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产生以来，余额宝就始终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有人赞颂它是众多中小投资者的福音，有人评价它是推动着中国银行业利率市场化的强大力量，有人谴责它为附诸银行体系中的吸血虫。无论社会如何看待余额宝的诞生，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它就吸引了超过50000亿元投资资金的光鲜的成绩单，已经充分证明了它的价值。
第一节 神秘崛起的余额宝
互联网金融元年的余额宝
之所以2013年能够被称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元年，很大原因就在于正是在这一年，阿里巴巴集团联合天弘基金共同推出了天弘增利宝货币基金，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余额宝业务。可能连马云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个小小的创新举措，居然掀起了中国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一场腥风血雨，更是引发数十家互联网企业甚至实体企业跟风模仿自己进入这个领域，催生了数十个名目繁多、业务内容大致相近的互联网理财领域的宝宝军团。可能更令包括马云在内的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这么简单的互联网与传统金融的结合，居然引起了国内银行业的极大危机感，甚至可以把它看成推动中国利率市场化和银行业经营自由化的最为有力的推动力。
2014年6月，天弘基金发布的《余额宝一周年报告》公布，短短一年时间，余额宝已经拥有超过1亿名用户，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很多经济大国全国的人口数量，余额宝也成为当之无愧的全球客户数量最多的基金产品。在中国的13亿多人口中，如果除去老人和小孩，可能大部分社会中坚力量都在使用余额宝，这样的普及程度和发展速度不得不令很多传统的金融机构汗颜。
截至2014年5月26日，余额宝的总规模达到5742亿元。可是有多少人知道，从资产结构来看，余额宝其实并不神秘，从本质上而言，它只是一款简单的货币基金产品而已。马云的创举似乎只是把卖基金的平台，从此前的证券公司或者银行，转向了互联网，充分发掘了支付宝在国内第三方支付领域的领导作用。
可能更少有人知道的是，早在2003年12月30日我国的第一只货币基金华安现金富利上市时，总融资规模仅有42亿元，连当前余额宝投融资规模的1%都达不到。而且，当初货币基金推出之时，并没有引起像余额宝这么大的关注，更不可能获得像余额宝这样的市场追捧。直到2005年，我国的货币基金规模才首次超过1000亿元，就在余额宝推出半年之前的2012年底，我们的整个货币基金市场的总规模才首次超过5000亿元。大家可要知道，余额宝推出仅仅半年时间，仅它这一只基金产品的规模就已经超过此前整个产业的规模。这样迅猛的增长速度，更是令人难以想象。
正是得益于余额宝引发的国内民众对于货币基金的追捧，到2014年初，我国的货币基金总规模预计已经超过10000亿元。2014年4月，我国国内166只货币基金的总规模已经达到1.54万亿元，与2013年8月底3625.88亿元的规模相比，仅仅不到1年时间，其规模增长接近1.2万亿元。我国的货币基金市场在经历了长达10年的蛰伏期之后，也开始了一轮飞速扩张，迎来了自身发展的春天。到了2014年春的“两会”，互联网金融已经成为众多“两会”代表所热议的话题。
适逢其时的推出时机
余额宝之所以能够在推出之后很快得到市场的认可，进而引发自身发行规模的迅速扩张，当然得益于它在投资的收益率和流动性方面所具有的优越性了。然而，如果认真研究余额宝的发行时机，我们会发现，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选择了一个最佳的发行时机。
可能很多朋友会质疑笔者的观点，哪有那么复杂，我们之所以选择余额宝，不就是因为它能够提供更高的回报率吗？的确，余额宝在发行后不久，收益率就连创新高，一度甚至达到7%的高收益率。要知道，与此同时，投资者如果把资金存入银行活期账户，能够得到的活期利率可只有0.35%。即使投资者选择牺牲资金的流动性，把自己的钱存入1年期的定期账户，能够得到的利率也仅有3.25%，几乎连处于高位时余额宝收益率的一半都不到，那么众多投资者选择把资金存入余额宝也就毫不奇怪了。
可是想必很多余额宝的投资者也会发现一个最为简单的基本现象，那就是余额宝的投资收益率在进入2014年以后，突然掉头向下，开始了一路阴跌，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就连破6%和5%两个心理关口。到了本书写作时的2014年7月，余额宝投资的年化收益率已经逼近4%大关。正是由于余额宝收益的持续下跌，余额宝对于投资者的吸引力也一落千丈，自2014年春节后，就陆续有投资者选择赎回自己此前存放于余额宝中的资金，而把资金重新转向银行理财产品或者P2P等其他投资方式。
对于理财产品而言，7%左右的收益率与4%左右的收益率的差别是相当巨大的。尽管当2014年初，宝宝军团持续壮大时，很多金融业内人士也承认，按当前主要以货币基金进行资产配置的资产结构形式来看，众多互联网金融产品并不能长期支持6%以上的收益水平，货币基金的正常收益率水平应该在4%左右。然而，在仅仅几个月后，余额宝的收益就从接近7%的高位下跌到接近4%的悲惨现实，真是令人诧异。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余额宝在推出之后，收益率一直保持在4%左右，是绝对不可能获得现实这样的突飞猛进的大跃进式的发展的。
当然，不能完全排除像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在推出互联网金融产品之初，可能会通过自有资金来补贴这些金融产品的高收益率，以实现让渡收益、换取市场的战略性经营策略。然而，以今天余额宝这样庞大的资产规模，哪怕是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国内互联网行业的领导者也不可能有足够的经济实力长期利用自有资金补贴其高收益，决定它的收益水平的永远只能是这些金融产品运作时的市场收益率。这恰恰是本书所提出的余额宝的推出适逢其时的理由。
钱荒之中的余额宝
可能很多关注中国宏观经济的朋友对于余额宝发行时的国内资本市场中的钱荒还记忆犹新。2013年6月，也正是阿里巴巴推出余额宝的那个月，国内的资金供应日益趋紧，银行体系内的资金日趋紧张。正当银行把开闸放水、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希望全部寄予央行之上时，中国人民银行却再三向市场重申不会放松货币政策的态度。毕竟2013年5月，我国M2总量达104.21万亿元，同比增长15.8%，这样的货币供应本来就不应该被市场误读为货币政策从紧。国内的流动性本应很充裕，即使考虑到一些专家所提出的银行信贷扩张导致的资金供求不平衡、季末因素以及准备金缴款和财政缴款因素，也不应该出现大面积严重的钱荒。
然而，事实上，就在这一时期，我们却见证了多年难得一见的钱荒。钱荒的严重程度，从当时国内资本市场的利率水平的变动就可见一斑。即使没有学过经济学的朋友，也应该能够理解，利率其实就是资本供应的价格，当国内资本市场有足够的资本供应时，钱多了，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钱也就毛了，不值钱了。可是如果国内资本市场资本供应不足呢？显然，资本市场的利率水平也会急速上升。2013年的钱荒恰恰反映在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飙升上。
大家知道，我们平时缺钱时，可以向银行贷款，而通常的贷款利率肯定要高于储户在银行储蓄时，银行向他们支付的存款利率。对于发展水平相对不高的中国银行业而言，存贷款利差正是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在利率市场化水平较高的欧美国家，由于银行之间的激烈竞争，通常银行的存贷款利差大概只有300点，也就是0.3%左右。而在我国，由于长期的政策保护，我国的银行业一直躺在政府的政策庇护之下，获得其他国家银行业难以想象的政策红利，存贷款利差通常在3%以上，差不多是外国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利润水平的10倍。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业没有积极性像欧美发达国家的银行那样以提高客户的满意度为宗旨，通过多样化的创新，去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却仅仅通过低层次的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获得毫无技术含量的存贷款利差。这也才形成了当前备受诟病的中国银行体系。
我们个人缺钱时，可以向银行申请贷款，贷款的利息其实就是我们为了得到贷款所付出的代价。同样的道理，当银行缺钱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向其他银行申请贷款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同业拆借。通常所说的同业拆借就是在银行业中，不同银行之间相互进行短期资本的拆借。当某家银行临时性出现资金不足时，就可以向其他银行提出，先借点钱周转一下。这种银行间的因为资金周转不灵而产生的拆借的期限通常都很短，有些时候只是一个晚上，因此才被称为隔夜拆借。因为在同业拆借市场上每一个参与者都是银行，这次你求我借钱给你，不知道哪天我遇到资金周转不过来的时候，也可能得向你再拆借点钱，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彼此都得给点面子，所以同业拆借利率往往比银行发放给客户的贷款利率更低。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同业拆借利率也成为确定市场贷款利率的基本依据之一。
一般情况下，我国的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都会远低于市场贷款利率，基本上不会高于3%的水平。而在2013年6月，伴随着银行间的资金紧张，越来越多的银行缺钱，谁都没有闲钱拿来帮助别人，借给别的银行应对钱荒，因此，银行间的隔夜拆借利率开始持续飙升。2013年6月20日，这个被很多银行业人士戏称为应该记入中国银行间市场发展史册的日期，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居然达到了史无前例的30%，7天回购利率也达到28%的历史高位。
可以想象，当银行自己需要用30%的利率去借入资金的时候，它们还会愿意按通常的6%～8%的贷款利率把钱再贷给普通贷款人吗？银行显然不可能会做这种亏本的生意。而如果向客户索要超过30%的年贷款利率，更是肯定会让人骂作抢劫。因此，在这一段时期，很多需要向银行申请贷款的人猛然发现不管是按流程申请，还是到处找关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可还是根本无法从银行贷出款来，整个中国资本市场都缺钱了，这才是钱荒的叫法的来源。
在钱荒之时，银行居然需要以30%的利率才能从其他银行借到款，那么它们当然也更愿意以更低的代价从储户那里得到钱。可是200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确定了人民币存款利率“下限放开，上限管理”和贷款利率“上限放开，下限管理”的格局，也就是说，银行支付给储户的存款利率的最高水平是受中国人民银行的上限管理约束的。这样的政策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为的就是避免银行之间大打价格战，纷纷提高存款利率，从其他银行处挖资本，撬客户。然而，这样的上限管理完全束缚住了银行在钱荒之时吸引储户的方法手段。于是，我们看到很多银行只能选择在储户到自己银行存定期储蓄时，除了承诺给储户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统一的利息水平之外，还额外给储户比如油、米、洗涤用品等小礼品，通过小恩小惠来争取储户。
也正是在钱荒之际，阿里巴巴推出了余额宝。有这多年不遇的钱荒背景，余额宝吸收来的资本，哪怕是以货币基金的方式借给银行，各大银行肯定也是削尖了脑袋想争取这个大客户、大资金，那么银行愿意支付的利息肯定也少不了。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余额宝能够提供对于投资者有足够吸引力的收益率也就毫不奇怪了。
理解了余额宝产生的经济背景，想必大家都能够明白它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传统金融与互联网的合理对接，也不在于马云的江湖大佬的威望地位，时势造英雄，也只有英雄才能够充分利用好时势，这恰恰是余额宝成功的秘诀。
第二节 互联网理财对银行体系的冲击
宝宝军团崛起
正如很多人所看到的那样，余额宝一经推出，就以高收益和高流动性打动了众多投资者的心，很快就得到众多中国投资者特别是年轻投资者的极大追捧，发行规模持续扩张，天弘基金也从一个注册资本仅1亿元、业绩平平的基金，一举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货币基金产品之一，上演了互联网金融圈内的“麻雀变凤凰”。马云更是借助余额宝的成功，奠定了自己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内的领导地位，确定了自己的互联网英雄的形象。
也正是由于看到了余额宝的成功，网易、腾讯、京东等一众互联网巨头无法再坐视马云一人独享互联网理财这一大块肥肉，也纷纷杀入互联网理财领域。网易现金宝、腾讯理财通、苏宁零钱宝、百度百赚、京东小金库等一系列网络理财产品宝宝们相继推出，中国互联网金融的战国之势由此确定。
从运营模式来看，众多宝宝们几乎都是从一个模子里生产出来的，它们大多是由某一互联网巨头与传统投资理财领域的基金公司合作，设计出理财基金品种，它们的资产结构也大多选择马云在钱荒时所发现的高收益、低风险的货币基金品种。众多宝宝军团通过在互联网渠道发售理财基金产品，从众多普通投资者处获得投资资本，然后将其投资于短期的货币市场，通过投资诸如国库券、商业票据、银行定期存单、政府短期债券、企业债券等短期金融产品，进入银行间债券及回购市场，以此获得投资收益。
中国人民银行的作茧自缚
作为一种传统的基金产品，货币基金并不是什么稀罕事物，它由于专门投资于银行间资本市场，因此被认为是安全性最高的基金产品之一。与此同时，它的流动性也堪比活期存款，基金买卖方便，一般基金赎回只需要两三个工作日就可以到账。因此，它也得到了众多厌恶风险的投资者的青睐。但是，也正由于它的低风险与高流动性，也注定了它的投资收益率在通常情况下并不会太高，一般只能够得到略高于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的国债收益率水平。
然而，余额宝的成功就在于它选择了一个最为合适的推出时机。如果早一年或者晚一年推出余额宝产品，它完全不会引起那么大的市场关注，也不可能获得如此众多的市场追捧。然而，在钱荒之际，银行间拆借市场利率飙升，而针对普通储户的银行存贷款利率却由于中国的利率管制政策，并不可能出现明显的调整。
在中国的利率管制制度约束下出现了一个极具讽刺的现象，银行极度需要筹措资金，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吸引老百姓把钱存入银行，同时，率先富裕起来的很多中国人，手上也拥有大量经济资产，然而，由于国内投资市场的欠发达，他们却不知道该如何安排自己的资产，才能够保证自己的资产价值稳定，不会随着通货膨胀而缩水。由于银行利率偏低，他们往往不愿意按银行所支付的存款利率把钱存入银行。
为了维持中国货币市场的稳定，中国人民银行推行了严厉的利率管制政策，这是为了防止银行之间为了追求客户而实施价格战，避免银行为了增加存款规模不断向储户许诺更高的存款利率，而为了增加贷款规模，却又向贷款者提供更低的贷款利率，进而持续压低银行的存贷款利差，挤占银行的利润空间，影响银行的业绩和经营的稳定。
然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人民币存款利率“下限放开，上限管理”和贷款利率“上限放开，下限管理”的管理思路，也导致即使在钱荒之际，银行也不可能通过提高存款利率的方式吸收普通储户的存款，而只能以更高的利率水平，在同业拆借市场中拆入资金，这反而进一步加大了银行的利率负担。进一步限制银行的利率水平，反而成为一种作茧自缚的政策选择。
相比之下，利率需求远低于钱荒时的同业拆借市场的货币基金，当然成为各大银行争相争取的目标，这也不断地推高了货币基金的收益水平。这又进一步鼓励各大互联网巨头进军互联网理财市场，推动了宝宝军团的不断壮大。
商业银行的警觉
伴随着国内货币基金的不断崛起，很快众多商业银行就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货币基金哪来的钱啊，它可不是众多互联网巨头自己的钱，这是它们通过组建货币基金的方式从资本市场吸引来的资金，这些钱可都来源于千千万万个普普通通的投资者。问题在于，在购买宝宝军团们的互联网理财产品之前，众多投资者的钱可不是压在自己家的箱子底下，而大多是以活期存款或者定期存款的方式存放于银行的，也就是说，这些钱本来其实也是都要进入银行体系的，而且本应该是按利率水平远低于货币基金收益率的活期存款利率或定期存款利率的代价被我国的银行体系所吸引的社会闲置资本。
当互联网理财兴起后，众多商业银行发现，那些原来能够以更低利率被自己争取来的存款资金，现在却毅然决然地抛弃自己，转向了互联网理财中的各个宝宝军团，再由各个宝宝军团以货币基金的方式，以更高的利率进入银行体系。
如果没有理财宝宝军团，银行就能够以更低的融资成本获得存款，现在却完蛋了，自余额宝诞生后，银行的存款特别是活期存款的减少已成不可逆之势。想必众多银行高管们用脚丫子也能想到，这些流失的存款其实并不是退出银行体系或者转化为居民消费支出，只是转入互联网理财领域，再以更高的利率转回银行体系。这么一来，银行的融资成本压力可就持续加大了。银行如果再支持互联网理财的发展，不明摆着就是养虎遗患、给自己添堵吗？
自2014年以来，当众多商业银行发现自己银行的存款搬家日趋增加时，开始坐不住了。如果再坐观互联网理财发展壮大，那么银行的生意就没法做下去了，看来必须给余额宝们一点颜色看看了。这也使得2014年中国货币管理当局对于像余额宝这样的互联网理财产品的政策管制力度持续加大，最终带来了一场余额宝的政策危机。
第三节 余额宝的政策危机
银行的反击
尽管2014年“两会”期间，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已经宣布将在我国推进民营银行试点改革，而作为余额宝的老东家阿里巴巴和余额宝的最大竞争对手理财通的老东家腾讯也的确被纳入了10家最早推进民营银行建设的民营企业发起人之列，但是毕竟传说中的阿里银行和腾讯银行还不是现实，更离铺遍全国、惠及全国人民还有十万八千里路。
在当前的形势下，任何投资资本要想进入余额宝等宝宝军团，根本不可能绕过银行的渠道。换而言之，作为宝宝们的资金进出的渠道，如果银行对资本的流动不施加任何限制，那么社会资本当然是可以自由地进出宝宝军团的，那么投资者就不会有任何的犹豫，当然会选择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大回报的宝宝们了。可是银行要是收紧口子，把原本资本进出宝宝军团的高速道路变成崎岖山路，尽管宝宝军团不对资本的进出设置障碍，但是若银行扎紧口袋，不让资本进出得太流畅，无论资金进入宝宝军团，还是撤出宝宝军团，回归银行体系都得麻烦加上麻烦，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资金使用比较频繁的投资者可能就会因为害怕麻烦，而不会选择把大量资本投入宝宝们，而是把它们留在银行体系，这当然就称了银行的心了。
自2014年3月开始，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代表的诸多商业银行开始制定一系列措施，限制进出余额宝的资金规模。如中国工商银行限定每笔银行卡快捷转入余额宝的资金不得超过5000元，每日不得超过20000元，每月银行卡快捷转入余额宝的资金规模不得超过50000元。同时，2014年3月，中国工商银行还宣布，改变支付宝快捷支付接口由中国工商银行多家分行管理的模式，而统一由支付宝所在地杭州分行管理，这也就把通过工行进行余额宝快捷支付的资金结算端口从原有的5家削减为1家，显然也就极大地削弱了工行对进出余额宝的资金结算的处理能力，达到限制余额宝发展的目的。
2014年3月23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支付宝，请挺住！》的文章，公开指责各大银行是在打压支付宝，更是大打悲情牌，赢得了网民的一致同情。
尽管在互联网中，很多网民激进地把各大商业银行对余额宝的限制视为腐朽没落的金融统治阶级对于新兴的金融革命势力的封杀与镇压，然而，在当前的运作模式下，新兴的互联网金融势力仍然无法摆脱对于原有的金融统治势力的依赖，如果不能得到它们的积极配合，互联网金融的崛起仍然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互联网金融政策的不明朗
传统金融势力的不配合甚至故意制造障碍固然对当前中国的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然而真正制约它的发展的却是政策方面的不明朗。尽管在2014年“两会”期间，互联网金融已经成为“两会”代表热议的话题，而且很多相关监管部门和领导也表态将支持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甚至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关于“肯定不会取缔余额宝，还将鼓励和支持类似的创新”的表态一度被民众视为政策面对于互联网金融表示支持的集中体现，然而，此后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仍然让众多投资者对于未来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3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关于“个人支付账户转账单笔不得超过1000元，年累计不得超过10000元，个人单笔消费不得超过5000元，月累计不得超过10000元”的规定，更是被视为政策面对于余额宝集中打击的开端。毕竟在互联网经济日盛的今天，单笔转账1000元和单笔消费5000元的额度其实已经很难满足很多网购一族的基本消费需求了。这样的规定除了限制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限制从银行进入支付宝的金额规模外，似乎并没有大的意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仅仅三天之后，3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又以安全为理由，叫停了余额宝刚推出的二维码支付和虚拟信用卡支付的业务，由此开始了一系列针对支付宝的政策组合拳。对于互联网金融的政策监管，也从最初主要从支付宝的第三方支付职能角度加强管理，蔓延到针对余额宝理财等其他领域。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为了争取货币基金的资金，银行针对货币基金的资金提供了很多普通消费者无法享受的政策红利，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提前支取不罚息”。在这样的政策优惠下，货币基金完全可以把较大比例的资金以银行协议存款的方式，以高息供应给银行，从而享受到银行所提供的高额利息。即使在此期间，货币基金产品遇到了大规模的集中提现，它们也可以提前提取其未到期的协议存款，而银行却不会为此对其进行相应的经济惩罚，货币基金仍然可以按原来的利率获取利息。
可能很多朋友都有经验，如果我们选择把自己的钱存入定期账户，这笔钱就等于被冻结了。如果还没到期，但是由于我们发生了紧急事件，需要用这笔钱，那么当我们去银行申请把这笔没到期的钱提前支取出来时，哪怕离到期只差一天，也只能按活期利率计算利息，我们将损失一大笔利息。但是，对于银行而言，货币基金是它们的VIP大客户，能够笼络到它们，银行的资金供应就有了保障，因此，不同的商业银行为了追求货币基金庞大的资金供应，才想出这条提前支取不罚息的政策优惠。然而，商业银行永远不会想到，自己为了吸引货币基金所制定的这条优惠政策，恰恰给像余额宝这样的互联网理财产品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空间，它们在吸收众多投资者的资金后，完全可以把绝大多数资金都以协议存款的方式存入银行，而只保留少量资金用于应对客户的提现需求，这就可以保证最大限度地获得银行的利息支付。即使遇到突发的大规模提现，反正提前支取也不罚息，那也无所谓，大不了向银行提出提前支取协议存款的申请就可以了。但是对银行来说，如果经常遇到货币基金提前支取协议存款，它们的资金供应就会更加紧张。
正是在众多商业银行的敦促之下，3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不允许存在提前支取存款或提前终止服务而仍按原约定期限利率计息或按原收费标准收费等不合理的合同条款，明确叫停货币基金提前支取不罚息的政策优惠。央行发言人强调，叫停货币基金提前支取不罚息的政策优惠并不代表打击互联网金融的创新行为，既然互联网企业选择把线下金融业务搬到线上，就必须遵守线下现有的法律法规，必须遵守资本约束。这也意味着宝宝们若再想提前支取在银行的协议存款，就只能和我们普通老百姓一样拿到活期利息了，以前享受的VIP待遇被彻底取消了。
2014年5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在《中国金融》发表文章《什么是存款准备金管理》，指出余额宝等对应的货币市场基金存入银行的存款不缴纳存款准备金，而这部分存款的合约性质以及对货币创造的影响与一般企业和个人的存款并无不同，并据此提出余额宝等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银行存款应受存款准备金管理，其他非存款类金融机构投资的银行存款也应参照货币市场基金实施存款准备金管理。
在文章中，盛松指出，当前货币基金不用像商业银行一样交纳存款准备金是余额宝获得高收益的关键。如果余额宝投资银行协议存款的款项需缴存20%的准备金，按照6%的基金协议存款利率和中国统一的1.62%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计算，余额宝一年的收益率将下降约1个百分点。
盛松的文章由此也揭开了是否应该针对余额宝征收准备金的经济大讨论。一些学者认为他更多地是站在现有的商业银行的立场上，基于削弱余额宝的竞争优势而提出该观点，也有学者认同他的观点。这些政策变化，使得2014年火遍中国的货币基金的成长面临更大的政策不确定性。
从取消提前支取不罚息的政策红利，到拟对余额宝征收准备金，这一系列政策导向，使得民众对于众多互联网理财产品未来的发展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