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只有50多个国家拥有独立印钞的能力。
2018年8月,利比亚发生了一起离奇的现金失踪案。
政府国库中的160亿利比里亚元(约合1.04亿美元)新钞,在从境外运抵利比亚境内时,全部不翼而飞,没有留下任何提货记录。
这笔钱相当于当时利比亚GDP的5%,对于连续遭受内战和埃博拉病毒的利比亚来说,犹如五雷轰顶。
此时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国家印钞?”
然而残忍的现实是:尽管印钞关乎国家的经济命脉,但是全世界约200个国家,拥有独立印制钞票能力的只有50多个。利比亚并不在其中。
所幸中国赫然在列。
今天的尊严背后,是中国近代印钞业一百多年的沉浮往事。
“大清银行兑换券”:美国人设计,朝廷印钞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新的外币观念被引入旧中国,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印钞,便从晚清时期开始了。
1907年,度支部印刷局(今天的“北京印钞公司”)成立。
当时为了紧随国际潮流、“师夷长技”,度支部印刷局重金聘请了美国著名钢板雕刻家——海趣,来设计中国的雕刻纸钞。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张钢板凹印的“大清银行兑换劵”就出自海趣之手。此次中外合作,开创了中国印钞技术史的新时代。
海趣带领当时中国的设计师完成了中国第一套钢凹版钞票,同时也为我国培养出了第一代钢板雕刻技师。
此后的数十年间,我国印钞都是由自己独立完成的,直到1952年,第二代人民币的印制。
第二代人民币:中苏关系的“绝密内幕”
由于第一代人民币因为面额大、券别多、流通不便、防伪性差,所以我国启动了第二代人民币的印制计划。
当时我国尚不具备印制精美钞票的复杂凹版对印技术和水印技术,于是委托苏联代印第二套人民币1953年版的3元、5元券,以及1957年版的10元券。
值得一提的是,最初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里并没有3元券,是苏联提出希望中国增加面值为3元的钞票,也就是后来大家口中的“苏三币”。
为了让苏联尽快交货,中方同意了苏联的要求,用原定的10元券图案(井冈山)作为新的3元券图案。
“苏三币”也成为了我国历史上唯一的面额3元的纸币。
由于事关重大,整个代印、运输、交付过程都是秘密进行的。直到2006年,《新民晚报》才公布了当时中苏谈判过程性的解密文件。
这批代印货币的交付过程足足五年,但别国代印对于我们而言终归是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
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为了防止苏联利用他们手中的人民币印版制造“真版伪钞”,1964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收回苏联代印的这批货币,第三代人民币的设计和印制也提上日程。
周恩来总理:“人民币的印制应当自力更生”
经历了受制于苏联的第二套人民币后,我国再次踏上了自研自印货币的道路。
在后来的第三、四、五套人民币的生产中,“北京印钞公司”和“成都印钞公司”功不可没。
北京印钞公司是唯一一家全程参与了第一至五代人民币设计与印制工作的印钞企业,并且在第五代币的防伪功能研发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成都印钞公司则为了保密和安全,选择在大山中“潜伏”了28年,直到1993年才走出深山。
在印钞技术领域,我国也曾一度受到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
一个国家不能够独立制造本国的钞票,就意味着经济命脉有一半握在了别人手里。因此印钞技术也被称为是一项“不亚于原子弹的机密”。
和当年突破西方国家对原子弹的技术封锁一样,造币技术的突破,背后也是无数仁人志士夜以继日的努力。
其中最典型的人物便是有“新中国印钞技术主帅”之称的柳溥庆前辈。
柳溥庆及其所带领的团队,先后完成了第三套人民币的国有化、研制国产印钞机、“逆转擦版法”攻克世界印刷难题等多项成就,而且让我国的人民币被国际印钞界公认为“纸币精品”。
如今,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依靠别的国家来印制我们的货币,而且中国的“钞能力”正在转向为世界输出。
凭借着我们独有的先进技术、高效率、高性价比,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相继成功中标泰国、孟加拉、斯里兰卡、马来西亚等多国合作印制货币,成为这些国家货币的供应商。
据报道称,在一次尼泊尔币交付后,尼泊尔央行执行董事卡德尔坦言:“中国印制的货币质量高、价格便宜,至今已为尼央行节省下数百万美元。”
此时此刻,在这片美丽国土的某个角落,秘密印钞工厂中的印钞机,不停地发出“隆隆隆”的响声,将五颜六色的纸钞从中国工厂运往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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