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本哉
松本曾因街头抗议上过法庭，在得知司法人员担心他有畏罪逃跑的意图时，他说：“我的时薪只有800日元（合人民币约50元），每周工作3天，一个月的工资满打满算也只有8万日元（合人民币约5000元）。这叫我怎么跑？跑了可会饿死啊！”法庭顿时充满了笑声，不再是“无聊、严肃”的空间。
松本哉提出了“穷人逆袭”一说。摄影/冷君晓
松本哉作品《素人之乱》（台湾版）。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泡沫经济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冲击之下，出现了一批处于不稳定雇用状态的劳动者。日本的不稳定无产者以年轻人为主，广义上包含不具备稳定雇用合同，或收入在平均线（200万日元/年）以下的人群。他们缺乏保障，从事临时或不规律的劳动，也因此被崇尚终身雇用和企业家族式忠诚的主流社会所排斥。
面对这种无法向上流动的窘境，日本人一般会有两种应对态度。一种是执拗于中产阶级的生活标准——大部分人选择徒劳地坚持；而另一种则是放弃这种执念，理直气壮地过起“笨蛋”的生活。松本哉的《穷人的逆袭！——不花一分钱过日子指南》一书讲述了这样一群日本青年聚合起来试图创造一种不依靠国家也不被公司所束缚的生活。在日本学者柄谷行人看来，这是一种“与阶级间差距作斗争的欢乐联盟”。本文主要梳理了日本飞特族们在都市里的另类生存实验，此前，他们在中国主流媒体并未受到太多关注。
虚弱的年轻人？
在青壮年时期直面泡沫经济，于1976-1996年间出生的年轻人被誉为“新新人类/余裕世代”，但这里的“新新”、“余裕”并不意味着放任自由、生活富足。他们在泡沫经济和就业冰河期时受尽打磨，同时也受到了西式自我本位自由竞争价值观念的影响，是新与旧两种元素的整合。
借助艺术和创业获取稳定生活和传统中产社会地位的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使得潜在的创新者成为名副其实的边缘群体，只要主流人群依旧以稳定的中产生活为目标，他们就很难被社会认同。
在多数西方视角的日本分析者看来，这些不稳定无产者是个难成大器的群体，因为他们很少发动有影响力的抵抗。比如，托维农将这群人归为“无声的独行侠（quiet maverick）”，卡塞格认为这群人是“玩乐赋权（play empowerment）”的发明者，香港作家汤兆祯认为这群人是“冷静的调试型”。这些标签似乎都透露出虚弱的气息。然而，就此认定余裕世代不具备反抗力，似乎又是偏颇的。
日常生活的反抗？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虽然缺乏公开的社会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反抗的动力源进入休止状态。卡塞格认为，这一动力源来自庶民群体，包括飞特族、尼特族、御宅族、流浪汉、外籍劳工等等。日常的反抗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只不过日常反抗（如偷懒、喧哗、逃跑）因其平凡而从未被载入史册，尽管他们比起声势浩大的正面对抗更加有效。
卡塞格通过研究柄谷行人发起的新联合主义运动（NAM），注意到柄谷试图通过顶层设计来引导日常形式的反抗——通过在多个城市内（包含东京、大阪）创造出一个温室空间，为边缘人群塑造超越资本、国家和民族的生活。作为资本交换的替代，电子地域通货系统Q被发明出来，人们通过参与帮助边缘人群的活动（如在面向厌学者的非盈利学校志愿教学）可以获得货币Q。但乌托邦式的技术顶层设计与最需要NAM服务的庶民脱节了，他们依旧难以积累足够的Q货币，就像平日里赚不到钱一样。
日本文艺批评家絓秀実参加过日本的68风暴，他敏锐地觉察到柄谷对日常的调整恰恰使之变成了反日常：一般人很难理解什么是超越资本和国族的体制。他揶揄道，上世纪60年代末的街战创造了凝聚的实践空间，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其中蕴含了快乐和人与人之间实际的情感碰撞，因为用行动打破了抽象的秩序，建立了属于反叛者的真实，所以是能带来影响的。柄谷没有创造出这样的空间，他只是做了黄粱一梦。
幽默地说不！
那么，帮助边缘者打破偏见认知的社会实践是否存在呢？
在东京高円寺车站附近喧嚣一时的玩乐运动（play movement）则没有树立挑战资本系统的远大目标。
二手电器店主松本哉堪称是玩乐运动的灵魂人物。2006年，他在新宿车站发起了反对电器用品安全法（PSE）的游行，浩浩荡荡的队伍由一辆卡车开路，随行的尼特族穿着卡通戏服，管制的警察在一旁呵斥：“都这么大的人了，还不知道社会人的规矩吗？”在一个圣诞夜，松本和朋友来到六本木的豪华商圈，在街道旁架起火锅，号称要“粉碎资本主义消费”，这和法国黄马甲运动的街道涂鸦“布尔乔亚阶级没有圣诞节”有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他们的火锅最终还是被警察收走了。在此之后的素人游行都具备较大规模的感召力，2011年的反核电站游行达到了参加者2万人以上的规模（游行只起到拖延一时的效果，日本全国范围内的核电站现在基本已经恢复运营）。
当学者卡塞格发现这个群体时，只找到赋权（empowerment）这一笨拙的词加以形容。严格而言，这些运动更多是一种“应激反应”：面对不尽如人意的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参与者走上街头，用玩耍和偷懒抵抗主流意识形态。
素人运动在凸显自我身份和诉求的同时，巧妙地利用“贫穷”、“无能”的属性博取同情，塑造出一个既存秩序很难介入，介入了也会变成笑料的玩乐空间。玩乐中携带的酷元素，巧妙借用了流行文化工业的表现形式，使用歇斯底里的喇叭喊话和搞笑的音乐、装扮将抗争的战线软化，利用乐趣的磁力吸引更多人加入“革命”，可以认为正是玩乐赋予了他们人格尊严和行动力。
这令人想起朗西埃提倡的“歧感性”形式，原有的抽象秩序被撕裂，新的感性分配得到实现。只有当看似不理性、不合适、甚至矛盾的新类型出现并主体化，与那些明确的类型产生交锋，并在吸引注意力上更胜一筹时，杰出的政治行动就诞生了。素人的玩乐手段拒绝了上世纪乃至上上世纪的血腥斗争路线，推行“后革命”的松本等人，采用的是和平但不妥协的表达手段，似乎有机会等到不一样的未来。
玩乐运动！
东京艺术大学教授毛利嘉孝对不稳定无产者抱有自我批判式的同情。尽管“阶级消亡”在日本几乎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但大多数国民还是承认“有各种各样的日本人”。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斗争思想不同，不稳定无产者拥有直白的思想（ストリートの思想），他们更愿意抓住现在，延伸对现在的想象，实现社会主义、世界和平的宏图大业和他们无关。
毛利认为直白的思想有以下四个特征：
1、呈点状分布，乍一看是流动零散的思想，实际能够跨越空间，在一些特殊事件发生时（如伊拉克战争、国会通过PSE法律、福岛核爆）连接成“线”，催生社会运动，但在事后很难把握或复制。2、是从基层生发出的实践思想。3、没有冠名，是属于一大批无名者（诸众）的思想。4、以电子文化（如音乐、视频等）的非言语形式表现出来。直白的思想生产出拥有别样意义的快乐和轻松，其内在逻辑是反消费主义的。最典型的表现是松本的火锅游行，他提倡人与人之间的亲密交流，或马克思口中“积极的社会关系”。直白的思想不从属于金钱，它将既存的资本流动现象当成在别的场所发生的事情。
玩乐运动制造出了卸去伪装的亚文化空间。在庞大的社会压力下，不稳定者正在逐渐失去发声器官，玩乐运动则是隐蔽的驱逐事实浮出水面的瞬间。我们拿起放大镜仔细观察这个瞬间，于是发现“逃避可耻但有用”成为越来越多的不稳定者的人生信条。身处光鲜硬币的另一面，他们的生存实验还将继续下去。
撰文/冷君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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