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宣布计划在年底前推出比特币期货。两日后“越挫越勇”的比特币价格首度突破7000美元大关,过去12个月涨幅接近1000%。据统计,虚拟货币市场的市值总和已突破1890亿美元。
就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货币与资本市场部副主任何东近日在华盛顿接受了第一财经记者的独家专访。
IMF货币与资本市场部副主任何东(资料图)
何东表示,虚拟或加密货币适应了数字经济和分享经济的需求,是金融创新的组成部分。这些创新发展历史不长,变化很快,大家需要时间来观察和研究。IMF的研究认为,法定货币较私人货币而言具有天然优势,但各国央行不能因此高枕无忧。法定货币要能够成功不受私人货币的挑战,就必须保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货币政策制定者也要积极应对来适应经济结构急剧变化所带来的新需求,比如考虑本国货币是否应该数字化。
葛唯尔:今年以来,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货币价格大幅飙升,您认为这样的上涨是可持续的么?
何东:在事件发生过程中,去判断一个资产的价格是否可持续或是否存在泡沫是非常困难的。但通常情况下,若某一资产价格上升幅度非常快,至少是值得警惕的。不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投资者都要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幅度的变化,并采取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
一般来说,有如下几类原因。例如,现在整个资产市场的各类资产价格都上涨得比较快且波动幅度较低。这是一个大环境因素,有一些基本的经济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过去十年,实际利率长期低迷——当利率非常低的时候,有利于资产价格上涨。此外,当前全球经济复苏较为强劲,加之货币政策持续宽松都是造成资产价格上涨的原因。
虚拟货币在过去几年的发展是金融创新的一个过程。从长远来说,现在还很难判断哪种虚拟货币有生存价值。
历史上,私人货币和法定货币共同存在的时期是存在的。比特币和其他虚拟货币在金融危机后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其一,与科技本身的发展,即加密技术和区块链技术有关;其次,与当时金融危机发展状况有关。当时,一些人对危机国家中央银行危机管理和货币政策存在不满,并认为应该在法定货币之外创造一种不受政府管理的货币。
诚然,私人货币具有一些天生的缺陷。首先,现代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还是有一定科学根据的。虽然法定货币也曾存在高通胀时期,但总体来说过去二三十年的货币政策还是较为成功的。因此,私人货币要和法定货币相竞争并非一件易事。以货币政策或发行规则为例,科学的货币发行规则应该对经济发展有前瞻判断。相比之下,虚拟货币的发行规则或多或少存在缺陷。
正如IMF总裁拉加德在英格兰银行所做的主题演讲中提到的,从长远来说,我们认为法定货币要能够成功不受私人货币的挑战,就必须保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货币政策制定者也要积极应对——我们正面临着经济结构的急剧变化,科技金融、共享经济的发展都对货币形态带来一些新的需求。比如,分享经济所带来的小额支付,甚至跨境小额支付需求。因此在新的挑战之下,各国央行应该积极应对,比如考虑本国货币是否应该数字化。
大浪淘沙,最后哪些虚拟货币能够真正成功,不宜太早下结论。当然,某些存在问题的首次代币发行(ICO)属于欺诈行为,监管机构当然有权通过自己对风险的判断来作出合适的反应或者监管政策的变化。
葛唯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如何对虚拟货币进行定义的?
何东:对虚拟货币属性的判断可以从经济和法律的角度展开。许多国家对虚拟货币从法律上进行属性判断,决定其适用何种法律和监管条例,这与其经济属性不完全一致。
从经济属性来看,对货币的判断主要取决于计价单位(unit of account)、交易媒介(medium of exchange)和价值储藏手段(store of value)等三个功能。虽然每种虚拟货币的功能不尽相同,但目前看来大部分虚拟货币都还未起到计价单位的功能。由于交易范围较小,交易媒介的功能也很难做到。目前,大部分人还是把虚拟货币当作投资资产甚至是投机资产,即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价值储藏的功能。许多人愿意购买虚拟货币是因为预期其价值将不断上涨。而通常我们对资产泡沫的定义就是你相信它的价值会不断上涨。
因此,现在虚拟货币的经济属性功能仍旧是不全面的。至于未来是否存在成功的虚拟货币,现在下判断还为时过早。
葛唯尔:近阶段,华尔街对虚拟货币的讨论也非常多。像是一直唱衰的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认为,没有货币能够不受央行监管而存在;另一方面,投行高盛则表现出对比特币及其他虚拟货币的兴趣。高盛CEO劳尔德•布兰克费恩在推特上表示对比特币不支持、不拒绝、不下结论,同时他提醒投资者当纸币取代黄金时也曾引发诸多质疑。您如何看待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何东:这些不同的观点恰恰反映出未来的不确定性,但至少现在我们的研究认为法定货币具有强大的优势 。信用货币的出现有其历史原因, 央行发行的法定货币之所以有很高的信用度是基于政府的信用功能在背后做支撑。
总得来说,我们相信法定货币有其天然优势,也不认为私人货币能够取代法定货币;但同时也不能在现阶段就否定某些非法定货币的存在。在共享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未来是否会存在一些平台币,或是某些个别平台上广泛使用的虚拟货币——这也很难排除。
当然对监管机构来说,若这些非法定货币被用来进行欺诈行为、逃避监管,或被利用作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工具的话,一定要加以有效的监管。
葛唯尔:您认为目前虚拟货币和法定货币之间最大的区别在哪里?虚拟货币如何跨越这一障碍?
何东:首先,央行存在的意义之一是在出现小概率、但影响极大的金融风险时,需要政府信用为金融体系提供支撑。事实上,央行最早的历史渊源就是作为最后贷款人。在十年前的金融危机中,也只有央行的法定货币才能起到稳定金融体系的功能。在发生系统性风险的过程中,只有法定货币能够起到真正最后贷款人的功能——这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
其次,现代的央行理论和货币政策制定的过程已经有了很多改良,央行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状况调整货币供应量或利率水平。有弹性的货币政策也是现代信用货币之所以能够取代黄金的重要原因之一。相比之下,大部分虚拟货币的发行准则较为机械。
当然,有弹性的货币供应就很难避免货币超发的倾向,因此就要强调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执行。同时央行也在受到挑战。比如,日本央行在过去十几年都没能真正实现其通胀目标,欧洲央行也可能面临相似的问题。若央行长时间无法实现通胀目标,也会对现代货币政策公信力带来挑战。在上述情况下,伴随人工智能的发展,未来虚拟货币是否能够发明智能发行规则(smart rule),从而实现智能的、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对此,我们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虽然我们相信央行的法定货币有其先天优势和科学性,但不能因此高枕无忧。
葛唯尔:反过来看,虚拟货币的优势何在?
何东: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言,虚拟货币适应了数字经济和分享经济的需求。从支付经济学来说,支付工具分为以账户为基础的支付手段,和以商品或代币(token)为基础的支付形态。比如说,刷卡和支付现金是存在根本区别的。刷卡背后是由金融机构支持,需经过清算和结算的过程;而使用商品货币或现金直接进行支付,能够即时(instantaneous)实现清算和结算。从这一角度来说,现金支付是非常高效的。
但在现代社会,现金支付受到诸多限制——不论是黄金还是现钞都无法实现大额支付。如果未来能够创造出一种现金的数字等价物(digital equivalent)则将带来非常大的效率提升。例如,在跨境支付中, 用数字的手段实现如现金支付般实时的清算和结算,那效率就高很多。
需要注意的是,在实现高效率跨境支付的同时,也要避免给犯罪分子创造便利,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葛唯尔:您认为未来是否将出现法定虚拟货币?
何东:这取决于央行的研究和政策选择,从概念上讲是很有可能的。
葛唯尔:法定虚拟货币与目前的电子货币的最大区别在哪里?
何东:确实,有些人会说央行的货币已经数字化,认为刷卡就是数字货币的表现——这其实是概念不清的评价。刷卡的过程都是以账户作为支撑的,且大部分人持有的账户都是商业银行的负债,而非央行的负债。如果央行能够创造一个虚拟的现金等价物(cash equivalent)——在私人机构和个人进行交易时不再需要通过中心处理的过程——这才是真正的央行数字货币化。
葛唯尔:这是否会对传统金融带来挑战?
何东:这其中涉及很多复杂的问题。商业银行的支付功能将迎来很大的挑战,甚至不再被需要;但对信贷功能是否带来挑战还不确定。在信用货币中,支付功能和信用功能具有天生的互补性,要把两者分开也是一种概念上的误区。
一些观点认为,若能够通过虚拟货币来实现支付功能,就可能不再需要银行。事实上,只要人们无法对未来现金支付的需求做出100%的预测,就仍然需要信贷功能。毕竟大量持有现金是非常无效的,信用和支付功能是天生连接在一起的。
虚拟货币对现代支付体系是一种互补,而非取代。我们不认为央行货币数字化或是虚拟货币更广泛的使用会取代银行功能。这是一种误解。
葛唯尔:在虚拟货币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央行的监管挑战有哪些?
何东:首先,要避免给金融犯罪带来便利,同时还需完善反洗钱与反恐融资管理,加强对虚拟货币交易所的监管。
另一方面,在法定数字货币的设计过程中,央行需要将现金的可匿名性纳入考量。这其中包含两个属性,分别是交易双方匿名(counter-party anonymity)和第三方匿名(third-party anonymity)。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可匿名性,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选择。
葛唯尔:过去一年间,ICO呈现迅猛发展。您如何看待各国央行陆续出台的监管措施?
何东: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监管传统和方式不尽相同。我们认为ICO必须受到监管,这个是最大的原则。 具体监管方式则可根据每个国家的监管传统和对风险程度的评估进行调整。
由于这一议题是跨国界的,我们鼓励各国在全球范围内就此展开商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