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量子思维是一种更“自然”的、思考我们实体世界和人类行为的方式，则意味着我们需要摆脱旧的古典思维和思想陷阱
文 | 沈联涛
2018年是令人筋疲力尽的一年，但它标志着老式的新自由主义秩序走向枯竭，并束手无策地被特朗普总统瓦解，美国的友邦与敌人均对此大感诧异。
我们似乎生活在混沌的边缘，每一个黎明都迎来破坏现状的推文。失去了稳定之锚。特朗普抛弃下属如换衬衫，推翻既定政策也从不提前知会幕僚或支持者。这种行为被亚美尼亚总统萨尔基相描述为：一种量子物理，令政治家变身为量子政治家。
我们大多数人都使用量子这个词来表述一切我们所无法理解的东西。我们之所以会感觉那些量子概念很奇怪，是因为它们不符合正常逻辑。正如意大利物理学家卡洛·罗威利所解释的，“现实并非我们看到的那样”。
人类生活在宏观尺度上，我们从日常生活中可以观察到这一点。我们偏爱稳定和秩序。但在20世纪初，爱因斯坦和尼尔斯·玻尔改变了物理学家对大自然运转方式的看法。量子物理学是从微观尺度上对原子运行的研究演变而来。秩序只是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量子科学已经从物理学扩展到神经科学、信息计算、密码学和因果模型，取得了巨大的实际成功。第一个量子概念是它具有或然性，而不是必然性。用简单的语言来说，就是不存在确定性，而这种确定性是古典科学、宗教和我们的正常本能教给我们的。
其次，尼尔斯·玻尔定义了称为互补性量子情境的二元性质。光同时是粒子又是波，而不是两者之一。这种互补性概念导向著名的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它基本上说即使在理论上也不能精确地同时测量物体的位置和速度。如果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由持续移动的原子和光子构成，那么任何东西都无法准确测量——此即不确定性原则。
第三个概念是关联性的，因为所有一切总要与某些东西有关。当粒子对或粒子群彼此相互作用时发生量子纠缠，使得每个粒子的量子态以某种方式与其他粒子的状态相关，甚至在很远的距离上也是如此。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蝴蝶效应：蝴蝶拍打翅膀可能会在太平洋对岸造成台风。爱因斯坦称量子纠缠是“远距的幽灵”，他努力反驳该理论。但这些效应在20世纪70年代已受到经验证实。
量子物理学正在走向舞台中央，因为量子信息理论导致了量子计算的发明。传统计算机使用二进制“比特”（0和1）作为信息计算的过程。但是量子计算机使用量子比特，可以同时以两种状态存在，这样它可以比传统计算机更快、更安全地处理信息。
这种突破意味着量子计算将革新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在速度、规模和范围上都推进科技进步。量子计算的金矿将为所有人带来财富，但是控制着进行量子计算的基础设施（或管道）的那一方将成为最大赢家。
在信息时代，知识、技术和技能比黄金更有价值。中央银行的货币创造，以及像比特币这样的数字货币都是量子货币，因为生产这种“货币”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我们都被这种奇妙的创造所迷惑，许多投资者陷入了资产价格泡沫的炼金术。
用量子比特的概念来看，硬资产和软/虚拟负债相互纠缠在一起。如果能以接近零的成本生成量子负债，你可以控制并增加实际资产，从而使竞争对手处于劣势。
因此，西方势力迅速行动起来，对中国企业中兴通讯和华为采取行动，这亦非巧合，因为两家公司都是量子计算的大型开发者和用户。第一步，先阻挠竞争对手获取能使量子计算快速执行的关键高科技高速芯片；第二步，让那些能够将这种量子能力付诸实际运转的管理层和关键人才难安其位；第三步，阻止他们获得足以立足的市场份额，这样便无暇使其技术加速进步。
所有这些都表明，如果从修昔底德陷阱的角度（从古典军备竞争到核战争）考虑问题，我们都将最终陷入核战争并摧毁对方。
如果量子思维是一种更“自然”的、思考我们实体世界和人类行为的方式（因为我们的大脑似乎在神经学上，在以量子的原理工作），则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摆脱旧的古典思维和思想陷阱。全球繁荣和人类生存的真正挑战来自于气候变化、社会不公正、腐败、犯罪和颠覆性技术，但主要还是来自于陈旧的思维模式。我们需要从量子理论出发来思考这些挑战，这意味着围绕这些障碍展开的思考方式将非常新奇古怪。
抛却旧观念向非易事。但人类总能在寻找旧问题的新解决方案过程中走向繁荣，也许这次的新方案就是量子思维框架。趁着这一乐观基调，祝大家新年快乐！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翻译：臧博，编辑：袁满）
（本文首刊于2019年1月7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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