，期返乡之路遇阻。于是，李邃举家定居黄埔江南岸的冈身地带竹冈里。现属上海市奉贤区西渡街道李家角。据现保存在上海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的《竹冈李氏族谱》记载，李昭祥是竹冈李氏十世祖。明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农历七月十一生，明隆庆六年（1572年）八月初一卒。

另据李氏族谱记载，李昭祥的祖母是时任江西南安府知府张弼的女儿，张弼，成化二年进士，为书法名家，人称“吴中草圣”。相传，张弼初次见到李昭祥的曾祖父时就觉得，这个人虽然是北方人的面相，但有南方人的精神，他的子孙必定繁荣昌盛。因此，张弼将大女儿嫁给了他的爷爷李观。他的父亲李序曾任荆州府典膳，大伯后为其养父李塾曾担任福建延平府沙县主簿，后任首辅的徐阶是养父的同乡好友和同事，礼部尚书陆树声也是他本人的好友。李昭祥后来的成长中想必受到过很多的影响。据李昭祥大传，李昭祥从小深受祖辈的喜爱，聪明颖悟，知书达理，文才突出。20岁为上海县生员，25岁应天府乡试就登第举人。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春，会试三甲中，李昭祥获第三十名，二甲进士中有张居正等名士。不久李昭祥出任浙江兰溪县知县。这里地处交通要道，当地豪强恶霸与奸诈小吏相勾结，作奸犯科，导致劳役和赋稅种类繁多，使百姓疲于奔命。李昭祥上任后，悉心了解民情，细审明察，即令减省民力，并重新核定劳役和赋税。当地人发生纠纷，李昭祥以道义开导，严禁牵连他人甚至全家。查访出狡猾者，也讲明道理，促使悔过自新。原先当地生下女婴弃养很严重，他严格加以禁止，命令凡生育三个女儿的家人，可免赋税。在李昭祥任兰溪县知县的三年中，当地女婴成活数百上千，传为佳话。

在嘉靖三十年也就是1551年，李昭祥升任南京工部主事，入驻位于南京龙江关附近的龙江船厂，专理船政。

这期间，日本倭寇大肆骚扰我国沿海地区，而江浙沿海地区影响最为严重。明政府为抵御倭寇，特在沿海设总督大臣，并征招善战的僧兵和广西狼兵，还有地方民兵和官兵一起作战。当时的总督大人是福建人张经，号半洲，1554年当时倭寇二万多人盘踞在浙江乍浦、奉贤柘林、川沙堡，且人数越聚越多，张总督每日选将练兵。按时间推算李昭祥刚写好那本流传至今的《龙江船厂志》，就在这时已升任南京任工部郎中的他向张总督呈上了《论海寇书》建言献策，阐述了他的真知灼见。文章在明崇祯版《松江府志》卷之四十九，兵灾一章中有记载。全文大约二千多字，从分析往年海上战事的失策，就是如今的明镜与教训开始说起。先引用兵法：圣明的君王贤能的将领发兵能战胜敌人的原因是先知。所谓先知，就是先获取对方的情况。强调了信息情报工作对打胜仗的重要性，接着指出南京作为留都地位的重要，却闭门束手，坐等各府县快报的送达，使贼寇有时间用假的捷报迷惑我军并使我军延迟发兵。这是让天下人知道都觉得很可笑的事情。另外从排兵布阵上提出了一些看法，要预先布阵以逸待劳，并且公布重赏提供情报的人。认为赏罚分明那么将领的威望就高。又说将领成为有威望者的原因是军中有号令，士兵因为畏惧将领胜过敌人，这样的军队就能打胜仗。接着对一年多以来海上用兵得失分析，文武大臣们不作为的根本原因是对打了败仗的将领没有施以惩罚性手段。到如今贼势猖獗，杀的人堆的像小山一样高，离城门都不敢开了。并指出大臣们担负着国家的重托，当以建功立业安邦定国为首要任务，怎么能为了一己之荣辱作打算，而因循守旧一味观望呢？应该赶快选拔能人分担此事，要不拘一格降人才，有奇谋诡计的，礼节简陋或有丑陋行为的都可以采用。滨海一带的渔民，百姓胆大气粗，每人给他一根棍棒都可以用来抗拒倭寇，这些人应该好好利用他们。而不是反过来让倭寇所利用，也是贼寇一天比一天多的原因之所在。又引用兵法：不和于阵不可以战，不和与战不可以胜。讲到征调的客军由于来自福建和浙江、广西，互不相识语言不通，看到好处容易争夺，遇到敌人容易溃败，就是所谓的乌合之众。前进没有重赏后退没有惩罚，军情紧急时怎么可能互相支援。在文章中举例说明了失败的二个案例，说明不和是不可能打胜仗的。

另外李昭祥还从加强沿海原来城堡建设以及要用好海巡船和战船的重要性说起，认为原来的旧堡要加以修缮，据松江府志记载明代上海地区沿海设有金山卫，柘林堡、南汇堡、和川沙堡等海防要寨，这些地方是陆上抗倭的第一线，因此有着很重要的战略地位。可以加强瞭望，对敌情有更正确的了解。因为贼寇都是从海乘尖底船上来的，他们在船上时间大概在十几天，盘腿而座，难以走路，所以他们的腿脚比较软就不利于海上作战。但一旦他们一上了陆地以后，就凭着狡猾凶悍的本性，就不容易与之抗衡了。所以贼寇到来时就应派勇敢者驾船到外洋去抗拒，那么我们的优势就会很明显了。胆小一点的就让他们进入城堡抵抗守卫。一人学习作战教会十人，一千人学习教会一万人。一年之后，沿海都是精锐士兵了。在文中李昭祥还推荐宁绍参将俞大猷，说他一向熟悉海上作战，让他来统兵并调动福清、温州、台州的水兵过来，来往巡逻与近洋海面，随机应变，不让贼寇登陆，可保抗敌成功。这样先到的贼寇就失去了后援就会胆战心惊，等于切断了他们的退路了。通篇文字有理有据体现了李昭祥忧国忧民、为国分忧的爱国抗敌情怀，也可见他军事上的雄才大略。

二、《龙江船厂志》其书

《龙江船厂志》是明代李昭祥所著的一部船厂志，记载有明代著名造船基地南京龙江船厂的历史资料。他在该书中记录有许多有关龙江船厂的资料，共8卷，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成书。嘉靖三十年（1551）李昭祥任工部主事，驻龙江船厂，专理船政。因船厂管理混乱，岁无定法，遂以两年时间撰成该书。书分训典、舟楫、官司、建置、敛财、孚革、考衷、文献8志，一志一卷。内附各种船图26幅。为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作者博考载籍，严谨选材，故资料翔实，富有实用价值，是记述明代造船史和官营手工业管理史的重要文献，对研究郑和宝船具有重要价值。

数百年来藏在深闺人未识。据有关资料报道，文史学者管劲丞称，1946年“经省立图书馆王佩诤先生之介绍，得见梁溪余氏所藏《龙江船厂志》孤本……于船厂的掌故，记载极详备，可说是专家著作”。郑振铎先生是著名文化人，教授、出版家，抗日战争期间滞留上海，曾发起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保护了大批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影印出版了许多古籍。《龙江船厂志》遂被辑入《玄览堂丛书》续集，由前国立中央图书馆于1947年影印出版。

上世纪80年代初，郑和下西洋研究热潮再度兴起，《龙江船厂志》又受到学术界的关注。1984年，时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的邱树森，是江苏省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委会成员兼学术组负责人。他有意物色适当人选点校此书，并经江苏古籍出版社认可，纳入《江苏地方文献丛书》出版。后由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的王亮功研究员点校此书。江苏省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通报了点校《龙江船厂志》一事，并称将其作为对明年全国纪念大会的献礼之一。与会学者包括洪长倬等老先生都很兴奋，期盼早日见书。

当时据报道由于底本质量很差，字迹模糊不清者约占全书五分之一，字形严重缺损无法辩认者在5000字以上，又无他本可互校，点校十分困难。往往只能凭影印本上留下的些微痕迹，根据其“横、竖、撇、点、折”所处的部位，用放大镜反复观察、猜测，再结合上下前后文意，进行自校、意校。同时参考《明史》、《南船记》等相关资料，进行他校。常常因为几个字要化费整天时间。至于因刊刻或笔误而造成的形似而词意不通、数字计算错误者，则一一加以改正。最后除10余字外，均予校改、填补完整，基本恢复了原貌。为便于制版，又按出版社要求，对26幅附图依原图重新描绘，经过半年努力，终于按时完稿。

1985年1月，出版社交当时专印繁体字的江都县印刷厂排版，又因冷僻字多，颇费时日。直到1987年初完成三校。出了清样，并见诸于同年10月《江苏版新书目》，开始征订。原定1988年4月出书，后因订数不足等原因，未能按时开印。其间，南京郑和研究会的孔令仁、仲跻荣等和王亮功几次催问，答复是：书肯定要出，只是时间问题。

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转眼又十年过去了，1998年秋后事情有了转机，原该丛书主编薛正兴等已奉调回社并主持工作，才重新抓起此事。1999年3月，《龙江船厂志》点校本终于出版问世。从交稿发排到出书，几经周折，历时整整15年。

《龙江船厂志》点校本的出版，虽然姗姗来迟，但对热心郑和研究，期盼此书已久的学者来说，仍不失为一件好事，得到有关学术界的欢迎和肯定。由于原影印本流布不广，能直接阅读此书者，有时又根据个人的理解和观点，按其所需，摘其所要，所引文句，有时也不够完整、准确；未能直接阅读此书者，又难窥其全貌，往往只能辗转引用有限的文句，甚至以讹传讹，造成误导。

许多学者在读过点校本后，感到比较轻松。文字也流畅，并不艰涩难读，对准确理解文意很有帮助。史学、造船、航海等方面的学者，均认为可资参考，并据此以解决困惑，澄清问题。正如有位学者所称：“《龙江船厂志》点校本的问世，不仅能使我们对这部向往已久的专著有全面的了解，还可以对过去所引用的图文中的错误也有据可依地改正过来”

明代初年，江苏的太仓、靖江、仪征，山东的临清、登州，广东的广州、潮州，福建的漳州、泉州、福州，浙江的明州，等等，都设有大小不等的船舶修造厂。而工部所属的南京龙江船厂，则是建立最早、规模最大、专造大型船舶的皇家船厂。郑和下西洋初期使用的海船，主要是这个厂制造的。但嘉靖三十年1551年，在李昭祥由浙江兰溪知县升任龙江船厂工部主事督理船政时，因嘉靖二十八年的一场大火，龙江船厂的面貌已破旧不堪，他到任后他首先抓工部分司的重建。在负责置办和监督建造漕运船、战船中，他发现因造船工匠生活贫困，偷工减料问题严重，就与提举司商议，决定将附近闲置的田地分给贫困工匠经营，以解决生计问题，确保了所造船只的质量。李昭祥在实践中积累了船厂的丰富管理经验并希望后来者能够发扬光大。考虑到没有这方面的专志，精心构思并用两年多时间写成这本有意义的船厂志，写好后他请1537年应天府（即南京）中举时的老师欧阳衢作序。

纵贯全书，实用性和资料性都很强。而且附有大量图表，仅船的图式就多达二十六帧。对厂区规模有这样的描述，“洪武初，即都城西北隅空地，开厂造船。其地东抵城壕，西抵秦淮街军民塘地，西北抵义凤门第一厢民住廊房基地，南抵留守右卫军营基地，北抵南京兵部苜蓿地及彭城伯张田。”占地约820亩，五十四万平方米。厂内除龙江提举司、帮工指挥厅等管理机构外，还有细木作、艌作、铁作、蓬作、油漆作、索作等七个作坊。仅其中制作船蓬的蓬厂，就有房屋十幢，共六十间。由此可见当年规模的宏大。工匠有四百多户，都是从浙江、江西、湖广、福建以及今江苏、安徽的沿江地区征调来的能工巧匠。编为四厢：一厢出船木、梭、橹、索匠；两厢出船木、铁、缆匠；三厢出艌匠；四厢出棕蓬匠。每厢分为十甲，每甲管十户。组织严密，分工很细。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再版时王亮功作序的评价认为，“龙江船厂作为明初规模最大，最能反映当时造船业发展水平的骨干船厂，对我国古代的航运事业和国防建设作出过一定贡献，因此有着不可低估的历史地位。有关龙江船厂的情况，李昭祥《龙江船厂志》是现存唯一的史料。对研究龙江船厂的生产能力、工艺、技术，以及官办工业的管理体制、管理思想、管理制度等方面，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并认为，“作为一部专志，开创了我国古代记述造船工业专志的先河，是我国志书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

李昭祥《龙江船厂志》这本书有三个的特点 ，一是经世致用的目的性很很明确。在二十六幅图式中，先是介绍船的基本结构名称。再从预备大黄船开始分别介绍、大黄船、小黄船、肆百料战座船、贰百料战船、壹百伍拾料战船、壹百料战船、叁板船、浮桥船、肆佰料巡做船、贰佰料壹颗印巡船、贰佰料巡沙船、九江式哨船、安庆式哨船、轻浅利便船、金水河渔船、后湖一号楼船、后湖二号楼船、后湖平船、抽分座船、快船、蜈蜙船（已废）、四桅海船（已废）。二是体例上有创新。没有因袭一般志书的俗套，而是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自成体系，繁简得中，而又能“纲目有属，先后有伦”。三是在指导思想上破除了“有美无刺，隐恶杨善”的劣习。最突出的是专立了《孚革志》一卷，揭露船厂生产管理方面的弊端三十条。有些是针对工匠小民的，但也不乏一针见血、切中要害。

由于明中期朝廷渐渐不重视海运业的发展和海防建设，甚至进行了海禁的错误政策。也招致了嘉靖年间江南沿海地区严重的倭患。李昭祥在《龙江船厂志》一书中例举了明代当时的几种主要的战巡船，他说到：“有警用战，无事用巡，二船不可缺也。”从书中让我们也可了解明代中晚期主要战巡船的类型。以下为书中主要的战船和巡船的数据：

四百料战船、船面自头至稍，捌丈玖尺伍寸，船底自头至无板处陆丈五寸，按现在的单位算就是长约30米船底以上算高达21米，“大而雄，坚而利，用之驱浪乘风，驾旋转之威，鼓扶摇之势，不战而先夺人之心者。”

还有贰佰料战船长22.6米高14米、壹佰伍拾料战船长18.3米高14米、壹佰料战船长16.4米高11.4米。

李昭祥在对战船总结词中说到：“方今倾府库以营战舰，岁费不下万计，大小毕具，迟速并宜，诚足以杨武烈、固江防矣。”

三板船即划船（长13米高11.5米），所容不过十余人耳，盖战船之极小而最捷者也，游艇飞舸，往来神速，善阵者所不废也。因变设奇，投机制胜。浮桥船，船面自头致稍，陆丈贰尺长20.6米“有志于江防者，当知斯船之不可忽也”。

四百料巡座船，船面自头至稍，捌丈捌尺29.3米，船底自头至无板处，陆丈贰尺20.6米。

贰百料巡沙船，船面自头至稍，陆丈壹尺。20.3米，船底自头至无板处肆丈13.3米。沙船主要用在上海沿海地区。书中提到三沙在崇明界，浮居海中。其人以鱼盐稼穑，以舟楫为舆马。时入江洋为盗，巡军莫制。巡船而曰沙者，非仿其制度，以夷攻夷之意。他还认为“匈奴之长不在马而在善驭。沙人之长不在船在善操。”赞同巡军操船也应该仿效沙船的做法提高抵御的能力。还讲到由于沿江沿海时常有戒，商旅不敢出去做生意，担心抵御外敌的国门不可长也，希望担任巡逻军中的领导者应该重视这方面的工作。

还有就是九江式哨船和安庆式哨船大小差不多，长在12米左右。九江式稍大些。主要起警戒任务，按现在的讲法起预警收集信息之用。

书中最后一种军中之船为轻浅利便船，船面自头至稍，五丈陆尺长约18.6米，船底自头至无板处，叁丈陆尺陆寸约12米。大小比较适中的军船，既可以用作战船有可以用作巡船，李昭祥认为哨船在远处警戒，划船在前突进，这样的情形那有不能取胜的呢。

以上罗列的战巡船及哨船和快船等军中之船达11种样式之多，可见当时明帝国的军中船队规模和种类还是比较齐全的。但就是这样一个帝国在面对倭寇时好像有点束手无策的感觉。

三、龙江船厂其事

龙江船厂在官方文书上的正式名称是“龙江提举司”。龙江船厂始建于明洪武初年，本是专为打造战船而设，直属工部，由都水司具体管辖。位于都城(今南京市)西北隅，厂区面积约700余亩，总人数在千人以上。

龙江船厂自开厂起，即由工部都水司管辖。船厂的直接管理机构原为提举司，设提举、副提举、典史等官员，负责造船事务。因此在文献中，常以提举司代称龙江船厂。最初的管理机构是提举司(设提举一员，正八品；副提举二员，正九品；典史一员，未入流。另有司吏二名，一管工匠科，一管物料科)，具体负责造船事务。另有帮工指挥厅(设千户、百户各一员，由兵部考选，受中军都督府和操江都御史领导)，负责指挥驾船军士在厂从事搬运等辅助性劳动。后因提举官小品秩低，难负重任，为加强领导，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设立工部分司，派出主事(正六品)一名驻扎船厂，专事督造。

不过明政府为了加强管理，让工部另行委派一名员外郎或者主事级官员，监督该厂造船。成化初年，在龙江船厂内建成工部分司。正德十三年以前，分司的主管由工部临时指派，责职并不固定，往往以它职兼任；正德十三年后，工部会同吏部从工部主事级官员中专门挑选一人，称为注选主事，长驻厂内，专理船务。由此，工部分司不仅是南京工部管理船政的最高部门，而且成为龙江船厂的实际管理机构，提举司成为它的下属。

《龙江船厂志》序曰：“洪武初年，即于龙江关设厂造船。”在此地设厂造船并非随意而定，元代在此就设有“都船厂”。据元《至正金陵新志》卷一《地理图考•上元县图考》载：“卢龙山、马鞍山，县西北，二山间（秦凿为二），有都船场、圣妃庙，至今沟内石骨相连。” 元代都船厂与明代龙江船厂的厂址几乎完全重迭，说明龙江船厂创建时很可能利用了元代船厂的基础设施。这一点，从2015年南京下关工地出土的遗物也得到了验证，工地上出土元代木锚铁帽，龙纹青花香薰，大元通宝钱币，铁权，洪武通宝钱，洪武铁权等等。

龙江船厂在南京各个官办船厂中建立年代最早，基础最为雄厚、经验也最为丰富。更为重要的是，工部船政的主管部门——工部分司设置在该厂之内。因此该厂在南京各个船厂中居于龙头的地位，其它各个船厂即使不属于工部管辖，在涉及船只修造、船厂管理等事务时大都需要得到该厂不同程度的协助。

龙江船厂不仅参与其它各个船厂的事务，非船政部门的工作也会要求该厂派人参与。在《厂志》卷三“宝船厂匠”条前后，李昭祥详细列举了多项其它部门要求龙江船厂协助的任务：“内官监匠三十八名。先年，该监因造上供器皿，移文本部，取拨造船匠充役，工完发回，后因工作增多，陪数添取，遂为定例。”“御马监匠四名。洪武中，移文取拨船匠，油艌马槽、料桶。”“丁字库匠三名。永乐中，移文取拨船匠，油艌板柜、装盛各处市舶司所进鱼油。”“酒醋面局匠三名。洪熙元年，该局奏准，行取艌匠作酒榨、饭槽等器。”“后湖水夫三十七名。永乐中该湖奏淮，取拨匠丁三十七名，驾船过湖。”由此可见，龙江船厂向包括宝船厂在内其它官营工厂和机构拨派匠丁，是当时常用的办法，是由龙江船厂独特的地位所决定的。而且这种派拨机制一旦形成惯例，往往长年沿袭不改。考虑到宝船厂宝库的重要性，永乐年间命龙江船厂选派匠丁，与宝船厂人员会同看守是完全可能的。宝库后来虽然荒废，但是这条惯例仍然沿袭了下来。

工匠有400余户，都是从浙江、江西、湖广、福建以及今江苏、安徽、上海沿江地方选调而来的能工巧匠。他们子承父业，世代相传。编为四厢：一厢为船木、梭橹、索匠；二厢为船木、铁、缆匠；三厢为艌匠；四厢为棕蓬匠。每厢分十甲，一甲为十户。厂区内设有细木、油漆、艌铁、篷、索、缆等7个厂(后称作坊)。仅其中打造海船风蓬的蓬厂，就有房屋60间，由此可见当年建筑规模的宏大。后因“承平日久”，海运等大船渐次裁减，乃至停革，规模缩小。至嘉靖年间只造400料以下的黄船、战船等5种类型、29个不同规格的中小型船舶。龙江船厂是明朝建立最早、规模巨大，组织机构健全、分工细密、造船技术精湛，直属工部的正规大厂，曾有过昔日的辉煌，对当时的郑和下西洋，江防、海运都作出过贡献。

关于龙江船厂的地理方位，明嘉庆年间李昭祥撰写了一部《龙江船厂志》，书中对龙江船厂的方位有明确的记载。“洪武初，即都城西北隅空地，开厂造船，其地东抵城濠，西抵秦淮卫军民塘地，西北抵仪风门第一厢民住官廊基地（宽一百三十八丈），南抵留守右卫军营基地，北抵南京兵部苜宿地及彭城张田（深三百五十四丈）。”

《龙江船厂志》文中具体描述几个方位，从现在看来是比较明确的有：一是“东抵城濠”，二是“西北抵仪风门第一厢民住官廊基地”。这里描述两个实位，600多年来其名称、方位没有大变动。所说“城濠”即护城河，若把它与仪凤门连在一起，大体上可以认为船厂遗址应在挹江门及仪凤门外。船志说船厂宽138丈，那么从上述护城河向西138丈（按明代每尺31.1公分计算为429米）处应是船厂的西界，经实际测量这里正是现在郑和中路高架（即原惠民桥东岸一线）。再看船厂的北界，从“西北抵仪风门第一厢”，而仪凤门第一厢应在今天仪凤门外向西到建宁路一线是其北界。根据船厂深354丈（合1180米）那么由此向南1180米，即船厂的南界，应即所谓“留守右卫军营基地”,根据这个四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热河路和热河南路为中轴，东靠绣球公园护城河，西到郑和中路（原惠民河东岸），南至姜圩路，新兴路一线，北至建宁路，上述区域即为李昭祥在《龙江船厂志》中所记载明代龙江船厂厂址范围。

南京下关长江国际航运中心及大拇指等工地北邻建宁路，南至中山北路，西到郑和中路高架桥（原惠民河），东靠热河路。工地长约500米，宽约200米，西边紧临原惠民河东岸。基坑向下挖二层（10米），局部三层（12米）。从2014年 6月工地基坑开挖6米以下时，陆续出土了木、铁、铜、石、砖、棕、陶瓷等各类遗物，主要为船用构件、各种工具和用具、造船设施、兵器等。

第一类是船用构件。主要指船上所用的各类构件。各种形状的船板，有的船板是由多块板材拼接而成。有的除了穿钉以外，接缝还用灰白色油泥加麻丝抹缝。另外，还发现了舵杆，四爪铁锚。

第二类是造船时使用的各种工具和用具。包括铁制的斧、凿、锯、钻、锥、刀等铁工具；长钉、短钉、钯钉、枣核钉等各式铁钉，石制的锤等木工具以及用于填补船缝的油灰。

遗址出土了一根类似卡尺的物件，上方有刻度。如这物件是把卡尺，则为解明代度量制度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棕绳，直径从0.5厘米至5厘米不等，最粗有9股编成，坚固而致密。

遗址出土了青、白、青花瓷碗、盏、杯、碟等器具。有些底带有造船工人姓氏的墨书痕迹，应为当时造船工人所使用的日常器皿。特别的是这里出士了元代青花香薰和香炉，另有半块瓷片上写有“静X禅堂”字样，完整应为“静海禅堂”，是明代静海寺的遗物。另外，还出土了不少明瓦、琉璃瓦、韩瓶等。

第三类是造船设施构件。主要是各种木桩、木柱和木板。

第四类是兵器。这次遗址出出土了数量和品种众多的各类兵器，主要有各种类型的矛、刀、剑、火铳、震天雷、铁头盔、盔甲片、炮弹（石弹）、箭头等。

大量船用构件、各种造船工具和生活用品、造船设施、兵器等出土，进一步证明这儿就是属于龙江船厂遗址范围。

30多年来，在郑和下西洋的学术研究和讨论中，就龙江船厂与宝船厂的关系问题观点不一，归结起来主要有二种观点，一是龙江船厂与宝船厂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船厂，二者没有传承关系。二是龙江船厂与宝船厂总厂与分厂的关系，后者是前者的一部分。很多人将龙江船厂和宝船厂混为一谈，其实它们是两座独立的船厂。据史料记载，宝船厂设立于永乐三年，生产郑和船队的大型宝船。随着郑和下西洋活动的停止，宝船厂渐渐被废弃。其历史地点，就是现在的宝船厂遗址公园，园内还保留着三座当年的作塘（造船用的船坞）。而龙江船厂则始于南宋，其地理位置如前所述，也生产过部分郑和下西洋所用船只。根据地图分析，这两座船厂之间相隔一定距离。诚然，宝船厂(即官书所称的海船厂)，位于南京三汊河以南的中保村一带，西临夹江，河渠港塘交织。作塘遗迹尚存，规制整齐，气势恢宏，历历在目。

2003年8月至2004年7月，南京市博物馆对宝船厂遗址中六作塘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出土珍贵文物1000余件。本次考据发掘虽然未对整个船厂范围进行全部的发掘清理，但从第六作塘已经给了人们非常重要的信息，宝船厂是明成祖朱棣为郑和下西洋的需要而创立的一所大型官营船厂。作为郑和宝船最重要的建造地，该厂对于中国造船史、航海史、中外交流史的研究皆具有重要意义，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龙江船厂位于南京城西北部秦淮河的北岸，现在的建宁路至中山北路南端；而宝船厂位于城西秦淮河南岸的中保村，两厂虽相距不远，但夹河对峙。经过学界多年的努力，宝船厂的厂址、宝船厂与龙江船厂的关系等问题已经逐步得到理清，龙江船厂与宝船厂是两座不同的船厂，两者之间只有共存关系，而不存在传承关系。

上世纪80年代，学者模糊地知道长江边有明代的船厂遗址（也就是现在的宝船厂遗址公园处），但这个船厂准确的名字是什么，他们并不很清楚，就定名为“龙江宝船厂”。1985年，这片遗址被公布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时，采用了“龙江宝船厂遗址”的名字。进入21世纪后，这处遗址经过考古发掘，证明正是宝船厂遗址，后来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名称被公布为“龙江船厂遗址”，但依托三个作塘建设的遗址公园，却叫做“宝船厂遗址公园”。

关于龙江船厂与宝船厂的关系，李昭祥在厂志中有严格的区分，凡说龙江船厂的就用“我厂”，凡说宝船厂的就用“他厂”，由此可见，龙江船厂和宝船厂不可能是一个船厂的。

李昭祥在《龙江船厂志》中多次提到与海船有关的事，如“永乐五年，改造海运船249只，备使西洋诸国”。据《明太宗实录》所载，永乐间共下令建造、改造海船共24次，除一次无具体数量外，共2832艘。工部作为职能部门应该是知道且有案可查的。李昭祥何以仅取其中之一条，这说明此事与龙江船厂有关，并且是参与其事的。此外，厂内还遗留有一座当年打造海船风蓬的蓬厂，共有厂房60间。可以推断，其间具备细木、油漆、艌作、索作等，当年也应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厂。而到革罢海船已久的嘉靖间，才变成只有三五间房屋的小作坊。甚至连蓬、索、缆作都已荡然无存。

“敛财志”中又提到“后因海运等大船，渐次裁减，厂地空闲数多。正统、天顺间，附近居民侵占耕种”；“虽市舶有鱼鳔之供，而海船既罢，寻亦停革”。另附有海船图式，并注明“已废”、“尺度无考”。《龙江船厂志》中这些记载，不仅说明该厂确实建造和改造过海船，而且展现了船厂因停造海船而由盛转衰的过程。

李昭祥在《龙江船厂志》中虽多次提到与海船有关的事，但与郑和下西洋的记载却不多，有人具此认为，龙江船厂与郑和下西洋关系不大。笔者认为，李昭祥在《龙江船厂志》中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记载不多的原因是与成书的年代及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龙江船厂志》成书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距离郑和下西洋已100多年了，当时的朝廷已采取废海政策，不在主张和鼓励下西洋了，作为南京工部主事、驻扎龙江船厂专理船政的李昭祥当然不会过多提起龙江船厂与郑和下西洋之事了。

也有学者认为，龙江船厂地处秦淮河畔，其西界不抵大江，不可能建造史称44丈×18丈或37丈×15丈的宝船。诚属事实。但如果仅据《龙江船厂志》所载，当时“所造五类二十九种船舶，最大的长九丈有余”，而就认定“大船无法承造”，这值得商榷。笔者认为，龙江船厂可以也曾建造、改造过大船(海船)。《明史》卷九十一《兵志三》载：“洪武初，于都城南新江口置水兵八千。已，稍置万二千，造舟四百艘。”《明会典》卷一百六十记载：“新江口战船永乐五年额设一百三十一只，宣徳以后増至三百一十九只。”有明一代，为新江口水军修造战舰始终是龙江船厂的基本任务。嘉靖十五年，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顾璘为龙江船厂撰写的记文中指出：“置工部分司……总今提举司之政，督治江防战舰，厥务重矣。另外，根据《南船纪》和《厂志》的记载，该厂还负责修造黄船、湖船、渔船、抽分座船、海船等多种船只。

从技术力量上看，龙江船厂也具备打造海船的能力。工匠400余户，都是洪武、永乐年间从江西、福建、湖广、浙江和今安徽、江苏、上海沿江府县选调而来的“熟于造船”的技艺高手，隶籍提举司，世代以造船为业。从这一支工匠队伍的组成上可以说明，他们能打造沙船、福船、浙船、九江船等各型船舶。而且，正是为了要打造海船，才从福建、浙江等地征调来这些船匠。例如嘉靖四年(1525)，为了仿造佛朗机(葡萄牙)番船，就专门从广东调来梁亚洪等3名船匠，制造蜈蚣船。可见龙江船厂具备打造包括海船在内的各式(除巨型宝船)船舶所需要的技术力量。

龙江船厂，本来就是专为打造战船而设的大型“军工企业”，是直接为水军服务的。郑和出使西洋的头衔是正使太监总兵官，或“钦差总兵正使太监”。下西洋人员中的绝大部分，正是他以总兵官身份统率的为使团海上护航、驻泊警卫的官军。(这次这里出土了一些兵器，如火铳，震天雷等)。他们所驾乘的1500料、2000料、八橹等海船，必有一部分出自龙江船厂。否则，既有违建厂初衷，又失其存在的意义。

永乐三年七月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而同年才建宝船厂。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那么多船舶不可能是宝船厂所造。具我推断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绝大多数船舶为当年世界第一大的龙江船厂所造，龙江船厂是明代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造基地，为前期的郑和下西洋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支持，如果没有这些物质和技术上支持也就不可成就郑和下西洋的成功。

参考文献：

1， 李昭祥 《龙江船厂志》

2， 李昭祥 《论海寇书》

3， 李卓民 《竹冈李氏族谱》

4， 王亮功 《龙江船厂志》的点校出版——兼论龙江船厂址与宝船厂的关系

王世清 江苏文化促进会海洋文化专业委会副主任委员

李吉华 上海奉贤区竹冈李氏宗亲会副会长、李昭祥十二世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