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破不立，潘石屹无疑最具备创新能力，在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潘石屹的每一个建筑作品都以城市标志性符号引领这个城市的建筑潮流。
基于其对商业独到的理解，他不单纯追求开发规模和营业额，更注重企业的长治久安，在资本的道路上，他强调企业应该让每一次融资，每一次投资都变得有意义。因此，他所开发的每一个项目都在商业上取得空前成功。
财智人生
在20世纪90年代，海南有很多人都在将一个大坑炒成一座大厦，甚至一个大坑被当做大厦被人们炒来炒去也没有人知道那只是一个大坑。就在人们为炒房疯狂的时候，刚刚通过炒大坑赚到100万的潘石屹却来到了海口规划局门前………
第一手消息获得生机
“这是保密文件你不能查。”规划局的一位小伙子对潘石屹说。原来，潘石屹想要查询海口当时的房地产资料，却吃了闭门羹。潘石屹不想空手而归，只能在规划局门口徘徊。这时，一位来规划局办事的熟人给潘石屹支了一招，说：“你啊，要买几斤橘子给他送过去。”
于是，潘石屹便买了5斤橘子送到规划局，小伙子接过橘子眉开眼笑地扔给了他一摞资料：“查吧。”这一查，把潘石屹吓了一大跳，当时海南省有18000多家房地产公司，但当时海口本地人口尚不到30万。当潘石屹把整个报建面积除以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时，发现海口的人均面积已经达到了50多平方米，而当时北京的人均面积才7平方米。
“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天要塌了。”潘石屹说，“没有任何需求支持的供给，这不就是泡沫吗？”之后，潘石屹决定离开海南，脱离这个房产漩涡。
后面的事，就是众所周知的海南房地产泡沫事件。这次泡沫的破灭最后留给海南的是600多栋“烂尾楼”和18000多公顷的闲置土地以及800多亿元的积压资金，当时仅四大国有银行的坏账就高达300多亿元。在这场风暴中，海南近20000家房地产公司只有不到200家存活了下来。海南的房价从1993年每平方最高近万元跌落到只有七八百元，全国汇集到海南炒楼的资金套牢达数千亿元。
潮水退去，经历过那场暴风雨洗礼的每个人都记住了一个重要的名词——宏观调控，连勉强存活下来的冯仑都感慨：“从海南活下来以后，知道了公司的发展有三样东西绝对不能靠——不能靠爹，不能靠天，不能靠买地。”
细节决定成败
1990年，和许许多多淘金者一样，潘石屹和冯仑几个人整天混迹于海口的街边大排档、沙滩浴场。“无聊的时候骑着自行车绕岛一周，回来时已经满脸胡子。”
有一段时间，潘石屹和冯仑偶然邂逅了一位女士，这位女士的父亲是一位富豪，大家自认为意气相投，常常一起喝酒聊天，这位女士也对潘石屹和冯仑他们的才华十分欣赏，想帮助他们做一番大事业。直到有一天，这位女士来到了潘石屹和冯仑注册的万通公司办公室参观了一番，随后便不辞而别。多年之后，当潘石屹再次遇到这位女士的时候，急忙上前问她：“当时您为什么不辞而别。”这位女士坦言到：“你们公司唯一一张办公桌上都是一层厚厚的尘土，投资给这样的人，我实在没信心。”
其实，在成立万通公司之前，潘石屹和冯仑的计划是承包一家叫做大地公司的国有小企业，双方约定，潘石屹和冯仑两人每年向原厂长缴纳一定的管理费，大地公司就可由冯仑和潘石屹经营。合同签订之后，潘石屹接过大地公司的印章，正准备开展业务的时候，不料第二天，老厂长便骑着自行车飞奔而来，要回了印章，撕毁了合同。原来经过一夜的思考，想到潘石屹和冯仑现在的情况，稳重的老厂长觉得不妥，“不能因为几千块钱惹了大麻烦！”正有了这段小插曲，才有了后来重新注册的万通。
多年后，这位老厂长曾特地跑到潘石屹的办公室叙旧：“早知道，当年就让你们干了，现在大地也成了大企业了！”双方相视大笑。
营销是种博弈
1990年末，潘石屹和冯仑通过关系从北京一家信托公司借到了1000万人民币，“那时的海南很热，大家也愿意借钱给海南的项目，只不过利息很高，我记得应该是在50%。”潘石屹曾回忆道。
对于这笔原始启动资金的获得，潘石屹和冯仑并不否认。在拿到这笔钱之后，他们和这家信托公司商定，利润五五分成。其实这次投资可以看做中国风险投资的雏形。而潘石屹和冯仑在获得这笔风投之后，便创办了万通投资开发公司开始做起当时海南最红火的炒地皮生意。
潘石屹后来回忆说：“当时是事业的起步阶段，大家都有激情，但冯仑则时刻保持着冷静。创业从8栋海南的别墅开始，每平方米3000元，大家的思路十分一致，先买进来，再卖出去，倒手赚钱——这是那个年代海南最为流行的赚钱方式，用同样或类似的方式，中国的第一代富豪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原始资本积累。”
拿到钱之后，潘石屹和冯仑做了具体的分工，冯仑负责购买、建设以及搞好与政府的关系；潘石屹负责买家谈判。如果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冯仑此时偏向于战略的长处已经开始显露，而潘石屹的营销天分也已逐渐凸显出来。
潘石屹和冯仑永远都不会忘记一个叫做韩九吉的山西富商，他是潘石屹和冯仑的第一个客户。在此之前，已经有8栋别墅在手上“砸”了许久，当时，潘石屹因为卖不出去别墅整日惶惶不安。韩九吉可以说是他们的“救星”，从这个山西富商开始，潘石屹和冯仑便开始了命运的转折。但是韩九吉或许只记得潘石屹，因为和他见面谈判的，正是这个个子不高，头发稀少，说话带着西北口音的男人。
20世纪90年代的海南岛，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谈判。那是一个商业规则尚未建立的混乱年代，更是一个考验谈判双方智慧、勇气乃至胆量的疯狂年代。在这个偏僻的海岛上，既有潘石屹这样激情澎湃的掘金者，当然也少不了韩九吉这样富有但不失精明的老板。所有人的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赚钱。
那是一次赌博式的谈判。因为在潘石屹和韩九吉谈判时，突然出现了一个内蒙商人。潘石屹当时开价每平方米4000元，平方米已经有1000元的利润了，但内蒙商人的出现让潘石屹展现出了自己的营销天分，在韩九吉还没有考虑好的时候，潘石屹就已经把价格提升到了每平方米4100元，这让韩九吉十分恼火。
两个西北男人的博弈开始了，韩九吉的两个儿子气愤地骂潘石屹没有信誉，不讲商业道德，但韩九吉还在谈判，潘石屹坚持不让价，并且与内蒙商人继续接洽着。最终，马拉松式的谈判之后，韩九吉以每平方米4200元的价格买走了三栋别墅，而剩下5栋别墅被内蒙商人以每平方米6100元的高价购走。
就在这一年，海口的房价开始了疯狂地上涨，仅仅过了一年的时间，海口市的房屋均价便疯涨至近每平方米5000元。要知道，直到2008年，海口的平均房价不过每平方米4900元。然而，就在琼州海峡另一端，价格闯关，失业增加已经令中国的高层开始考虑实施一波强力的“整顿治理”。
虽然风暴即将来临，但此时的潘石屹和冯仑正享受着获得第一桶金的快乐。拿着手中的支票，他们去银行取了100块钱，买了一份《海口日报》和一个面包，潘石屹后来回忆这么做的原因时说：“这些行为都是为了试验一下我们挣来的钱是不是真的，是不是能花。”
正所谓“不打不相识”，虽然韩九吉认为自己做了亏本买卖，但对于潘石屹的商业才能颇为欣赏，一来二去，这个曾经的对手竟然和潘石屹成为了朋友。他或许可以说是潘石屹的第一个山西粉丝。
“我和张欣结婚时，韩九吉还从山西送来了景泰蓝当结婚礼品。”潘石屹回忆说。
这样的故事反复上演了几次，潘石屹说自己是幸运者，他认识一个人，做着和他们同样的生意，但是赔了，每天晚上只能睡在沙滩上。后来他被人追债，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把衣服脱下来埋在远处的沙滩里，第二天在刨出来穿上，为的只是保住这属于自己最后的财产。这就是残酷的市场，残酷的商界。
机遇无处不在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潘石屹发现海南房地产业泡沫的时候。
潘石屹失魂落魄地回到和冯仑租住的公寓中，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冯仑。两人商量过后，决定由潘石屹先行到北京探探路，争取早日脱离海南这个“是非之地”。
潘石屹是揣着5万元考察经费来到北京的。现在回头来看，潘石屹真是无比幸运，当时他正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无意间听到有人讲北京市给了怀柔4个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标，但是没有人愿意做。
潘石屹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机会，于是立刻给远在千里之外的冯仑打电话，把此事一说，在海南见过世面的冯仑也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于是，潘石屹悄悄地询问一位在怀柔体制改革办事处的负责人：“海南回来的人能不能做？”对方给出的答复是：“为什么不能做呢？”潘石屹说：“好，你让做，那我们就做。”
冯仑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通过之前积攒下来的关系找到了中国工程协会和中国煤炭协会作为发起单位。冯仑当时告诉潘石屹，要做咱们就往大里做，上报材料中需要填写注册金额，冯仑说干脆就填8亿，因为吉利。
就这样，潘石屹和冯仑的材料报上去仅一周就获得了批准，公司的名字叫做北京万通实业有限公司，看着当时北京市发改委和人民银行的批件，潘石屹和冯仑喜不自禁，因为他们知道，终于可以大干一场了。
就在潘石屹暗自欢喜的时候，却接到了有关部门的一个电话：“你们捅大篓子了，几个部委的领导要联合听你们汇报工作！”
潘石屹战战兢兢地来到国家体改委，一进门，几十位大人物排成一排，潘石屹一边在前面讲，一边不停擦汗，豆大的汗水不停地滴在材料上。
一位领导好心提醒潘石屹：“小伙子你不用太紧张，我们几个只是来听听新政策的实践情况的。”随后，一位司长拿着潘石屹带来的“股权证”样本称赞道：“不愧是在海南待过的，做事就是规范，一张股权证都这么正轨，有些企业老板就拿收据代替。”听到这句话，潘石屹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他知道，今天这一关总算是闯过了。而此刻，属于万通的时代终于开始了。
1992年，国家开始“整顿治理”，在这个风声鹤唳的年代里，万通迈出了自己的第一步，在北京阜成门开发了一个叫做万通新世界的批发市场，后来，这里成为了北京最著名的批发市场之一。
幸福来得十分突然，令潘石屹和冯仑想不到的是，万通新世界刚刚开卖6天，竟然就创造了20亿元港币的销售额，这对冯仑和潘石屹是个巨大的惊喜，他们甚至经常傻笑。这个时候，冯仑与潘石屹的各有所长开始显现出来：潘石屹开始钻研如何把房子卖得更好，如何获得更多的资金，而冯仑则开始研究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其他行业的发展情况。
单从房屋销售的角度分析，潘石屹对万通新世界作出的贡献超过60%。一位万通的老员工曾回忆说：“他懂得打广告，那时候没人打广告，更没人懂得造概念。”在潘石屹的主导下，仅万通新世界的推广费就高达1000多万元。这样的推广费用，即使是在20年后的今天，仍然属于房地产行业的中上水平。
虽然有着大笔的推广预算，但是潘石屹却没有浪费一分钱，他选择媒体十分有策略，当时的他虽然不懂一些高深的商业理论，但却有着自己独到的眼光，他把大部分推广费用都花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这些能够覆盖香港地区的媒体上。
十几年后的潘石屹总结起当时的策略直言道：“那就是我当时的一个直觉，感觉香港人会认同万通新世界这样的产品，所以就把大部分广告资金花在了这上面。”
就在潘石屹逐渐领会如何卖房子的时候，冯仑却开始彻底思考自己和企业的关系，以及以后的路该如何走下去。那时候，冯仑总会问潘石屹：“如果我们明天破产了该怎么办？如果万通倒闭了我们又该何去何从？”潘石屹总是笑而不答，继续研究自己的销售方法。每当此时，冯仑总会深深地发出一声叹息。
犹如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万通以及潘石屹、冯仑的命运也开始做选择题了。
分道扬镳
“最初我们在海南，有人挣到钱后，大家开着车乱逛。可以想象，人年轻的时候，这种状态是很爽的。后来公司扩张后，全国十几个城市都有业务，如同梁山兄弟一样，我们走到哪里都不用带钱，一下车‘兄弟’们前呼后拥，异常风光。”
这是潘石屹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记忆。然而，如同所有美好的记忆都是由痛苦来衬托一样，曾经风光无限的万通，需要经历一次嬗变。
分裂是由潘石屹和冯仑的分歧而引发的。万通新世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冯仑想在其他业务领域进行投资，因为1992年的海南给他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冯仑都觉得，如果只做房地产，公司迟早有一天会坍塌。
于是，他急于对其他领域进行投资。冯仑和潘石屹的矛盾由此产生了，虽然两人是因为哪个项目，多大投资而产生分歧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两人产生矛盾的原因却显而易见。冯仑要做战略布局，所以需要很多资金来进行投资，但潘石屹觉得花钱太多而且短期不能盈利，所以不同意给钱，于是，简单的分歧逐渐转化为万通分家的导火索，这一分不只是冯仑和潘石屹分家，自此以后，万通高层“六君子”也各奔前程。
易小迪是最早跟随潘石屹与冯仑创业的人，当时的他是万通广西地区的大经理。1993年，万通给了易小迪500万人民币让他在广西开辟新市场，易小迪兢兢业业，不出半年，便给北京万通总部的账号上汇去了400万元人民币，但那时的易小迪恐怕没有想到，资金拓展出来的市场却成为了万通分家的场所。
那时是1994年，联想等中国民族企业已经逐渐成熟，那是一个商业规则彻底作别草莽的年代。从这个角度看，万通的分家虽然十分痛苦，但是未必不是一种进步。
在广西的分家会上，大大小小的争吵爆发了几十次。由于冯仑和潘石屹都不愿意回忆那段伤心往事，于是，易小迪成为了万通分家事件的叙述者：“大家对于万通的发展思路和策略有明显的分歧，各不相让。”
当时的冯仑和潘石屹都已经是十分成熟的管理者了。争吵到了最后，没有吵出任何结果。期间，冯仑、潘石屹数度落泪，虽然商业的理性把他们拉向了固执的一边，但双方的创业感情仍在，仍然不想分离，所以两人都沉浸在痛苦之中。
泪水毕竟难以战胜商业理智，分家在所难免。潘石屹终于提出了离开。冯仑悲伤之极，他说：“潘石屹走了，带走的是现金和希望，我留下了，留下的是资产和希望。”
这句话实际上已经道出了冯仑处置分家的基本手段，即自己掏钱购买潘石屹的资产，而潘石屹获得现金，可以完成又一次创业。而后，潘石屹拿着这次从万通分得的现金启动了SOHO现代城，此后一举成名，成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领军人物。
融资智慧
1. 融资好比追求女孩子，需要：胆大、心细、脸皮厚。
2. 在谈论危机时，用得更多的词是货币、金融、债务，等等。很少提到粮食产量，煤炭、钢铁的产量。在物流和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的财政和货币没有统一，一些人利用这种差异来投机，投机成了时髦。
3. 要么就不做，要做就做最大的。不管什么行业，第一名的位置总是不乏投资商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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