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要有一个系统且客观的方法来衡量回报，无论是以社会还是经济基准反映的衡量方法。”--------亚洲公益创投网络（AVPN）创始人道格·米勒

你很难想象，坐在你面前的慈祥和蔼的道格·米勒，曾经参加过越战 。当时才22岁的年轻道格暗暗发誓，如果还能捡回一条命，余生一定要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2005年，在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工作的道格·米勒联合4位同事成立了欧洲公益创投协会（EVPA），以推动欧洲的公益创投。2011年，他来到亚洲，成立了亚洲公益创投网络（AVPN），目前全球已有570多个机构加入，包括37家中国机构。2018年，他从AVPN卸任主席一职，正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创建公益创投网络。

对于现已年过七旬的道格·米勒来说，算是达成了自己的理想，还仍然活跃在这条路上。在可持续发展金融的国际领域里，已是一位传奇人物。

2019年7月1日，他在深圳接受了社投盟秘书长白虹的专访，谈及他个人在全球推动公益创投的事业，他眼里仍闪耀着光芒：“就尽你所能，做你能做的事情，一直到你生命结束的那一刻。”

道格·米勒（左），白虹（右）

从经历越战到私募股权 创立AVPN的初心

白虹：在我看来，您在可持续发展金融的领域就是一名英雄。我们非常希望多了解您，您踏入这一领域的动力是什么？您又如何平衡生活与工作？

道格·米勒：我的妻子有时候也会问我这样的问题（笑）。

对于“传奇英雄”，我试着不让自己和这个称号挂上钩，我是足够幸运，才能够吸引那些投身于这一领域的优秀的人。

谈到中国，我是1969年第一次来香港过春节，1990年第一次来到深圳，很显然到现在29年间，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可以说是比当时好上100倍。我和中国的渊源，若从我第一次来香港算起，已经有51年了，若从我第一次来深圳算起，也已过去了29年。

我投身这一领域的动力是什么，要从1966年我大学毕业开始说起，我被征兵参加了越战。我当时就暗暗发誓，如果能够捡回一条命，我一定要在余生中做对社会有益的事。

从战场回来后我去商学院就读，毕业后加入了当时芝加哥最大的一家银行。我也很幸运可以参与到私募股权这个行业中来，这是一个高利润的行业，需要在取得经济独立的同时创造一定的影响力。

2002年，我领着27位私募股权专家前往越南募资筹款，帮助扫雷（这是一个慈善募捐活动的行程）。越南的土地里留下了很多未引爆的炸弹，很多踩到炸弹而丧失性命的人，就是15年前参加战争那一批人的子孙后代。

我们也去私募股权市场寻找资金，所以决定推出“公益创投”这个理念，并在全世界推广它。我在伦敦生活了35年，也算个非常典型的“欧洲人”。所以决定在全球基础上，先在欧洲大陆上建立一个“公益创投”网络，因为欧洲人更了解欧洲的问题，也与这些问题更加利益攸关。

后来我从主席的职位上卸任了，回到了亚洲。2011年2月亚洲公益创投网络正式成立，现在已有来自34个国家的570家成员机构。现在我在非洲与3个团队一起工作，已经在非洲运营了接近三年时间。去年9月开始在拉丁美洲运营，总部设在哥伦比亚的首都博格达。

积极寻找社会和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

白虹：当时您参加越战还很年轻，只有22到24岁，现在过去了50年，您觉得您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改变？您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看待现有的价值、理念，以及您与自我、与他人、与世界的关系？

道格·米勒：我在1944年出生，当时全世界只有17亿人口，而现在已经有70亿了。调查数据显示，人口数有望在未来上升至90至100亿。如果对比我出生那时对于劳力的需求和使用，会发现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工作效率、减少了劳工需求。

富士康就坦言他们要用机器人取代工人，因为机器人可以每日无休地工作，不需要抚恤金、医保，也不会请病假，他们还可以生产更优质的产品。当今世界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会产生很多剩余劳动力，但是生产每个GDP单位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却在减少。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环境方面，通过烧煤或者其他传统能源而生产的电力，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是有害的。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很多国家的环境保护意识都是很强烈的。现在全球的社会问题意识相较于过去已经提升了很多，虽然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仍然非常多。

在中国，已经有相当大数量的人口成功脱贫了，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如果没有“资本连续性”加持，这些成就会难以达成，因为就像用传统的货船搬运货物一样，过去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一点一点筹集资金，然后分散资金，但是现在，“资本连续性”计划就像大型集装箱运货船一样，让一切成为可能。

我有两个孙子，一个5岁，一个7岁，我经常会思考他们长大后的世界会是如何。

我不是一个信教的人，也不会定期要去教堂，但是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对自己说：“主啊，请赐予我能量和意志力，让我继续勇往直前。”每当别人让我慢下来的时候，我会和他们说，我现在还想要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去冲破层层阻碍。我认为我所做的事情也对这个世界有益。

本以为我可能会在24岁的时候死于战场，但没想到，我还多活了50年。所以，我觉得，就尽你所能，做你能做的事情，一直到你生命结束的那一刻。如果我们有能力，我们都需要去做些能够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事情。要把想法变成现实，不要停下来。

白虹：您对未来持乐观态度吗？

道格·米勒：我们需要对未来保持乐观，同时找寻出路，也需要对现状实事求是。当我们在寻求解决方案时，需要知道从何处开始。很多人都没有做好充足准备，所以才会说现状有多么严峻。

我和妻子曾去过南极——世界的第七大洲，我也是到了那里才真切地看到，许多冰川都漂浮在水面上。冰川只有在碎裂后才会漂浮，而只有气温变暖时才会碎裂。如果现在全球冰川消融，我们会面临数不尽的难题。不过，科技正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我对未来保持乐观的原因之一。

全球公民意识的提升是另一个原因。全球的性别平等意识、对女性权益的日益重视，是另一个值得我们乐观的因素。我也很看好下一代的力量，那些年轻人的社会意识都很强。亚洲公益创投网络的成员中包括沃顿商学院、牛津大学、凯洛格学院等40个国际院校，这也是值得欣喜的一点。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对未来持乐观态度的原因。

问题意识是好的，关键在于你愿不愿意去寻求解决方案。

行业发展需要领导者 也需要年轻人

白虹：您从踏入这个行业以来，如果我可以称它为“行业”的话，您如今回顾它的发展历程，对它的发展速度是否感到满意？

道格·米勒：我可是从未满意过的。最初我们以为这是一个需要花费25年时间的漫长历程。现在我们成立15年了，已经走了很远。但若要说这条路到底有多长，我觉得现在只是在100英里的道路上走了3英里，然后这条道路又变成110英里了。

不过好消息是，在中国，我们已经使得像社投盟这样的关键意见领导者参与进来，我们需要让有影响力的领导机构及人物参与进来。AVPN也让政府机构参与进来，我们创立“亚洲政策论坛（Asia Policy Forum）”，目的是增进政府部门和社会投资之间的交流。政府部门的支持往往使得事情的进展会加快，比如在香港，在和社会投资接触后不久就出现了社会影响力基金。

白虹：刚才您提到对公益创投的发展速度不太满意。作为一个全球生态系统的建设者，我们应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些有限的资源，来取得突破并迅速扩大规模？有没有一两个关键节点能够有效地改变现状？

道格·米勒：我不认为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一下子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同步去做很多事情。

首先，我们不仅要在每个国家里找出领导人，还要在每个城市找出有影响力的人。深圳是一个持续发展进步的城市，一些基金会在开始探讨如何在深圳这样一个城市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在一些人口在1000万-1500万左右的城市，这也是一件要去做的事情。

再者，就是年轻人的教育及参与度的问题。大学原本不在我们的计划之内，直到牛津大学的人找到了我们，改变了我们的想法——这其实是个放眼未来25-50年的事情。我们可以找一些18-25岁的人，走出去参与活动，积累经验。

这是政府和青年人的共同参与，可以促进跨区域知识的流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成立国际公益创投中心。因为我们在亚洲，欧洲，拉丁美洲都有这样公益创投组织。国际公益创投中心可以鼓励这些组织之间的沟通交流。在交流当中，可以认识到对某领域有共同兴趣的成员；再加上有远见的领导者带动社会投资，可见在国际舞台上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可持续发展金融的国际经验

白虹：从您的角度看，我们可以从国际实践中汲取哪些经验，又需要铭记哪些教训？

道格·米勒：环境、健康和教育等问题在世界各地均有出现，尽管各地的挑战有来自文化、政府监管等方面的差异，但都是全球面临的共性问题。适用于中国或德国的解决方案，对别的国家也可能有借鉴作用。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一切都是有共同点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一些没有商业模式的非营利机构尝试解决教育、健康和环境的问题，依赖捐赠来运作。有一些是能够产生利润的社会企业，可以接受多种渠道的资金来源、软贷款或与股权挂钩的资金。其中有一些是适合影响力投资的，他们能够自我造血同时具有规模化的潜力。这种多元化的生态系统是现在的状况。

1983年，我曾和科恩爵士（全球影响力投资指导委员（GSG）主席）一起从事这一领域。我曾是他设立的一家关注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集团的董事。

我深切地感受到，目前影响力投资时常被强调，很有吸引力以至于大家都想参与进来，但作为影响力投资人必须找到合适的项目，从事影响力投资需要项目库与知识沉淀。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把资源利用起来。无论是在非洲、拉丁美洲或是亚洲的网络，最初的资金都是我投入的。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杠杆作用的存在。这一类网络有机会提高投资群体对影响力的认识，帮助他们进一步的探讨影响力投资的潜力。

在私募股权领域，我们就曾是苹果电脑的投资者，投入了60万美元，3年内得到了200倍的收益。但坏消息是，如果我们保留它，将有120亿美元收益（笑）。

AVPN两三年前提出了一个名为“资本连续性”的计划，这是一种生态共生的道路。如果想要支持早期社会企业，你会向这类企业注入慈善资金，因为早期企业风险一般很大，影响力投资者不愿意投资到这类企业。等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影响力投资可以介入，这一阶段的资本市场更大。

我知道你曾在银行工作过，银行的资本甚至更多，远远超过慈善资本，不过并不见得银行会把资金投入到影响力投资。相对而言，商业市场、公共市场和债务市场的体量是慈善市场的百千倍。

如何让主流金融机构参与可持续发展金融

白虹：我们应该如何让这些主流金融机构参与到可持续发展金融？

道格·米勒：现在每个人都在讨论资金。如果我们把它比作一辆汽车，资金就是汽车的汽油，但如果你没有司机来驾驶、导航或修理这辆汽车，汽油就被浪费掉了。我们再拿1980的福特汽车或者奔驰汽车和今天的汽车作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别就是“智力资本”。

需要站在科技和哲学的双重立场上持续推动事情向前发展。所以我们讨论的是人力、智力和金融资金，而不只是单纯的货币资金。很多资金都没有得到有效地使用。问题不在于用了多少钱，而是怎么用。

“资本连续性”的赠款往往来自于基金会、高净值人士或是企业基金会，但这些资金的数目也往往不会很大。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至关重要，这给企业提供人力资本，这些人在会计、策略、市场营销方面上给企业提供帮助。问题在于，如何有效利用这些资金。要有一个运用战略，要专注于一个特定的领域，这样才能得到资金投资的效果。

你从影响力投资的角度来看，主流投资者拥有着更多的资金，在找交易流来投资时，就会需要一个中间方。然而在社会领域，交易规模还很小，因此中间人需要更有战略性的运营。这也是亚洲公益创投网络和欧洲公益创投协会一直努力在做的事情，还要培养既能够帮助公益和影响力市场，成为有效的影响力投资市场的中间方。

白虹：一些金融业人士认为，经济表现和影响力表现之间是需要有所取舍的，他们强调效率，衡量风险和回报以得到更多的影响力。你如何看待“风险-回报-影响力”三者之间的关系？它最终能在经济上获得回报吗？

道格·米勒：我就说说我现在的想法，但随着这个事业的推进我可能会改变我的观点。这是一种权衡，在许多情况下它介于经济回报和社会回报之间。

假设我们在一个学校系统不太完善的国家设一间私立学校，工作人员每周只需要5美元的收入。你希望看到的是，孩子们不仅能够上学，学习成绩还有大幅度的提升。如果工作人员每周只有五美元收入，你说课堂里能有多少学生呢？但如果每个课堂里的学生更多，应得到的效果也可以更高。在这两者之间，你可以得到一个最佳的学生人数和工作人员酬金。

这只是一个例子，标准回报决定实际上取决于基金管理人员在筹集资金时，针对社会影响力所制定的具体标准。对于那些跑来问我关于理想经济回报的人，我经常会反问他们希望得到多少回报，他们总是会说，5%，8%或12%。但这个问题其实是和投资者对社会回报跟经济回报之间的动态关系有关的。

在能源领域、保障性住房领域、高科技领域，社会和经济回报之间的动态关系可能会对齐。当你投进于金字塔的底层领域时，你可能会牺牲一些社会回报来获得经济回报，这取决于每个投资者的战略。影响力投资者投入资金是因为坚信会有特定的、公认的社会回报，但需要有人来衡量这些社会回报。

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要有一个系统且客观的方法来衡量回报，无论是以社会还是经济基准反映的衡量方法。

目前虽然这个方法还在演变，但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看到投资者对权衡的不同想法。有些人不把它看作是权衡，但他们从长远的角度看，却认为那些具有可持续性并且从长期来看能够有更好经济回报的业务，才是他们的投资目标。其他人则从商业角度出发，认为这个权衡取决于投资的商业模式和其所属行业。他们进行投资的时候，会看这些行业本身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回报是否一致。

我们很开心看到，越来越多AVPN会员对公益创投和影响力投资感兴趣，也试图在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亚洲的会员们还积极地在那些情况比较复杂的国家开展公益创投，将经济回报、社会回报进行量化。这是一个好的迹象，表明我们正在努力对这些回报进行衡量。

投资者都非常谨慎，因为他们是习惯审核季度报告和追求经济回报的人。面对影响力投资和投资产生的影响力时，自然的会寻找社会影响力衡量报告。

重要的是投资的目的。我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很有信心，当联合国首次提出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个很好的切入点，这些目标肯定会先于2030年完成，然后又会有一个全新的项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