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华山路1220弄的“范园”是一片久藏于深巷之中并略带有神秘色彩的老洋房群落，如今的“范园”虽说早以不复其过去的高贵但却依旧难掩其昔日的辉煌，曾几何时，这里曾是“中国最顶尖金融实业家们的汇聚之地”，这里的风吹草动甚至可以影响到当时国内金融实业领域的“阴晴圆缺”，而这一切都还要从20世纪10年代中期一场的“金融风波”说起。
范园8号
在介绍这场“金融风波”前首先对“范园地块”的来源做一个大致的介绍。有关这个问题目前笔者在各类文章中阅读到过的说法主要有三：说法一、原为清末洋务派大臣李鸿章家族所有；说法二、原为老上海地产大鳄马立师家族的跑马场，后被12位中国金融家联合收购买下，这两种说法虽然已被不少文章引用但有关它们的确切史料出处却不甚明确。
与之相比，以下这第三种说法的史料出处则相对更加明确，据民国时期的《法华乡志.第宅园林》中记载的内容所述”范园，在忆定盘路（现江苏路）南转角海格路（现华山路）。民国六年（1917年）梁士诒等购新裕泰马棚基址，拓展至七十余亩，载立通和洋行道契。树木郁蓊，方草芊棉，高耸楼台，宛仿泰西风景“。
范园10号
这段史料中所提到的“新裕泰”来源于“裕泰洋行”，这是一家由英侨Barbes Dallas大约创办于1853年的洋行，初创时主营进出口贸易，后来在Barbes Dallas之子Richard Dallas继任后又在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增开了马房业务，其最盛时在上海曾开设有约12处马棚，而位于后来海格路范园处的新裕泰马棚则是其经营的众多马棚之一。进入20世纪后随着有轨电车和汽车在上海的出现，马车行业开始逐步走向衰弱，于是新裕泰马棚基址也就转手给了交通银行（也有说法讲是中国、交通两家银行一同收购了该地块），或许是因为梁士诒在民国元年时就曾出任过交通银行总理以及他在该行有较大影响力的关系，故而上述史料中将这次交行的购地交易写成了“梁士诒等购”，实则如果查阅历史，民国六年时的梁士诒已不在交行总理任上了。
另外在上述史料中所提到的“道契”是当时在租界内购地者证明自己对于某土地所有权的凭证，原则上是只有侨民洋商才能申请办理的，他们在租界内“永租”到土地之后一般先向本国领事馆注册，然后再到代表清政府的“上海道”进行备案，之后再由领事馆与上海道派人对于土地进行核实丈量，由此“道契”颁发后生效。1912年进入中华民国后虽说清政府的“上海道”已不复存在，但类似“道契”土地契约的颁发依旧存在直到1927年。“范园地块载立通和洋行道契”一事如从“道契的类型”来分析更像是华人请洋商做的“道契挂号”，即华人自身按照“道契申请规则”无法直接申请“道契”，从而便找来洋商通和洋行在申领完道契后再“过户”给自己，这类华人变相换取对于租界内土地所有权的变通方法在当时的租界土地交易中颇为流行，“范园地块”虽然从当时的地理位置上来看已经超出了法租界西部界线海格路的范围，属于华界，但当时的华人业主们还是“请来”了通和洋行为他们经办此事，此中原因据《上海百年名楼名宅》一书中相关内容所述是这样的“英商通和洋行是上海规模较大、信誉较好的建筑事务所，孙多森是范园的股东之一，他创办的机器面粉厂—阜丰面粉厂的厂房就是通和洋行设计的，于是他们不仅请通和洋行代理范园的地产转换，将土地登记注册为洋商道契，还请通和洋行对范园住宅统一规划，再听取户主意见后进行设计…”，当然此间也不能排除这些华人业主们想以此借“洋商之力”来增强对于自己住所保护力度的目的，比如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华界，但身处华界的范园却因英商通和洋行的关系暂时“逃过了一劫”。
范园19号内景
说“范园”就自然不能不提及那场发生在1916年的“金融风波”，当时的“北洋政府”为摆脱财政捉襟见肘的窘境，于是便想出了通过“停兑令”来“充裕国库”的这个方法（该令主要针对当时中国、交通两家形似“代理国库”的大型银行）。何谓“停兑令”？笔者在这里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中国自明朝中期以来一直属于“银本位”国家，也就是以白银作为本位货币，进入晚清后，由于历次战败所带来的巨额赔款使得原本已千疮百孔清政府在经济层面上更是“窘态百出”，为此晚清政府不得不在经济领域内开始考虑起他们的“变革”，银行与纸币由此进入他们的视野并在较短的时间内付之于实践，中国通商银行、大清银行（中国银行的前身）、交通银行在晚清相继诞生，清末民初的社会上由此开始出现了“纸币”的形态，但凡事毕竟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时的纸币在人们眼中更接近于“银元兑换券”的形态（当时纸币和银元理论上都能在社会上流通使用）。说到这里相信读者一定对于“停兑令”的真实含义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简而言之也就是北洋政府要把“真金白银”留在国库，如果此令一旦全面铺开，那当时老百姓手中的纸币将会变得一文不值。果然此项“停兑令”风声一出，当时的银行业、尤其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立刻陷入到“挤兑风潮”的风口浪尖之下。略懂经济学的读者们都知道，银行业信誉第一位，如银行到了“无钱可兑”的地步，那也就离它“关门歇业”的时间不远了，为此当时身在上海部分有远见的金融家们在权衡利弊后开始了他们的“抵制行动“，他们一方面通过各种方式同心协力抵制“停兑令”的下达实施，另一方面则通过各种方式充实银行“库存”以维护自身“信誉”。在这场抵制中，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张嘉璈两人表现最为积极，成为了此次抵制“停兑令“行动中的主力军，北洋政府眼见宋张二人“负隅顽抗”便企图采用总行撤销分行经理职权的方式从而为他们的“停兑令”扫清障碍，宋张二人得知后也灵活应对，他们通过巧妙运用当时法律中“银行经理在被起诉期间不得离任”的相关条文，故意让他人起诉自己，从而使得自己在中行的职务得以保全，能够继续坚持在抵制“停兑令”的“前沿阵地”，加之当时沪上许多金融实业界的同仁及部分外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对中交两行千方百计的“施以了援手”（如宋汉章、张嘉璈抵制“停兑令”的倡议就曾得到过金融家叶景葵、李铭，实业家孙多森，大买办陈炳谦等人的支持与相应，汇丰银行为此曾借巨款给中行，交行虽然起初因实力逊于中行无力应对“停兑”，但在1917年初获得“西原借款“后也有了抵制”停兑“的资本），这场“抵制停兑令的行动”最终以“上海银行界胜利”而告终。
范园18号内景
为表彰参与此次抵制的金融实业家们，中国、交通两家银行的高管们决定将之前购得的那片海格路地块进行分配以作为奖励并在其上建造房屋，因当时称其为”中国银行业之典范”，故”范园”之名由此得来（也有说法称“范园”意指“模范花园洋房区”）。范园早期的业主多与张嘉璈（张公权）、钱新之（钱永铭）、孙多森、李铭（李馥荪）、陈炳谦、简玉阶、蒋抑卮等家族有关，多为晚清民国时叱咤金融实业界的大鳄，可以毫不夸张的讲“那个时代的范园曾影响着上海乃至中国的经济命运”。关于范园的老住户，熟悉老上海掌故的朋友们可能还会提到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与原配张幼仪及金融家、教育家朱博泉，他们又是怎样“入住范园”的呢？原来张幼仪的兄长和朱博泉的岳父就是在上文中提到的张嘉璈、蒋抑卮，通过这些关系，三人也成为了范园较早的住户。
可能是由于范园内的住户均为当年上海乃至国内一等一的“豪门之家”，彼此之间都有利益关系的缘故，故而当年范园的某个业主如想把其名下在范园的产业转让给其他家族必须获得三分之二范园其他业主的认可才可实行，这样的局面极有可能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也没太大变动，我们结合程乃珊所著《老房子的承载》和张长根所著《华山路1220弄：百年“范园“里的名人身影》两篇文章内容可以大致获悉昔日”范园“每栋洋房内的大致住户情况，几乎都是当时知名企业的高管：他们分别为2号中孚银行孙仲立，4号青帮人物张仁奎，6号阜丰面粉厂孙伯群（2、6号“二孙”出自安徽著名的孙氏家族，这个家族中出过光绪帝帝师孙家鼐、实业家孙多森、孙多鑫），8号浙江实业银行李馥荪，10号横滨正金银行叶明斋，12号浙江兴业银行创办人之一、收藏家蒋抑卮，14号蒋抑卮长子浙江兴业银行蒋俊吾、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劢，16号交通银行钱新之，17号蒋抑卮女婿金融家教育家朱博泉，18号蒋抑卮建造后售予张嘉璈、后张嘉璈的胞妹、徐志摩的原配张幼仪曾在此居住，20号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与原配张幼仪。另外笔者在许洪新所著《海上法兰西之韵》一书引用的史料中还发现”法学家郑毓秀魏道明夫妇也曾在范园的某栋洋房中居住过“，这位郑毓秀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传奇女性，她早年加入同盟会，曾参与过刺杀清末宗社党首领良弼的行动，后又留学法国，成为”中国第一位留法女博士“和中国最早的女律师之一，后在为杨杏佛辩护一案中曾名震一时。
从早年范园合同的契约人中我们可以看到范园的住户有过变化（此合同资料来源于《西区纪事—长宁地名寻踪》一书）
在上文中所展现的“范园老住户名单“中，青帮人物张仁奎无疑属于一个另类，他又是怎么入住进范园的呢？原来据说在1929年时，静安寺僧人预将附近一块庙产出租给中国国货银行用于开发地产，此事被“上海滩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闻之后预争夺这块土地。不久后不幸的事情降临到银行经理朱成章的头上，其在一次上班途中被冷枪击中，送至医院后不幸亡故，明眼人皆知此事为张啸林授意他人所为，银行界与之有关的大鳄们都为此惊恐万分。事情最后由知名金融家钱新之出面，通过杜月笙的关系将青帮“大字辈”的张仁奎邀入“范园” “供奉”起来，因张啸林的“通字辈”比张仁奎的“大字辈”小一辈，张啸林为此也不敢胡乱造次，此事才终有平息，从此张仁奎也就成为了“范园“的住户之一，后来据说在范园6号原住户孙伯群之子的绑票案中这位张仁奎也是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以至于大老板孙伯群还专程前往这位青帮人物面前”磕了头“。
范园6号
8号的原住户李馥荪在近代中国金融史上也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由他与陈朵如共同主持的浙江实业银行在中华民国时曾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并称为“南三行“，知名度与实力可见一斑。浙江实业银行在它不断拓展对外业务的同时其对于自身内部是非常崇尚”俭朴“的，如据马炳荣所著《浙江实业银行》一文中所述”在经费开支上，浙江实业银行各项支出均比其它银行少，负责人以身作则，崇尚俭朴。最初几年，行内不购汽车，李馥荪一直乘自备汽车，陈朵如坐人力车。有些年迈且经常来行办公的常务董事，想要自购汽车，要行内支付司机的工资和汽油费，为了不破例，行内宁发车马费，让他们乘出租汽车…直到抗战胜利后，总行分设了各部，才置备两辆轿车和一辆接送行员的大客车。由于上下俭朴，谨守自爱，虽处于十里洋场，终不沾染浮华习气“。正是在这样”崇尚俭朴“风气的引领下，浙江实业银行的生意越做越大，后来甚至连大光明、国泰等这样知名的影戏院都成为了该行名下国光影院公司的产业，而当时主持这家国光影院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同样也与范园有关，正是那范园17号昔日的住户朱博泉。
范园8号
范园8号内景
10号的原住户叶明斋不仅自己曾担任横滨正金银行买办一职，在他的亲朋好友中同样也是名人辈出，他的老丈人是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同父异母的弟弟，有利银行和华俄道胜银行的买办席素荣（席缙华），他的亲家是当时上海的地产大鳄、一号车牌的拥有者周纯卿，他的朋友中更有浙江兴业银行的总经理徐新六，有一段被写入郑逸梅编著《南社丛谈》一书中有关他与徐家的故事正是围绕着范园10号展开的，故事的大致内容为：徐新六的父亲徐珂原本居住在康脑脱路（现康定路）的住所，后因觉得该住所不宽敞亦或是该路名字不好听等缘由打算搬家，后叶明斋得知此事后便将刚建好不久的范园住宅借给了徐家人居住…1938年徐新六在抗战中不幸“因公殉职”后叶家人回到了范园。
范园10号
16号的原住户钱新之除了如上文所述曾在交通银行担任过高管外，还曾在那个铸就国际饭店建筑奇迹的“四行储蓄会”身兼过要职，后来还曾出任过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的职务。1934年12月1日对于钱新之而言一定是一个难忘的时刻，在那一天中作为国际饭店首任董事长的他陪同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以“金质剪刀”为这幢“远东第一高楼”剪彩，从此开启了国际饭店非凡而又精彩的历程。
范园16号
范园16号内景
18、20号的原住户张幼仪、徐申如想必看过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读者们都不会陌生，据说张幼仪是在1926年从欧洲返沪后入住进范园18号的，20号据说是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在30年代初建造的，虽说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婚姻最后以分离而收场，但作为公公婆婆的徐家老夫妻倒对这位曾经的儿媳格外“”钟爱”，为了不让张幼仪离开徐家，老夫妻俩后来干脆就把她认作了“干女儿”，也正因为此，也就有了范园18与20号唇齿相依的故事，而本期“范园的故事”也至此先告一个段落，希望读者们能在这些纷繁琐碎的故事中寻觅到一些有关范园过去的“旧影”…...
范园18号
范园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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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亦发布于笔者微信公众号“王阳明66 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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