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在华制造了一起严重扰乱国民党金融市场的伪造法币事件。关于这事件的内幕，在冈田酋次（曾任汪伪政府经济、军事顾问）所著的《日中战争内幕记》一书中，有详细披露。其具体过程，整理如下：早在抗战爆发前的1936 年，在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从事中国经济研究的佐藤末次大佐，在研究中“对于伪造和使用敌国纸币作为捣乱敌国的办法很有兴趣，曾研究过实行的步骤”。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接替佐藤研究工作的山本宪三主计大尉草拟了一个伪造法币并准备在中国实施的方案。可见，伪造法币是日军蓄谋已久的一个侵华行动。
冈田酋次在书中追忆说，卢沟桥事变后，随着日军占领地区的扩大，“华中金融市场旧法币还在流通，日本派遣军另发行了军票作为支付手段。日军不但要以军票在占领区来满足所需的军需要求，而且还有日本国内工业也要求从华中方面提供中国特产物资。但有些物资必须从军票流通区域以外取得，而这种物资价款支付所需的外币和旧法币却不易得到。于是山本大尉以过去研究为基础，起草了发行伪法币在华中试行的方案，得到了上司的批准”。
这一伪造方案，是以国民党政府所发行的法币，即中央、中国、交通及农民四家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为对象，首先对使用的纸币和印刷的技术作了研究，计划以这一伪纸币取得战略物资。山本的这一方案通过参谋本部中国课向陆军省军事课的岩畔豪雄大佐提了出来。陆军省的军事研究所进行了研究，认为山本的方案可行。
岩畔邀山本认真地进行了商谈，要山本专心致志地从事这项工作，山本表示：“我一定要专心地干下去！”1939 年7 月，山本调任第九陆军科学研究所课长，专心配合这一课题的研究。山本原来是军需部的一个军需官，对于造纸、印刷等技术并不精通。为了实施伪造法币方案，他深入私人造纸公司，进行纸币用纸的研究，又通过军方把国民党四家银行发行的各种面值的法币搜集起来，做了种种分析。但是，在分析研究中，对于在纸币的用纸上进行水印的技术，无法解决，这给伪造法币的工作带来了困难。
众所周知，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始于1935 年在英国的帮助下进行的，当时批准只有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有发行法币之权。鉴于中国印刷技术的落后，四大银行发行的法币，是由英国的伍德罗、托马斯两家印刷公司和美国的钞票印刷公司代为承印的，印刷技术是世界第一流的。日本要伪造这样的货币，在印刷技术上无疑是困难的。
为了研制伪法币，日军只得先秘密进行试制。在大藏省印刷局技术人员的支援下，从私人印刷公司借到机器，试印5 元和10 元面值的法币。但伪造的试制品和英、美印刷的正式流通的法币相比较，英国的水印技术难以达到，美国印刷方面的某些特点也望尘莫及。除此之外，纸币的番号和记号也是非常麻烦的，既然是伪造，在流通中当然会产生记号和番号相同的票面。为了防止伪造马迹的破漏，还必须有特殊的技巧手段。后来又从捆包方法、包装用纸、捆扎线带等等细节末节上，按发行银行分别加以研究。此外，对钱庄在货币流通中自然产生的新纸币和半旧纸币的混杂规律也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伪造工作还必须在极端秘密中进行，印制工厂要设在严密隔离的房子内。
这种伪造试制工作从1939 年至1941 年经历了两个多年头，才刚刚有了一些眉目。正当日军为伪造法币煞费苦心的时候，德国潜艇在太平洋上缴获的美国军舰上发现了大量未印好的中国法币，面额高达10 多亿元。这一发现，无疑对日方伪造法币工作是一个鼓舞。它不仅给日方带来了经济上的效益，而且为以后伪造技术提高也带来很大的帮助。后来日方花钱从德国手中买进了这批法币。
1941 年12 月，日军侵占了香港之后，获得了设在香港印刷法币的工厂设备，没收了大量10 元面值的法币半成品以及印制原版，还查获了载有纸币记号、番号的记录资料。这些印刷设备和资料的取得，给日方伪造法币提供了极大的帮助。随着太平洋战争的不断发展，日军在占领了缅甸之时，又在仰光的一家印刷工厂中发现了大量半成品的中国法币。这些由英国代为印制的法币是准备通过滇缅公路运往重庆去的。
当日军南进占领了爪哇之后，接收了当地的造纸厂、又取得了很高明的水印添加技术。这样，从试制到获取半成品法币直至取得水印技术，日本军方才全部掌握了印制法币的资料以及关键技术程序，可以独立地而且很高明地伪造法币了。
印制和发行伪法币都是由日本的专门机构“松机关”掌握的。但实际业务是由以民间身份出现的坂田诚盛主持的。坂田的工作又得到了在华从事特务工作的里见甫以及海军方面从事重庆工作的儿玉誉士夫等人的积极支持和配合。坂田还和杜月笙的徒弟徐采丞相结合，设立了和重庆国民党政府方面交流物资的“民生”、“裕生”两家商业公司。后来通过楠木实隆的联系，
该公司又拉宁波方面的盐业代表、长崎医科大学出身的黄医师等人参加本公司的工作。他们在各地新设了钱庄，采取诡秘的手段使伪法币得以流通。坂田及其公司从中获得了很大好处。如陆军货物厂保管的未印好的法币，是按票面价格的70％交给坂田和下属公司的，只要再加盖总裁（蒋介石）印章即可送出去流通，转手之间就可获取伪法币30％的票面价值。
伪法币的流通是通过物资交易形式进行的。重庆国民党方面为了从日军占领区取得物资，也曾设立了一个庞大的“通济隆”商业机关，孔祥熙、顾祝同、戴笠等国民党首要都参与其事，杜月签被推为董事。这样，在日方机关中有杜月笙的徒弟徐采丞，而在重庆方面的机构中又有徐的“老头子”杜月笙暗中沟通。冈田酋次认为，这是中日交战双方演出的“猴子戏”。
关于伪法币的发行额，没有发现详细的记载，据日方披露，最低时期每月数额在200 万元左右，而且随着贸易数额的增加以及通货膨胀等因素，发行量呈逐步增加的趋势。据冈田酋次估计，1940 年重庆国民党政府法币发行额约为40 亿元，日方伪造的法币数额约占这一数额的5％左右。由于伪法币的流通，日方在国民党统治区获取了大量战略物资，加速了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引起了战时经济混乱和人民对法币的不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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