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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公共政策研究院
百度公共政策研究院特邀作者：车宁
当我们的祖先满足于基本的物物交换所带来的生活便利时，他们不会想到，未来所有的物品都会被黄澄澄、白晶晶的贵金属所定价，而正是这场变革把人类带入文明社会的门槛。而当商人们为金钱拜物教所迷醉，哲人们为论证金银作为货币的“天经地义”而绞尽脑汁时，他们也不会想到，未来一张写满数字符号的薄纸仅凭国家信用的支持，不但可以将贵金属货币逐出市场，更可以调动和创造海量的社会财富。如今，我们再次站在了货币变革的时代窗口，电子支付打通了线上线下的“任督二脉”，极大增加了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满足感，而加密货币也将前沿技术给予的无穷想象及价值波动带来的苦乐悲欢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世人眼前。不过这一切不过是数字货币历史潮流的先声，立足当下，我们有必要数字货币的发展进行回顾与前瞻，去了解这个既熟悉又陌生，既崭新又老旧，既与柴米油盐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又引起复杂深刻社会变革的事物，以期能在不确定的未来到来时掌握一丝确定。
一、数字货币的历史发展
数字货币是具有多重面向的复杂事物，按照我国央行对于数字货币的定义，其体系包括数字货币（DC）和电子支付（EP），而从国际范围内数字货币的发展史来看，数字货币又可以分为货币和资产。正是从这个宽泛的意义上可以说，当你2003年用支付宝网上购物，2004年兑换QQ币支付道具，2009年挖矿取得比特币，数字货币就已经来到你的身边。
电子支付（电子货币）阶段。在我们惊叹于中本聪对于比特币的天才构想及其引发的数字货币革命时，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在其原初设计中对电子支付的疏漏。其实，正是有了电子支付的实践，数字货币才可能从一种设想、一种避险资产的狭小空间中走出，开始真正具备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等货币职能。这在过去基于纸钞和信用卡的交易环境下是无法想象的，电子支付不但为数字货币搭建了落地桥梁，更将长时间作为数字货币体系的一部分与其共存。
虚拟货币阶段。纵观世界各国的货币发展史，一种货币能够被市场和公众所接受，主要是由于信任机制的建立。这种信任机制表面看是国家权力的赋予，实则是背后的资产支撑和应用场景，世界货币霸权从英镑到美元的转移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虚拟货币，特别是由社交服务提供商（如腾讯、脸书等）发行的虚拟货币，首先能够基于平台海量的用户及连接，营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应用场景，并且其用户黏性强、交易频次高。虚拟货币在场景、用户上的探索为数字货币走出小众圈子提供了借鉴，使其加快步入我们线上线下，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
数字货币阶段。基于哈耶克《货币的去国家化》理论，中本聪等数字货币先行者开始了比特币等的发行实践，成败得失暂且不论，其举动打破了货币发行对国家权力的单一依赖，开始探索新的信任机制的形成，也加深了人们对货币性质、作用的认识。不过，比特币不挂钩任何资产的发行机制及其发行量上的主动设限，虽然回应了人们对主权货币通货膨胀的忧虑，却又落入“通缩货币”的窠臼，其币值的波动导致无法承担支付使命，仅仅作为避险货币而存在。
于是就有了稳定币的横空出世，以2014年Tether发行的USDT为起源，挂钩某种或某几种资产和法币的数字货币横空出世，很快受到了市场认可，并在支付、交易、投资等领域都发挥了较大作用。然而稳定币、特别是单一挂钩美元等法币的稳定币，由于发行主体和挂钩资产的中心化和不透明，以及接受群体的小众化，还是没能全面介入到普通人群生活。在此基础上，脸书创新了发行机制和挂钩资产，将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相结合，裹挟其庞大客户群体，势必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数字货币冲击波。
二、数字货币的现实场景
作为具有重大外部性的行业，金融领域的一举一动都牵扯着社会的神经、经济的脉搏，其影响的外溢也一直为公众所关注。支付如此、信贷如此、理财如此，货币更是如此。如果说数字货币带来的宏观变革还正在酝酿，那其微观层面带来的场景变化已然发生。
普惠金融场景。回顾历史我们不能否认，虽然数字货币带来了财富的创造和再分配，但从初心来看却是理想主义的产物。由其基因所决定，数字货币一直以市场化手段服务边缘群体，实现经济民主化为导向，这就与普惠金融具有天然的耦合性。在技术层面，比如中国央行正在研发的DC/EP数字货币正在探索以近场支付等手段覆盖信息网络不佳的边远地区；在机制方面，比如Libra也在通过多方成员加入的协会方式尝试解决商业机构的成本和服务半径的问题。而最具有想象空间的，是数字货币背后的数字技术能够突破普惠金融服务的信息壁垒，从根本上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供应链金融场景。与普惠金融一样，供应链金融也一直是传统金融服务的“老大难”问题，成本、安全、信任等问题在此都有体现。数字货币的出现，在成本上一方面降低了现金收取、保管等方面的支出，另一方面还将压缩对商业银行、支付机构的费率。在安全上，供应链企业正在运用区块链等相关技术实现货品信息的可跟踪、可溯源、不可篡改，而区块链正是数字货币的底层技术之一。不仅如此，过去供应链金融的痛点在于龙头企业和下游企业的利益博弈，其组织过分依赖单一节点的权威，而数字货币则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有望打破这一领域首鼠两端的“囚徒困境”。
智慧城市场景。对于数字货币来说，有哪个场景会比智慧城市更有发展空间呢？两者同是数字经济的产儿，后者将为前者提供更丰富的场景、更广泛的人群、更高频的交易。在智慧城市场景中，不但数字货币一直被广为诟病的支付能力问题可以探索解决，还可以在场景服务中实现共同进化。不仅如此，按照韩国首尔本土数字货币S-coin的设想，公民在履行社会义务、享受公共服务时都可以在满足特定条件下获得S币，这就使得数字货币的发行机制与社会治理实现了同步。
跨境支付场景。以SWIFT为例，过去，由于运营机构的垄断性，人们在跨境支付上不仅要忍受更长的时间（3-5天），更高的费用（手续费+电讯费），甚至还有一定的失败率。这特别让已经习惯于国内支付便捷体系的国人难以接受。相较于此，Ripple等数字货币则可以在几分钟内以远低于SWIFT网络的价格完成支付，而未来Libra的应用甚至能够提供更便利的工具，覆盖更广泛的人群，可谓极大提升了消费者在跨境支付领域的“获得感”。
三、数字货币的宏观影响
自人类进入工业文明后，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不外乎科学技术带来的市场变革和国家对经济发展方向的主动引导这“无形”和“有形”两手。而数字货币一方面作为正在如火如荼向前推进的数字经济的产物和先锋，承担着推动其纵深发展的使命，另一方面又通过“货币”与“资产”两重角色的摇摆，磕磕绊绊地与主权国家及其监管机构一道探索货币形态的未来。数字货币脚踏历史巨轮的两端，不可避免地与我们产生深刻“纠缠”，具体说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支付数字化。人们难免会问，在电子支付高度发达的今天，数字货币及其带来的数字化支付有何必要？最基本的，可以在电子支付之外用金融科技手段改造实物现金，消除其既有弊端。近年来，随着电子支付的广泛流行，实物现金连同其弊端也越来越淡出人们视野。然而其发行、流通、回笼、贮藏成本高，携带不便易丢失、可被伪造、匿名易被用于非法交易（如洗钱、恐怖融资）等痼疾并未自然消失，仍有被优化的必要。
进一步地，电子支付在高效率的表象下也蕴含着较大风险。表现在资金安全上，从本质上说，广泛应用在小额零售领域的电子支付资金，法律性质上乃是一种负债，是一种要求支付机构等负债方配合履行的请求权，而数字货币则是一种资产，是可以被所有人自己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完整财产权益，其优势不言而喻；表现在信息安全上，支付机构由于其商业目的和经营模式，必然“关注、关心”资金及其它在平台上产生及流经的信息，客户的信息安全乃至匿名交易诉求无法真正实现，在这一点上，数字货币给出的“可控匿名”确实能够给出当下最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二是资产数字化。如果说数字货币所带来的支付数字化变革还仅停留在“术”的层次，那其资产数字化变革则深入至金融之“道”，在定价、信任等方面发挥作用：
在定价方面。金融机制本身就是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通过对融资对象的信息挖掘和发现而进行权益和风险定价，进而通过价格信号实现资金的跨时空、跨主体调动。正是在这层意义上，金融也算是信息产业之一种，也就不难理解信息技术为何能在金融领域引起重大关注与变革。可以说，金融机制越是能全量、实时、多维地收集对象信息，就越是能精准定价，以至于扩大可以融资的范围。信息技术的演进、数字经济的发展给信息收集、交流、使用带来了新的工具和生态，而能对其进行充分运用的就是数字货币。
在信任方面。如前所述，金融机制对资产的经营是在信息不对称前提下进行的，而信息不对称必然带来信任风险。事实上，种种金融法制、金融机构、金融系统都是在不同方面为市场提供信任。过去，信任一方面依赖于中心节点、中介机构，另一方面这些节点、机构发挥作用也依赖于国家信用背书、自身市场地位等条件。这种信任从实践结果考量不可避免地带来成本、效率乃至稳定性的问题，中小微企业、消费者等弱势群体也或多或少、明里暗里受到盘剥。数字货币通过利益机制的特别设计，特别是通过区块链等密码学技术的应用，能够创造一种新的信任机制，有望革新现有信任机制，更有效地调动各方积极性，实现融资成本的下降和效率的提升，甚至促成新的商业生态的诞生。
三是生态数字化。如果说对于资产数字化的讨论还因与普通人距离“遥远”而稍显陌生，那数字货币对金融生态的数字化冲击则活生生地发生在我们身边。从传统商业银行到金融科技企业，从间接融资到直接融资，利益相关方正在变革的颤抖中拥抱变化。
间接融资方面。首当其冲的是场景替代，在跨境业务方面，不管是大行其道的Ripple还是蓄势待发的Libra，其瞄准业务收费高、效率低的痛点正在给行业重重一击；而在普惠金融方面，数字货币在国际国内的“上山下乡”也阻挡了银行业务下沉的转型步伐。不仅如此，在最关键的信贷领域，数字货币的私人发行者也逐渐在探索信用扩张之路，而放贷又为吸储创造条件，加上发行方在技术和数据上的比较优势，两端承压的银行在间接融资的垄断地位眼看摇摇欲坠。
直接融资方面。虽然ICO因为在非法金融活动上的滥用而被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所禁止，但其技术路径和众筹方式所表现出来的能量却不可低估。如今，各国监管机构或者选择对其“视而不见”，或者尝试将其拉回证券发行的传统轨道，但作用还有待观察。特别是数字货币已经积累了高额的、可流通的金融资产，ICO在投资门槛、操作流程和融资效率上也优势明显，一旦与监管磨合出彼此接受的解决方案而合法落地，必将深刻影响全球证券市场的运行，个人及企业财富也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四、数字货币的未来展望
不过，数字货币虽然在前期实践中逐渐完善了技术、资产、技术、场景等方方面面，但其大规模展开还存在以下方面的制约：
首先在立法层面，不管是主权国家亦或私人部门发行的数字货币，以及在其之上形成的数字资产，这些新事物的法律地位都还没有明确。比如，对于央行数字货币来说，大到发行机制、小到记账方式，乃至账户开立、支付结算等等都需要有专门法律予以规范。再比如，对于数字资产来说，其范围、归属、保护乃至是否能够进行抵押等等也需要法律的具体设计。可以说，仅有技术支持和场景需求，而没有周密而可执行的法律机制作为保障，数字货币也不能很快走到我们面前。
其次在生态层面，要处理好与相邻机制的关系。对于央行数字货币来说，目标是现金也就是M0替代，如此在发行和使用中则要考虑与存款的关系，特别是在现金占货币规模5%（以后还会更低）的现状下，需要回答必要性的质疑。对于私人部门发行的数字货币来说，则要妥善处理好与电子支付及其他金融部门的关系，成功的电子支付实践固然为其提供了借鉴，但也构成挑战，近期PayPal、Visa、Mastercard等在Libra发行上的态度摇摆就很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
私人部门发行数字货币所面临的挑战还不仅如此。货币是国家主权的重要方面，特别是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货币主权方面都经历了血泪历史的洗礼，由此也就特别珍视手中来之不易货币主权。以Libra为例，不管这些数字货币的原始设计如何，其发行和流通的成功不可避免地会使其成为超主权货币。而这种超主权货币一旦形成，不但会影响“铸币税”收入，阻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执行，诱发资产外流，甚至还会削弱货币本身的权威性，在一些弱势货币国家也可能出现对本币的替代。这无疑会增加各国监管机构的忧虑，加上发行主体在信息安全方面的隐患，其与监管机构的磨合势必需要相当的时间。
虽然如此，然而就像那首欢快的诗歌所说，“近了，近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乘着数字经济的东风，数字货币已然鱼化成龙，势不可挡。针对这股浩浩汤汤的历史潮流，我们一方面要净化市场环境，不能让技术创新沦为投机炒作甚至非法金融活动的温床，为其发育发展提供一方净土；另一方面也不可因噎废食，要主动出击、有所作为，既要在理论交流上形成理性讨论的思想市场，酝酿、交流数字货币实施的可能路径，并完善相关的制度规范，又要鼓励有条件的各类机构依法开展相关实践活动，确保我国在电子支付、数字经济方面的领先优势，同时以此为抓手，为人民币国际化打造先行基础。
（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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