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化起源于无锡。吴文化又跳出了无锡，成为吴地区域性文化，涵盖古今的统称。按照历史发展进程，有着不同的地理内涵和不同的文化内涵，也具有不同的名称，起着不同的作用。
一、无锡是吴文化的发祥地
吴文化的开创源自“江南始祖”吴泰伯及其弟仲雍。泰伯与弟仲雍为让王位离开岐山，到吴山，最后来到长江以南、太湖之滨的无锡梅里，立国“勾吴”。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农业技术和手工业技术，使黄河流域文明与梅里土著文化相融合，推进了本地区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勾吴文化”。以后历经越、楚、齐、鲁等国频繁的交战、兼并过程，通过相互交融、整合，走向完善，形成了具有兼容并蓄的特性，又具有包孕吴越的本质。这种文化的整合，历经春秋、战国，直到六朝前期才真正完成，中华的文化中心开始南移。
无锡是吴文化发祥地。有关内容《江南始祖吴泰伯》一文已叙述，这里从略了。
二、什么是吴文化？
（一）吴文化的含义
1、吴文化一词，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吴文化，只指先秦吴国的考古文化，即从商末泰伯建“勾吴”到公元前473年夫差的吴国被越国勾践所灭，时间延续约650年。
泰伯奔吴至梅里（今无锡梅村一带），建立的勾吴国延续到春秋时期，被习惯地称为吴国。后世人就以“吴”字作为这一地区的代称或简称，也作为这一地区的文化符号。
“吴”是一个会意字，由“矢”和“口”两个构件组成。大约到东汉以后，汉字规范化，“矢”部开始改成“天”。“吴”在《说文解字》中解释成：“吴，大言也。从矢，口。”“口”表示呼喊、喊叫，“矢”系一个人在奔跑时不时回头反顾。这就是早先居住在山西、陕西一带狩猎者——吴人的原始意义。
上古“吴”字，是后世“吴”、“虞”两字的原始文字。狩猎者为诱捕猎物，往往身披兽皮，或以兽皮为衣，吴字上也加上“虍 ”字头作“虞”，故先秦以前，吴、虞两字相通，《集韵》释：“虞，古作‘吴’”，因此，吴人也可称‘虞人’”。至今在山西、陕西一带还留下许多以“吴”或“虞”命名的地名，如虞城、吴山等等。自东汉以后，吴、虞两姓始分，唐宋以来至今，更是泾渭分明。
大约在炎黄之世，随着炎黄部落的东扩，吴人也大规模东迁。到尧舜时，吴人已有许多支系迁徙到长江三角洲一带，开始与江湖大海打交道了。泰伯奔吴到梅里，也学荆蛮文身。江南之俗，“刀耕火种，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隋书·地理书》）。在吴语中，“吴”与“鱼”音义相同，挂起钩来了。在金文里，“吴”字可通作“”字，有时也写成“ ”，活脱脱的像一条鱼。《吴地志》载：“吴国亦称‘鱼国’，那时，荆蛮人‘鱼猎为生’，泰伯奔太湖之梅里以‘鱼’为‘图腾’（一说为‘蛇龙’），并建立‘吴（鱼）国’。”从此，吴人由内陆山区的虞人、猎人变为水乡泽国的渔人、农人，吴国的历史由此揭开了序幕。
吴地先民“纹身断发”、“雕题黑齿”“以像龙子”，以避水中蛟龙伤害。故考古专家张敏认为“吴国余昧墓内青铜器上的蛟龙与鸠的形象，都应为吴人图腾崇拜之孑遗，和断发文身的吴人形象一样，不仅说明了吴人曾以蛇龙和鸠作为图腾，而且也说明了春秋晚期，吴国的社会形态与原始社会仍相去未远”（《关于吴文化的几个问题》）。“鱼”为腹中之食，龙为蛇之化身，是吴人崇拜之神。
上世纪30年代中期，由吴稚晖、叶誉虎及卫聚贤三人发起，于1936年8月30日，在上海成立“吴越史地研究会”，同时陈列古物分陶器、石器及瓷器三大类，来自浙省古荡、良渚，湖州钱山漾，江苏栖霞山、金山、淹城、越城，间有山西、厦门者，供与会者观赏。参加者有京沪杭镇锡嘉等地社会要人与文化名人60余人，有于右任、王云五、郑振铎、沈钧儒、马叙伦、戴季陶、叶恭绰等。推举出蔡元培为会长，卫聚贤为总干事。同时出版《吴越文化论丛》，旨在推动吴越文化研究。卫聚贤先生发表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东南发达于西北》的著名论题，接着提出了《泰伯之封在西吴》之说，影响深远。这是中国第一个研究区域文化的学术团体，总部设在上海，江浙两省成立分会，要求各县设立支会，分别展出在江浙等地采集和挖掘到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几何印纹陶器等文物，显示江南地区的早期文明，澄清当时流行的“江浙石器时代尚无人类”之胡说，回击外国侵略者制造“中国文化外来说”的谎言。其中“著名的良渚文化是他们首次发现的，‘轰动全国耳目’，‘江南文化因此拉长了数千年……’，大胆地突破了中华古老文化黄河流域中心论的传统观念，粉碎了所谓‘江南无文化’的错误论调”（肖梦龙《吴文化研究回顾与思考》）。第一次提出了以族别命名的“吴越文化”这个新概念，这在全国区域文化研究中是领先的，居一定的历史地位，其功绩至今不可灭。但当时提出的“吴越文化”的概念，是“泛指古吴越地区的上古文化，包括新石器时代与整个青铜器时代”（董楚平《吴越文化初探》）。遗憾的是，首次掀起的吴越文化研究热潮没能持续多久，抗日战争爆发，吴越史地研究会的学术活动而辍止。
1951年，在江宁县湖熟镇首先发现一支受商周文化影响、独具特色的地域性青铜文化，定名“湖熟文化”。六十年代初，南京博物院的曾昭燏与尹焕章在《江苏古代历史上的两个问题》一文认为：江南湖熟文化分布区宁镇地区的土著居民为荆蛮，良渚文化分布区太湖流域的土著居民为越人。吴国是泰伯、仲雍南奔后同荆蛮族人共同建立起来的，这一论述为后来泰伯奔吴的“宁镇说”埋下了伏笔。
1954年6月，镇江丹徒县大港烟墩山“宜侯夨簋”等一大批青铜器、原始青瓷等重要文物的发现，“宜侯夨簋”铭文达120余字，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揭开了解放后研究吴文化的序幕。陈邦怀先生首先释读，考定为周康王时物。唐兰先生指出簋铭中的“虞”就是“吴”，作器者乃是吴君，给早期吴史提供了证据。郭沫若、陈梦家、岺仲勉、谭戒甫等著名学者均作了探讨。据此，有些学者认为湖熟文化的分布区域，宁镇及皖南地区应是吴文化的发祥地，今江宁县一带系吴国始建和发韧之地，也就有了泰伯奔吴的“宁镇说”。对此，当代著名先秦史学专家李学勤先生在为我主编的《勾吴史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一书作序中说“前些年，我有《宜侯夨簋与吴国》（《文物》1985年第7期）、《宜侯夨簋的人与地》（《传统文化研究》第2辑）两小文，说明铭文封国‘厥川三百……’与苏南一带水道纵横的地貌符合，从而推阐了唐先生的见解”。后又为我专著《泰伯遗迹志》（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作序：“推阐唐先生之说，并说簋铭地理与苏南一带地貌相合，由世系推定器主乃是柯相。”“柯相正好在康王时。因此，铭文中的虞公即武王所封的周章，父丁即周章之子熊遂。周章以下世系的可信，间接证明泰伯以来的传流绝非子虚。”笔者以为“宁镇说”缺少泰伯、仲雍时之实证，只能说是勾吴国扩大后分封之“吴君”所作。因而泰伯奔吴“宁镇说”能否成立值得探讨。
随后，宁镇地区200多处台型聚落遗址和土墩墓的考古发现，及太湖地区众多石室土墩建筑的考古发掘，均为吴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许多学术论著出台。1980年9月，江苏省博物馆学会、考古学会在宁成立，由镇江、苏州、扬州等13个文博单位联名提出“吴文化研究”是江苏特色区域文化重要学术课题。接着，先后建立了“吴文化研究组”及至“江苏省吴文化学会”，多次举办学术研讨会，出版吴文化研究论集，明确提出了“吴文化”这个先秦吴国考古学文化概念，把吴文化从“吴越文化”这个概念中分离出来，这就是狭义的吴文化概念。笔者以为：依照春秋时期诸国文化定名的惯例，称之“勾吴文化”、或称“古吴文化”、“春秋吴国文化”较为确切。
2、广义的吴文化，如著名先秦史专家李学勤先生所述：“则泛指吴地的文化，把吴国文化前后的源流以至后世吴文化的蓬勃发展都概括在内。”换句话说，是指吴地自有人类开始，直至现今的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化创造。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全国出现区域性文化研究热潮，这跟当时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密切相关。计划经济体制的冲破，为实现地区经济的自主发展，必然推动本地区的文化资源，使“文化力”转化为“生产力”。当然，其意义还很深远。吴地区域文化的研究也就成为江苏社会科学的一个热门课题，全国各地也有学者、专家参加进来，突破了以往考古学范畴，“提出了通史性的吴地大文化新课题，有学者亦简称谓之吴文化”（肖梦龙《吴文化研究浅议》）。这就把吴文化研究从内涵到形式，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那时，无锡民间学者高夑初先生等在堰桥西高山开辟吴文化公园，展示吴地文化。1991年5月又成立民办“吴学研究所”，举办研讨活动，出版专刊、丛书，第一次提出了“吴地区域性文化”的概念，他说：“我们所指的吴文化，是吴地文化，在时限上是通史范畴，上自吴地旧石器时代，……下至当代，凡属在吴地人类活动创造的文化，都包括在内。……我们暂称史前的为先吴文化，春秋时为吴国文化，以下为后吴文化”（《吴文化与吴文化公园》）。并运用前辈“经世致用”的指导思想，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即“学术走向民间，研究面对现实”，其目的是“为了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符合时代的内容，加以继承和发扬，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服务。”贯彻了毛泽东“双百”方针中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精神。这就是广义的吴文化概念。
通史性的吴文化概念的提出，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并非一帆风顺。某些学者认为“吴文化”的概念早有定论，毋须另提。他们认为吴文化之作为一种文化的历史形态，秦汉之后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让位于规模更大、层次更高的汉文化。否定和不承认秦汉以后，再有地区性文化特质和传统的存在。经过一番争论，吴文化为吴地区域性文化的概念渐明，脉搏清楚，才逐步被众多学者、专家所接受。
在此期间，无锡的吴学研究所、吴文化研究促进会，苏州大学的吴文化研究室，江苏省社科院吴文化研究中心等学术团体与专业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吴文化博览》等相关刊物问世，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各种有关资料与研究论著纷纷出版。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笔者先后发往台湾刊出有关泰伯与吴文化的文章十多篇，起到了海外吴氏宗亲来大陆寻根问祖的“桥梁”作用。出版《吴泰伯的故事》、《至德泰伯》、《泰伯与梅里》、《泰伯遗迹志》等多部书稿。无锡吴学研究所编印的《吴文化知识丛书》、《吴文化资源研究与开发》、苏州市的《苏州文化丛书》、《吴文化知识丛书》，南大王友三主编的《吴文化史丛》、江苏社科院徐采石主编的《吴文化论丛》二卷，潘力行等主编的《吴文化一万年》等著作相继出版。我们吴文化研究促进会编纂的《勾吴史集》于1998年5月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分世系、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人物、铭文、年表、附录等栏目，汇集了自《春秋》、《左传》、《史记》等先秦以来的历代古籍、地志及考古铭文有关吴国的资料，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吴国历史情况，为研究吴国史提供了许多方便。当代著名先秦史专家李学勤先生特为之作序、首肯，受到了各地很多学者的欢迎与好评。
（二）吴文化的发展序列
1、吴文化原指先秦吴国的考古文化，如今成了吴地大吴文化的通称。这样，按照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我们可将吴文化的发展序列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泰伯奔吴建“句吴”以前的史前文化，包括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荆蛮地区土著居民创造的文化。人们通常称为江南土著文化的远古时期，也可称之荆蛮文化，或称先吴文化。
这一阶段是吴文化的原创时期，始于三十万年南京汤山猿人，一万年前太湖地区发现古人类活动，即旧石器晚期的三山文化。历经约七千年新石器时代的马家浜文化，继则松泽文化、良渚文化及马桥文化。
吴地的史前文化，比之于中原地区也有个辉煌时期，马家浜文化的稻作文化名闻中外。长江中下游成为稻作文化的重要发祥地，随之有人工栽培成的籼稻与粳稻，并有一套较为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与生产工具，这就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随后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文化显示了吴地先民的卓越智慧。大量出土的装饰精致华丽的玉璧、玉琮、玉璜……及其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组织，表明吴地先民已驻立在国家文明的大门前，依据是浙江余杭反山、上海青浦福泉等良渚大墓和各地良渚中小型墓地及瑶山祭祀遗址。出土了大小不等、数量多寡、精致不一的随葬品，有陶器、玉器，包括琮、钺及其组合玉器，反映了社会阶级分化，出现了少数显贵与掌握军事、宗教与世俗政治权力者。
漫长的先吴文化时期所创造的史前文明，对华夏文明产生了很大影响，为随后而来的古吴国文化乃至整个吴地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打下了良好基础。
第二阶段：泰伯立国至夫差失国为止，约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473年，前后650年左右。这段时期称之勾吴文化（或称古吴文化、春秋吴国文化）。
泰伯奔吴，立国梅里，筑吴城、立文台、开伯渎、唱吴歌，中原文化与江南土著文化始融合，共创勾吴文化，亦称吴国文化。以后周章封吴，成为周国中央王朝的诸侯国，寿梦北上，巫臣来吴，季札出使，孙（武）伍（员）加盟，阖闾图强，夫差争霸，冶铸业的发展，农垦、畜牧、渔业的增长，古吴文化的充实、影响扩大，开启了东南文明，是为吴文化开创时期。
勾吴国从小到大，最终形成的疆域，成为后来以“吴”为名称的吴地区域。勾吴国纳入一统王朝的周国政体系统，吴地成为周国疆域之一部分，吴文化也就成了中国整块版图中的一种区域文化。
勾吴国的建立，古吴文化的形成，及之以后的发展，在中华文明与中国历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第三阶段：春秋吴国灭亡后至今。越灭吴，楚灭越，秦始皇统一中国，吴地归属国家之郡县，历史进入吴地文化时期。这段时期内吴地人民创造的物质的、精神的文化，概称后吴文化或吴中文化。这段时期长达2200多年，吴文化持续发展，从繁荣到鼎盛，走向转折。新中国成立，吴地文化进入了现代化发展新阶段。
2、吴地及吴文化的定名，取自泰伯奔江南后在今无锡梅里建立的勾吴国。泰伯建立的勾吴国，延续至春秋时期，被习惯地称为吴国。因此，后世人们就以“吴”字作为这一地区的代称，或简称，同时，也作为这一地区的文化符号。此后，太湖流域以无锡、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无论是勾吴国建立以前，还是勾吴国成立以后，都被人们习惯地称之吴地了。冠“吴”字的甚多，在文献和青铜器铭文中的叫法有：吴、勾吴、虞、夨、工吴、攻吴、工敔、工等。又如秦设吴县，三国时有吴国、亦称东吴，隋唐设吴郡、吴州，五代时钱鏐称吴越王，元末朱元墇与张士诚称吴王。地名有吴地、吴都、吴中、吴兴、吴江、吴淞口、吴塘门……文化上有吴语、吴歌、吴学、吴曲、吴俗、吴门画派、吴文化等。著名姓氏有吴姓。
鸿山越国贵族墓被发现后，报载，有人提出，仍称“吴越文化”，这就超出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卫聚贤等学者所提的“吴越文化”概念的含义，虽然“吴越二邦、同气共俗”（《越绝书·卷七》），但毕竟“同中有异”，各有自身的特点。对此，江苏学者徐采石认为：“吴文化和越文化固然在先秦时期曾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有许多共同的文化特征，但是，它们毕竟是在不同的区域中形成的，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差异越来越显著，个性特性越来越鲜明”（《吴文化研究的拓展与深入》《江海学刊》1999年第5期）。浙江学者杨成鉴指出：“吴与越由于种族血统、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的差异，以及吸收中原文化的程度不同，使吴文化和越文化各具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吴越文化的分野》《宁波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故还是分别称“越文化”、“吴文化”为好。吴文化奠定了吴地区域人群的文化底蕴，同时也培育了区域人群知识丰富、机敏、温和的性格特征，对后世影响不可限量。当然，有时把吴、越两地文化泛称为通史性的“吴越文化”也未尝不可，人们也是理解的。
也有人称之“江南文化”，这就涉及到江南的区域界定与文化特征的论定了。
3、近年，苏州学者按明清以来“昔日的冠词‘吴’字，渐为‘苏’字所取代”，“这一文化现象的出现已预示着文化序列中的‘吴地文化’正在缓慢地向‘苏州文化’过渡”为依据，提出了“从辛亥革命直至今日，在苏州市行政区域内所拥有的文化及其所呈现的、当代文化形态，就是苏州文化”这一地域性的新概念，“苏州文化即现、当代的吴文化”、“完全是取其现、当代的意识，并以之与清代（含清代）以前的‘古代’加以区别”（《吴文化读本》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3年6月第1版）。
原属吴地区域的南京，南朝时成为六国古都。元朝时期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方移民大量进入，文化面貌逐渐融入北方文化圈，称之“六朝文化”或“金陵文化”。原属吴地的扬州及镇江部分地区，也逐渐融入淮扬文化。上海也属吴地，早有“海派文化”之说。地处东海之滨、长江出口处的上海，很早对外通商，接受西方科技文化，自有他的新特点。无锡不落后，成近代民族工商业发祥地，有“小上海”之称。上世纪70年代成为乡镇企业发祥地，传统文化融进海外文化自有新的特色，无锡及至其它地区，近代以来，有没有其它新的独特的文化现象发生，要不要提出新的文化地域名称，那是各地自行考虑、研究、商定的事了。
（三）吴文化的基本特征
1、对各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及其特有的开放性，应是吴文化的本质特征。
吴文化的发源地处在蛮、越、夷诸族的交界地带，东临大海，各族之间的往来交流早已养成了善于吸收、融合的开放性格。泰伯奔吴，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主要是吸收中原的先进文化，促进了江南经济的新发展，对海外主要是传播。六朝时期，对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贸易大为增加，唐代对外交往更加频繁。吴地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为发展世界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明代中叶开始，地处东南沿海的吴地逐渐变为愈来愈多地吸收海外文化。吴文化接受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消化融合，并向中原传播。吴地经济赶上并超过了中原及其它地区。
民国初期民族资本主义大发展，无锡、南通等地成为民族工业的重要发祥地，学习西方，吴地文化开始转型，因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再次中断。以上说明，吴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在起伏中渐进的，显示了吴地文化兼收并蓄及其特有的开放性的本质特征。
2、按照生产力标准，可以作为吴文化代表性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三：
一是稻作文化。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吴地，河网稠密，湖荡众多，雨量充沛，气候湿润，是我国著名的水乡，适合农业的发展，种植水稻的历史十分悠久。据考古发掘证实，在距今六、七千年属河姆渡文化类型的浙江桐乡罗家角，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最早栽培水稻的地区之一。同期属马家浜文化类型的江苏吴县草鞋山、无锡仙蠡墩等地，水稻种植已较普遍。距今四、五千年属良渚文化类型的浙江湖州钱山漾、上海马桥、无锡锡山等处，农业和手工业日益普及。
“稻为百谷之首，饭为百姓之命”，吴地稻作农业在我国稻作生产上作出很大贡献。米市之盛，一直居南方各省之冠，无锡成了全国四大米市之一。
二是青铜文化。公元前六世纪吴地先民不仅掌握了出色的青铜冶炼与造剑技术，而且掌握了锤炼与铸铁技术，推动了吴地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江苏境内的江宁、丹徒、武进、无锡和苏州等地10多个地区出土的586件青铜器都可明证。
吴越两国间以冶铸业发达著称，越之欧冶与吴之干将齐名，所铸宝剑皆称名于世。干将、莫邪夫妇“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精英”，用童男、童女三百人使皮囊鼓风，生火烧炭，进行冶炼，炼成的铁剑比铜剑更为锋利。古籍中有“棠铁之甲”、“吴越之铤（铜铁合金坯）”、“吴楚之铤”的记载。所谓“吴王金戈越王剑”，举世闻名。“肉试则断牛马，金铁则截盘匜”（《战国策·赵策》）。这种复合金属工艺已大大领先于世界，其它国家则到近代才开始掌握这一工艺。
三是工商文化。吴地先民适应当时的地理环境条件，很早就有水产渔业、蚕桑业、陶瓷业等较为发达的手工业生产。为了物物交换的需要，还产生了定点定时的原始集体贸易。如传说中泰伯定都梅里，筑吴城，建有物物交换的集市“崇安场”。通过摊贩、庙会、集市等多种方式带来乡村贸易的兴盛，并逐渐形成了星罗棋布的集镇，开设作坊，发展了运输等行业，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勾吴古都梅村是很早形成的江南古镇之一。
明清时期，市镇经济逐步形成，资本主义萌芽诞生，吴地一跃而成全国经济文化最先进的地区。近代以来，民族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工商业最发达地区。上世纪70年代起，无锡首创乡镇企业，普及苏南，影响全国，又一次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繁荣之区。
3、以水为本是吴文化的特色。
吴地集江、河、湖、海及运河于一体，呈典型的水生态文化特征。滚滚东流的长江，连接南北运河，三万六千顷的太湖，汇集周边涓涓溪流，汹涌澎湃的东海，广纳百川巨流。“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吴地人民祖祖辈辈生活在水环境之中，创造了独特的水文化。
“水”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体态以至性格特征等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吴地先民创造稻作文化、船文化、渔文化、蚕桑文化、陶瓷文化等物质文化；也孕育和滋养了吴语文化、吴歌文化、吴俗文化、吴门画派、昆曲、评弹、锡剧等精神文化。泰伯奔吴“断发文身”，开“九泾一渎”；伍子胥相水筑姑苏城、开胥溪；夫差首开江南运河、凿邗沟；隋炀帝通南北大运河，历代重视水利建设。在外交上，孙吴时东渡日本，明郑和下西洋。近代以来，上海开埠，率先接受西方科技文化。生活在水乡泽国的人民育成了机智勇敢、思想开放的性格和锐意创新的作风。水对吴文化的全部内容，产生着十分深刻和久远的影响。从一定程度上说，没有水就没有吴文化，更没有吴文化的昌盛发达，吴地文化因水而闻名天下。
（四）吴文化的历史地位
吴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是多方面的，这里着重指出的一点，即吴文化是构成中华文明重要要素之一。
限于过去的历史条件、传统的认识水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外有种说法，即中国文明“来于西方”。而在中国史学界则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本土，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一元论”的说法较为普遍。1936年8月，上海“吴越史地研究会”成立，发期刊、出丛书，展示吴越出土文物，不仅回击了中国文明的“西来说”，更为重要的，以具体史实证明了吴地是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之一，与长江流域的楚文化、巴蜀文化，以及其他地方的区域文化同是构成中华文明的要素之一，从而彻底打破了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中心说”。文明的起源是多地的，是先后发生的，而且是相互影响的。
说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并不排斥、也不应抹煞中原文明的主导作用。因为中国最早建立的国家是在中原，而且长期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核心。中国最早建立的国家夏朝，大约距今5000至4500年之间肇始的，它是最先进入国家文明社会的。遍布全国各地的汉族人民与众多兄弟民族，他的凝聚力、一致性，历来著名于世的。
无锡是吴文化发祥地。早在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无锡已有先民活动。距今7-6000年新石器时代的马家浜文化时期，无锡的彭祖墩遗址、宜兴的骆驼墩遗址、江阴的祁头山遗址考古发现，均有先民的大型聚落，房屋遗址，留有大量的草木灰烬，以及炊器、陶釜残片。距今6000至5300年的崧泽文化时期，宜兴宜城镇下湾遗址，发现房址、窖穴与水井，大型濠沟上的埠头建筑遗存。无锡仙蠡墩遗址发现原始住宅基址、稻谷堆，确认五千年前无锡先民的原始聚落，最早揭开了环太湖地区稻作农业文明序幕。
江阴发现了距今5300—4200年的良渚文化时代的高城墩遗址，出土文物236件（组），随葬品有玉琮、玉璧等礼器，由此提出了良渚文化多中心的问题，对探讨长江下游古代文明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江阴佘城遗址发现了江南地区早期的城址，年代属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遗址中出土的铜锛、铜镞和冶炼青铜块，表明当时已进入青铜时代，为探索吴文化提供了重要材料。随后属战国早期无锡鸿山吴越贵族墓的发掘，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泰伯奔吴到梅里，开启了东南文明。古吴国文化代表了吴地文化生成和发展的新阶段。吴国在稻作文化、纺织、青铜冶炼、兵器制造、铸铁技术、运河开凿、筑城、兵法等方面成果超然，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吴文化造就了无锡的文明发展
经济是基础，文化是先导。科技的进步，促进社会的发展。历史上的吴地，包括无锡在内，曾有过四次辉煌时期，具体表现在：
第一次辉煌时期，是泰伯立国梅里，道启东南文明，显示了先秦吴地国家文明发展的高峰。主要表现有：
春秋时期，吴国居民已能挖塘辟田，使用“火耕水褥”（《汉书·武帝纪》），进入早期稻作生产。农具有镰、锄、鎒等器物及铜犁。吴国后期已使用牛耕。阖闾当政时，积极推行伍子胥提出的“实仓廪”的主张，史料就有“民饱军勇”、“仓廪以具”以及吴王夫差曾一次供贷给越国稻谷“万谷”的记载。吴地居民创造的稻作文化，远比印度早2000年，对世界稻作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官府与民间畜牧业也有发展。
春秋后期到战国时期，吴地普遍种桑麻或葛，纺纱织布，养蚕缫丝帛，织造水平高，产量大。吴王夫差一次赏给太宰嚭“杂缯四十匹”（《越绝书·卷十》）。造船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政府实行“货物官市”，也有了私商，使用铜币与黄金币。天文历法、医药、数理等均有发展。军事理论更有《孙子兵法》、《伍子胥水战法内经》等兵书盛名于世。
第二次辉煌，是历经秦汉，尤其是永嘉、安史、靖康之乱，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吴地加速开发，至明清，经济、文化呈现鼎盛之势。
先秦两汉时期，春申君黄歇治无锡湖，立无锡塘。西汉张勃治水无锡。东汉梁鸿、孟光疏导梁溪河。三国东吴陈勋屯田毗陵，疏通长广溪。
农业普遍采用“火耕水褥”、铁犁牛耕，稻麦两熟。广种葛麻，人们改穿葛布、夏布。无锡陆墟阳山形成“石臼”等石器市场。宜兴成为南方早期青瓷的重要产地之一。
南北朝时发生“永嘉之乱”。北方南迁人口90万，侨居苏南26万人，无锡人口激增。晋增设暨阳县。带来了先进的思想文化与先进的生产技术，大大加速了吴地的开发。无锡农村“鸡犬之声，阡陌相属”，苏南地区成为谷仓。手工业、造船业等的发展，促进了商业与城市的繁荣。对日本、朝鲜及南洋诸国的贸易大为增加。南北文化的再次交融，吴文化由粗犷转而精雅，由尚武转向崇文。科技文化取得卓越成就。名人有西汉后期的无锡人虞俊、东汉王关、高彪、高岱，东晋无锡人顾恺之，西晋暨阳周氏等。
隋时，南北大运河的开通。唐代江南水利兴治，使无锡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口大量增加，无锡、江阴相继升为满四千户的望县，无锡经济成为全国经济重心之一，也为京杭大运河线上的重镇之一。
唐之安史之乱，北方人口又一次大量南迁，苏州地区户升40％，无锡比例更高。山地、圩田、沙田得到更多开发。唐朝政府财赋重心南移，“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这不是说当时江南经济已超过北方，而是唐朝政府对北方藩镇势力无力控制，只得加重江南赋税，直至宋时江南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才逐渐超过北方，谚曰：“苏湖足，天下足”。
宋时南方社会经济文化继续得到发展。无锡成南北货运集散地，农村集镇有洛社、甘露，江阴有申港，宜兴有张渚、湖滏等。“靖康之乱”，北方人口再次大量南移，无锡人口从约10万增至13万多。江南土地得到深度开发，粮食产量居全国首位，中央财赋仰给东南。宋代“优待文士”，“重文轻武”成为基本国策，“人才之盛，遂甲天下”。社会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转移，文化也随之兴盛。吴文化进入全面繁荣时期。
明代中叶，愈来愈多地吸收海外文化，吴文化接受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消化融合，并向中原传播。吴地经济超过了中原及其它地区。吴地的民风也从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上古“尚武”，中古“尚文”到“崇教”，以致后来的“崇教”、“崇经”，成为我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苏南商品经济的繁荣，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到清代市镇经济逐步形成，苏南地区出现数以百计的市镇，无锡始有布码头之称。教育事业十分发达，产生了众多的科技名家和文化巨匠。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是为吴地文化鼎盛时期。
鸦片战争后，吴地加快接受西方科技文化，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与发展，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上海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无锡跻身中国“六大工业城市”行列，工业产值位居全国第三，工人总数仅次于上海。1896年无锡杨氏首开业勤纱厂，周、荣、杨、唐、薛等实业家奋起。加上发达的杭嘉湖，东南成为富甲之地，涌现了许多文化名人，科技文化艺术、政治理论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入民国后，工商实业更掀热潮。新旧思想、风纪的撞击，吴文化处于转折阶段，开创了吴地第三次辉煌。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开始。中途虽有曲折，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无锡乡镇企业在吴地掘起，“苏南模式”的形成，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农村趋向城市化，无锡成为中国乡镇企业的发祥地。随着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城市体制的改革，外向型经济得到全面发展，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有了新的成就，吴地两院院士、大学教授人数最多，吴地成为全国繁华之区。无锡连续五次评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在长三角16城市综合竞争力中排行第三，为争创全省“两个率先”先导区、示范区作出了成绩。吴地文化进入了辉煌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命脉，是经济社会赖以维系的根基。无锡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吴文化已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人文动力。在新一轮的发展中，无锡将致力于建设“文化无锡”，打造文化大市，使吴文化的丰厚资源成为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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