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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从人类文明诞生伊始，伴随着族群繁衍的足迹不断扩大，各种生产手段、交流方式、贸易行为也日益增多并不断变化。
而在这其中起到重要中介作用的便是一种能够在商品交换中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
单从中国来说，不论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流行的刀币、布币等形状不一的青铜铸币，亦或是大一统时期唐朝的开元通宝铜币，明朝的大明宝钞纸币，乃至今天的人民币等愈来愈便携的货币，都是当时社会“货币职能”的重要体现。
正因为有着如此绵长且复杂的货币变化史，才使得中国的货币文化在世界货币历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所以面对这样一部恢宏的货币史书巨著，就不由得让人深思——中国的古货币种类究竟还有着哪些奇怪的形状和奇怪的材质？
俯仰古今，便能发现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中国第二个朝代——商朝历史中，就出现了一种将“海边沿岸生长的海贝”用作交易的货币。
且令人惊奇的是，这种贝币不仅在商朝末期成就了王室祭祀、朝廷大宴、外出游行等重大活动中皇帝维护政治秩序的“赐贝”仪式。
还一度被西周所继承，发展为宣读赏赐命书，进行奖励、奖赏训示的“册命”典礼。
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贝壳为何会成为商朝末期重大典礼之中用来赏赐的物品呢？
它又是如何被商周君王发展为运用到维护封建礼制之中去的呢？
贝币
“贝”泛指海贝，它的交易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原始社会时期。
那时候的人们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使得物质需要逐渐提升，便急需一种能够在物品交换中充当等价物的媒介。
凑巧的是，当时生长在海洋沿岸的众多天然贝类不仅因其坚固耐用，小巧晶莹的功效，被原始人类拿来用作装饰品，还因此引起了人们关于货币交易的注意。
因为这种天然贝类不仅在行动的时候方便携带，其小巧的外形还大大提高了在买卖商品时的便于计数性。
所以，贝币这种本意是用来装饰的物品，便自然而然地担当起了商品交换的中介作用，它也就此成为了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在国内大范围流通的货币。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并不是唯一将天然海贝用作货币的国家。
印度、缅甸等南亚、东南亚、非洲等一些国家也是如此，甚至在来到现代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些地区还在将贝币当作通用交易的货币。
而贝币能成为以上这些国家以及我国历史中最早的实物货币，当然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是分不开的。
单从中国的角度来讲，首先，虽然海贝是生长于海洋沿岸的一种常见生物，但要想使用它，就必须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从海边获取后运送至中原地区，而这就使其拥有了一定的价值。
其次，受地理环境和运输方式的钳制，天然贝类能够运送的数量不可能非常之大，这也就导致其在受欢迎的同时，还成为了一种稀有货物。
除此之外，色彩华丽的装饰性、质地坚硬的耐用性、携带和计数的方便性都是该类货币得天独厚的自身优势。
所以，源于这种十分优越的天然条件，贝币在夏朝迎来了它的兴起。
贝币的发展
司马迁的《史记·平准书》中有载：“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龟贝”，意为虞、夏之时的货币，金有三种——黄、白、赤；此外或者用钱、刀、布、龟贝。
可见，在夏朝时期，贝币便成为了国家的流通货币之一。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贝币在当时作为货币，其种类和颜色也并不是单一的，从桓宽的《盐铁论·错币》中的“夏后以玄贝”便能看出在夏朝流通的贝币中还有黑色的贝类。
不过，从以上史料中也能得出，虽然贝币在夏朝的货币体系中还没有形成主导地位，只是众多流通货币中的一种。
但随着时代的变革，一种事物的发展必然不仅仅只会经历“兴起”这一个阶段，而属于贝币的繁荣时代也即将开始。
赐贝
贝币在进入商朝之后的发展可以说是一种井喷式的爆发。
不但有了诸如“五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的明文换算规定，还在广泛涉及到商朝的赋、贡、费等应用于支付的方式途径的同时，囊括了买、卖、贸等用来流通的交易手段。
可见，此刻的贝币已经成为了商朝这个庞大中央集权国家的主要货币，对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都有着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而贝币如此巨大的中介作用当然不仅仅局限于在经济体制之中。
对于当时的商朝来说，它还有着另一项重要使命，那就是“赐贝”。
先从考古层面来说，在如今出土的众多商朝、西周贵族大墓中，除了大量制作精美的青铜陪葬品以外，还发现了数量惊人的陪葬贝币。
如商朝第二十二任君主武丁的妻子——妇好墓中就出土了近七千枚贝币。
由此便能看出，贝币在商代不仅是主要流通的货币，还是上层阶级非常宝贵的物品，要在死后于安息之地随其常伴左右，足见其已经不是单纯的流通货币了。
而是商朝君主对于通过赏赐近臣来彰显王权的主要形式之一，其被赏赐的臣子也会将通过“赐贝”得来的贝币当成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
之后从相关史籍的角度出发，也能发现商朝“赐贝”仪式还存在于商代君主宴会、出行、祭祀等重要活动之中。
比如在某些史学著作中，就有专家认为，商代君主在宴请大臣饮酒吃食时，就会将聚会地点选定在举行典礼的隆重场所，并在此进行“赐贝”仪式。
亦或是在进行祭祀或游行活动中，在现场临时或事先计划好的赏赐功臣、近侍等。
此外再结合《诗经•小雅•菁菁者莪》中的“即见君子，赐我百朋”的记载，也能看出商代的“赐贝”不仅是商代君主用来确认或强化政治秩序的重要仪式，还是商朝贝币流通体量巨大的原因之一。
也正是源于“赐贝”这种将政治和宗教联系在一起的自上而下的褒奖行为，为随后接替发展的“册命”典礼埋下了伏笔。
册命
商朝灭亡后，作为深受商代等级制度影响的又一个奴隶制封建社会，西周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并进一步维护贵族阶级秩序，便通过周公所实行的“制礼作乐”工程。
在承袭商代礼仪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开始实行“周礼”制度，从而达到教化人民，加强统治的目的。
而“赐贝”也就自然的被西周所继承，并发展为一种名为“册命”的典礼制度。
起初，从西周早期到周穆王时期，“赐贝”仪式基本上还是作为天子进行赏赐的一种常见方式，其所受的对象也都是诸侯、部族首领、家臣等，基本上同商代出入不大，且每次的数量也是不小。
但在随后的制度变革中，由于“册命”这一政治性赏赐的出现和不断发展，导致“赐贝”开始渐趋式微，虽然两者在形式上于早期之时有着众多相似之处，且存在着内在关联。
但作为周朝天子一种逐渐正统的典礼活动，且册命铭文中的宣读受赏人物、天子授职、受赏者对天子的谢恩等宣读规定却都在表明“赐贝”已经慢慢转变为“册命”这种更具政治性、更能显示天子威严的正式典礼制度。
而这与西周早期继承殷制，以及中期周恭王时期开始形成以册命仪式为中心的政治运作模式是分不开的。
究其根本，就是西周中晚期少数贵族掌握朝廷大权，天子仅作为一种封建王朝最高权力象征的被称为“世族政治”的具体体现。
所以，时代在变化，制度在变革，所带来的就是贝币自身主要货币地位的不断流失，并最终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铸造技术的革新，以及铸造材质的改变，只能在漫漫历史长河中逐渐衰微，难以再次广泛流通，只能存在于少数地方。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如今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即使是有着更加便捷的虚拟货币的存在，贝币的使用却依旧流通于一些国家之中，发挥着商品交换的等价职能，而这都源于流通地区的地理位置和贝币本身的自然优势。
此外，贝币作为在中国货币史中写有重要一页的最早实物货币，其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因为它的的确确成为了商周时期在国家经济体系中占有主要地位的流通货币，在给人民和国家带去交易便捷从而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还为夏商周的社会秩序、道德观念和典章制度等礼仪制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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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浅谈贝币在我国的发展历程》-赖阳东
《商末至西周早期赐贝研究——兼论册命制度的历史渊源》-刘源
《关於商周金文中的“赐贝”及与货幣相关问题》-陶霞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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