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靖

编辑/漆菲

最近一周，土耳其建筑学家、恰纳卡莱翁塞奇兹大学（COMU）建筑系主任阿里·厄兹登（Ali Tolga Özden）格外忙碌。春季学期总算开学了，但全部改为线上教学。

厄兹登告诉《凤凰周刊》，这是由于恰纳卡莱（Canakkale）的大学宿舍、周边酒店和民宅都被用来安置地震灾民，所以学生暂时无法返校。他预计，约有2.5万人会来这座西北部港口城市避难。

截至2月26日，土耳其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4128人，这使得土叙两国地震造成的死亡总人数超过5万人。另据官方统计，土耳其超过17万栋建筑（内有超过53万套公寓）倒塌或严重受损，需推倒重建。

2月24日，土耳其官方公报发布了关于地震灾后重建工作规定的总统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承诺将在一年内重建住房。这项任务可谓万分艰巨：首先必须完成清除瓦砾的工作，而这项工作远未完成。

此外，数百万人在寒冷的冬天无家可归。这意味着，土耳其还将面对规模庞大而漫长的人口迁移与安置工作。对灾区的人们来说，也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从地震中存活下来后，该如何活下去？

“军队在哪里，警察在哪里”

在本次地震震中卡赫拉曼马拉什省，当地人起初纯靠自救，几乎是徒手将被埋人员从废墟里“刨”出来的。

“当时人人都在问，军人在哪里？AFAD（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局）在哪里？警察在哪里？”家住该省首府卡赫拉曼马拉什市的奥努尔（Onur）说，当地有数量庞大的军人驻扎，其驻地距离市区开车仅需5分钟，但在震后最关键的48小时，他们完全没有出现。

直到2月8日，他才见到AFAD派出的救援队陆续赶到，但相比于海量的垮塌建筑，这点救援人员根本不够。“我看到来自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等大城市的市长都在第一时间来到了马拉什，如果军人、警察能早点出现，是不是能救出更多人呢？”奥努尔质问道。

来自其他重灾区的居民和志愿者也向《凤凰周刊》描述了类似情景。

地震发生时，中东科技大学建筑系学生德尼兹·吾努尔（Deniz Unul）正在另一个重灾区哈塔伊省探亲。他说，当地直到第三天才等来救援队员。

同一时间，中东科技大学数学系学生艾丽芙·纳兹勒（Elif Nazli）前往卡赫拉曼马拉什省埃尔比斯坦市运送物资，在当地停留了一周多，目睹了救灾力量初到时的“混乱”情形：“AFAD派来的救灾人员相互间都不认识，没法好好合作。到了第五天、第六天，他们还在废墟上吵架……而此刻的废墟下，还有人在等待救援！”

政府救援缓慢也遭到一些反对党的指责，一些人将矛头指向相关官员的专业背景。好党（IYI Parti）副主席乌斯塔（Erhan Usta）直言，AFAD作为主导应急救援的机构，其副局长帕拉科奥卢却不具备救灾方面的知识，他本人毕业于神学院，曾在宗教事务部工作。除了帕拉科奥卢，AFAD至少四名地方管理者都是宗教学背景。

上述指责或许有些偏激，但在第一时间，的确有各种因素阻碍了救援的到来。

AFAD驻卡赫拉曼马拉什省的副主管拉马赞·阿古尔布（Ramazan Algurbuz）告诉《凤凰周刊》，2月6日地震发生时，他根本联系不上他的主管，后来得知后者已经遇难。逃出房屋时他受了轻伤，但到了医院，发现那里满是断肢、断腿的伤员，自己也顾不上医治了。

由于手机信号极为不稳，联系上同事后，他整整48小时不敢挂电话，以免断联。由于进出马拉什的公路部分垮塌，也让外界支援难以立刻抵达。“我们的第一批外地同事是在地震发生后10小时赶来的，他们一来，我们就立刻展开救援了。”

不过，拉马赞承认，此次救援压根没法做计划，“第一次地震后，我们原本了解到哪些区域有房屋倒塌，但后来的第二次地震，让更多房屋倒塌了。到了次日，又有新的房屋倒塌，所以我们只能见到一处、救一处。”

这或许能解释灾民为何认为救援行动如此“缓慢且无组织”。由于自家住宅也遭到严重损毁，如今拉马赞只能与家人一起住在阿塔图尔克公园内的灾民营地。救援工作减少后，他主要负责在营地接送儿童参与心理援助活动。

震后第三天起，随着土耳其政府逐渐协调起救灾力量，更多国际救援队陆续抵达。据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OCHA）统计，截至2月12日，至少有来自89个国家、超过1万名搜救队员在土耳其地震灾区投入工作。

“世上再也没有阿德亚曼了”

地震发生后，卡赫拉曼马拉什城郊的阿塔图尔克公园，俨然成了一座“帐篷城”。印有AFAD字样的白色帐篷绵延一公里，取暖炉的烟囱排出黑烟。帐篷与帐篷间有时相隔不到2米，人们在不同帐篷区域之间的小路行走，送餐卡车、物资发放摊、安置登记点前时常排起长队。

未被帐篷占据的空地上，由土耳其红新月会等民间团体、大小政党组织的餐车和临时厨房里，志愿者们煮着热汤，准备着大饼、烤肉、米饭，随时可免费提供。有的空地上堆放着外部捐赠的冬衣、毛毯，以及纸尿裤等卫生用品，灾民们可按需领取。

记者进入拉马赞家的帐篷时看到，他的家人们将帐篷四周挂上毛毯，以抵御寒冷。当时，公园里刮起大风，帐篷油布哗哗作响。拉马赞的妻子开起天然气暖炉。她告诉《凤凰周刊》，因为安装帐篷时不慎装反方向，导致无法安装家用火炉，只好先用这个替代，“无论安不安全都别无选择”。

对于更严重的灾区来说，连这般赈灾场面都是奢望。作为库尔德人聚居区的阿德亚曼省首府阿德亚曼，地震中遭到极大破坏。这座有着近27万人口的小城成为一座“鬼城”，几乎没留下一座完整房屋，当地死亡人数一度占到整个灾区的十分之一。

这里最为中国网友牵挂的人，是综艺节目《非正式会谈》的土耳其籍嘉宾唐小强——他在当地一家酒店参加导游培训时，被埋在倒塌的废墟下，不幸罹难。

阿德亚曼是东南部最偏远的城市之一，距离地区中心的加济安泰普市有两个多小时车程。汽车越过托鲁斯山脉边缘的丘陵地带时，能俯瞰到山下幼发拉底河平原上平整而肥沃的农田。

阿德亚曼省出产谷物、烟草和纺织品，但有资料显示，这里的农业生产模式接近封建经济下的租种模式，集约程度很低。过去几十年土耳其经济高速发展，阿德亚曼仿佛是被遗忘的一隅。根据土耳其统计局2017年的数据，阿德亚曼省人均收入在土耳其81个省中排名第72位，也是该国政治最保守的地区之一——自2002年以来，这里一直是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的票仓。

阿德亚曼人长期被忽略、被忘记的感受，因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而集中爆发。不止一位当地居民告诉《凤凰周刊》，“没人管我们，没人帮我们。”直到地震第三天，才有帐篷被送到阿德亚曼，其他物资更是少之又少，帐篷区能领到的食物只有鹰嘴豆汤。

2月16日，记者抵达阿德亚曼市西郊的阿滕舍希尔镇（Altinsehir），镇中心仅剩两栋建筑看起来较为完好，其中有一座清真寺，旁边是一个灾民安置点。当地居民告诉《凤凰周刊》，这里的帐篷是震后第八天才搭起来的。马路上随意堆放着外界捐赠的各种衣物，鞋子不成对地散落在地。

26岁的皮纳尔·乌贾尔（Pinar Ucar）来到这片营地，是为了寻找一支牙膏。她的母亲则在清真寺外翻找合适的衣物。皮纳尔向《凤凰周刊》抱怨说，其他城市的援助物资都能被体面地摆放在桌子上供人领取，但在阿德亚曼，“旧衣服像垃圾一样被送来”。

当天阿德亚曼最高气温只有5摄氏度，皮纳尔的母亲只穿了两层单衣。这位母亲说，一家人在户外居住数日，连取暖的柴火都很少，她早已习惯寒冷。彼时，母女俩刚刚领到一顶帐篷，此前她们不得不挤在亲戚的帐篷里。

一些居民将当地的处境归咎于省长楚哈达尔（Mahmut Cuhadar）的荒谬发言。地震刚发生时，这位省长告诉外界，“阿德亚曼的情况还好，只有18人死亡，请把物资送到更有需要的地方去吧！”

因此，当地居民涌进省政府办公楼，围在他的身旁质问道，“阿德亚曼被抛弃了，援助在哪里？”还有人包围了楚哈达尔乘坐的车辆，试图砸车以表愤怒。

另据首都安卡拉的人说，起初大家以为地震只发生在卡赫拉曼马拉什，电视新闻似乎来不及报道阿德亚曼的状况。

“世上再也没有阿德亚曼了。”好几位当地人如此感叹。这座城市只剩下废墟，活着的人几乎都失去了家园。

皮纳尔正在接受牙齿正畸治疗，需要定期复诊，但地震后她再也没能联系上牙医。而她本人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地震发生后，也没有原先的客户联系她。

为安置点运送物资的司机阿沛伦（Ahperen）告诉《凤凰周刊》，他的叔叔也不幸遇难。他本是油气公司的司机，在公司组织下为灾民运送物资。“阿德亚曼的许多司机在地震中死的死、伤的伤，无法再组成一支队伍了。”

阿德亚曼市区西北部的穆夫土鲁街，一些仍然屹立但已空空荡荡的楼房，与一片片垮塌的废墟交替出现。40岁的迈迈提·达尔米斯（Mehmet Dalmis）原本住在一栋两层小楼里，他告诉《凤凰周刊》，距离地震发生已经10天，他们还在等待政府机构过来检查房屋能否继续居住。

他向记者展示了搭在家旁边的帐篷：和马拉什灾民安置点动辄叠放十余条毛毯不同，他的帐篷内仅有薄薄的地毯和三张塑料椅。迈迈提几年前遭遇了一场车祸，左腿被截肢，因安装的假肢不合身，即便有拐杖的帮助，他走路时仍然一瘸一拐。但他家的帐篷远离食物分发点，连主食面包都要步行许久去取。

迈迈提形容，当地的救灾物资分发现场宛如“丛林社会”，行动缓慢的他根本不是其他人的对手，轮到他时，通常什么也不剩了。他表示，阿德亚曼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残疾人。政府给予他的残障补贴仅有1500里拉（约合550元人民币，同时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为8507里拉，约合3135元人民币），地震前一家人收入不高但尚能温饱，然而地震摧毁了一切生计，现在根本不知如何活下去。

“土耳其制造”的杀人建筑

此次地震发生后，土耳其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发文，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一个拿着手机拍摄视频的男子看到了一个女孩，女孩胸部以下的身体被倒塌的混凝土压住了。周围没有人，只有灯光和雪。男人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单凭他自己，没有办法把女孩从狭窄而可怕的沉重混凝土堆中拉出来。”

土耳其位于地质板块交界处，约42%的国土处于活跃地震带上，地质结构不稳，地震多发。帕慕克说，这是他经历过的第四次大地震。1999年，马尔马拉地震曾造成近两万人丧生，他去到受灾最严重的城市，内心“充满了罪恶感和责任感”，想要至少帮忙清除一些瓦砾，但到头来什么忙也没有帮上。

在文中，他既感慨世界末日般的场景激发了人们强烈的团结互助的情感，更揭示出了当地人所感受到的“被遗弃和绝望的感觉”，“整个国家都有这种感觉，就像地震本身一样令人痛心”。

为防范可能发生的大地震，土耳其政府曾为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加固或重修了50座医院和1200座学校。但数百年没发生大地震的南部，未能得到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更何况，不是每一个土耳其国民，都像帕慕克一样有充足的时间、精力思考自己的居所安全。

“我们的房子是‘土耳其制造’，谁在乎过它的质量呢？”阿德亚曼居民奥斯曼（Osman）坐在帐篷营地外的长椅上，半开玩笑地说。

这片帐篷营地位于一片小高层住宅区的边缘，一些楼房呈碎块状坍塌下来，另一些矗立的楼体出现巨大裂缝，仿佛只要再来一次余震就会垮塌。他告诉《凤凰周刊》，他和家人居住的6层公寓塌了，但他只是租户而非业主，从没考虑过房子的质量问题，入住时也没想到要查看相关材料。

奥斯曼感叹，成体量的救援队和援助直到三四天后才抵达阿德亚曼，导致许多埋在废墟下的生命失去了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这场地震彻底改变了我对政府的（支持）态度，他们连我们的命都不在乎！”

地震发生后，阿德亚曼一些无人更新的房屋信息依然被挂在网上。房屋中介网站Sahibinden显示，一间115平米的两室一厅公寓报价140万里拉（约合51万元人民币）。阿德亚曼是土耳其最不发达地区之一，但奥斯曼说，他居住的街区和市中心房价并不低，“没人能买得起房，大家都是租户。但现在我们知道了，贵的房子一样会塌”。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震区最大城市加济安泰普的伊卜拉欣里（Ibrahimli）街区。这座拥有178万人口的城市，除了始建于赫梯帝国时期的文化古迹——加济安泰普城堡遭到部分破坏，主城区几乎完好无损。然而，在被当地人戏称为“高种姓街区”的伊卜拉欣里，竟有三座高层住宅垮塌，直到2月15日，搜救队仍试图在废墟中实施救援。

房屋中介网站显示，伊卜拉欣里街区新近挂牌的房屋多为170平米以上的多房户型，其中一间2月21日挂牌的260平米公寓，报价625万里拉（约合228万元人民币）。

当地出租车司机卡迪尔（Kadir）告诉《凤凰周刊》，许多富人即便不住在加济安泰普，也要在伊卜拉欣里买房，“因为在这里买房是身份的象征”。在此生活十余年的卡迪尔记得，该地区被开发之前是一片农田，至今仍有一个村庄未被拆除，“现在可能是全国身价最高的农村了”。

地震发生后，土耳其坊间有关建筑质量的讨论不断。伊卜拉欣里的埃姆雷（Emre）公寓倒塌后，有传言称，租用该楼底商的土耳其银行Yapi Kredi Bank和坚果店品牌Meray Kuruyemis非法移除了承重柱，以获得更大商用面积。对此指控，两家公司均表示否认，称从未动过房屋的梁柱。后者还强硬表示，租下商铺后拍摄的照片都可供调查使用。

建筑学者厄兹登告诉《凤凰周刊》，不光加济安泰普，关于此次震区垮塌房屋的初步报告显示，一些楼房的地基和底层根本不适合承载高层建筑重量；此外确有移除建筑物梁柱等破坏性改造的案例存在。更严重的问题是，建筑物被改造后，政府对民间投诉不闻不问，他直言，“后者是显而易见的腐败行为。如果政府和开发商能按照法律法规建造、监管和验收房屋，如此大规模的伤亡就不会发生”。

作为地震多发国家，土耳其在减灾和建筑抗震上做过诸多尝试，但很难说做好准备。厄兹登认为，1999年马尔马拉地震是相关立法修订的转折点：那次里氏7.5级地震造成近2万人死亡，给土耳其“狠狠地上了一课”。

正是那场地震，暴露出建筑承包商偷工减料、政府受贿而无视违规行为的弊端，让土耳其人深感失望。现任总统埃尔多安也是在那场地震后的余波中胜选上台的，彼时他承诺将解决政府腐败、加强地震准备工作并改善基础设施和住房问题。

自那以后，土耳其推动防灾减灾与建筑相关立法的完善，2001年实施的建筑验收新规，让学界和业界以为此后的建筑质量会有所改善。厄兹登直言，“如今这场灾难证明，我国法律体系已十分健全，但从地质勘探、施工监理到建筑验收等环节中的所有人，都没有遵守规范，依然存在严重的腐败。”

地震后，土耳其开始对涉嫌违法的建筑开发商和承包商“秋后算账”。该国检察院在受地震影响的省份设立了“地震犯罪调查局”，彻查地震中的建筑倒塌问题。

震后不到一周，哈塔伊省倒塌的高档公寓“文艺复兴”的开发商乔什昆（Mehmet Yasar Coskun）在机场被捕，其被警察押走的照片传遍社交网络。截至2月25日，土耳其检方和警方就建筑倒塌案调查超过600人，逮捕包括承包商在内的184人。

除了查处黑心建筑商，厄兹登认为，让相关法律法规失灵的政府部门也难辞其咎。“除了1999年，2011年土耳其东部凡省（Van）同样发生过造成500多人死亡、2000多栋房屋倒塌的7.2级地震。每次灾难后，土耳其本有时间为下一次地震做好准备。”

亦有分析指出，土耳其每隔几年就会宣布的“建筑大赦”，即为各个年代建成的不合规建筑办理合规证书，也是造成此次地震死伤惨重的原因之一。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埃尔多安在2018年宣布的“大赦”，共计处理了740万份不合规建筑的申请。而据土环境部数据，那次特赦共筹集到240亿里拉的建筑登记费，按当时汇率约合42亿美元。

厄兹登认为，一次又一次“大赦”代表了政客的短视，“他们从不会翻修那些不安全的建筑，而是不断将建筑许可颁发给不合格的承包商，用所谓的‘美丽城市’来换取选票，从而赢下五年一度的大选和地方选举。他们从不为下一代人考虑问题，只看到眼前的利益。”

有数据显示，本次地震灾区在两三年前就有约30万栋被赦免的建筑，是一个可怖的数字。厄兹登说，更严重的后果是，“大赦”变相鼓励开发商建造不合规的建筑，“因为他们知道，不合规的建筑可以在几年后、临近选举时获得赦免，变得合规。”

“地震不杀人，建筑杀人”这句1999年地震后在土耳其流行的话语，近期又流行了起来。

反对党土耳其劳动党（Emek Parti）安卡拉支部书记舒克兰·多安向《凤凰周刊》直言，尽管土耳其建筑质量普遍堪忧，政府却极少投入资源进行修缮。“请问，你们会为自己的住房进行检测吗？”舒克兰略带讽刺地模仿了政府请求居民做建筑质量检测时的话术，“他们的语气如此客气，甚至不是强制的。”

“问题是，深陷生活压力的土耳其人，哪有钱去做建筑质量检测？若检测不合格，翻修房屋需要自己掏钱。更难的是，还需要征得所有邻居的同意，否则事情就会不了了之。”舒克兰解释道。

帕慕克曾写过一篇散文，详述了伊斯坦布尔人的“地震焦虑”：人们担忧住宅的建筑质量，却囿于经济、邻里关系，无法下决心翻修，只能在焦虑与无力间反复横跳，与恐惧和侥幸共存。

如何满足数百万灾民的需求？

救援结束后，土耳其震后工作全面转入赈灾、重建和安置。

2月24日，土耳其政府发布了关于地震灾后重建工作规定的总统令，届时个人、机构和组织都有资格建造住宅和工作场所，并将其捐赠给政府相关部门，再由后者分配给灾民。当天政府还宣布，开始在加济安泰普的两个受灾镇重建855座新房。

不过，埃尔多安关于“一年内为灾民重建住房”的表态遭到质疑，批评者称，在地震灾区重建房屋需要严格的勘探和研究，动作太快只会建造更多不合规的房屋。但有不愿具名的该国官员说，一些招标项目已经完成签约，并称“在建筑安全方面不会妥协”。

无论如何，重新得到住房前，地震灾民们将在帐篷、集装箱等临时住所中度过一年甚至更长时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目前有超过100万人住在临时住所里。

德尼兹住在安卡拉的中东科技大学附近，这里原本住满了大学城的学生。地震以来，他见到越来越多陌生面孔，意味着许多学生从灾区接来了亲友。

但要建多少临时住所，才能满足数百万灾民的需求？据当地媒体报道，受地震影响的11个省份的灾民开始陆续搬迁至邻近省份，导致迁入地房租飞涨。南部省份梅尔辛市中心的房租上涨到2万里拉，一些房东甚至要求提前支付一年的租金。而在大量失去家园同时失去生计的灾民中，有能力去外地租房的仅是一小部分。

厄兹登直言，无法指望政府在短时间内重修几十万间房屋。他举例说，2011年发生的凡省地震使2000多座房屋倒塌，但直到去年，当时的灾民仍有一些人住在集装箱里，“因为这些居民是租户而非业主，没有资格得到政府重建的新房，加上现在房价很高，他们租不起、买不起，只能留在临时住所”。他预计，此次地震后，同样会有大量人住在临时住所，可能长达10-15年。

厄兹登认为，真正应该做的是重建所有房屋倒塌的城市，这意味着要做好城市规划，组织合理的建设流程，并寻找到足够的资金。他建议，土耳其可参考日本“3·11”地震后的可持续安置点建设模式，将临时安置住房改造成永久安住房，避免灾民们多次搬迁，同时也能节省资金。

土耳其政府承诺加紧推展重建工作，初步计划是斥资至少150亿美元建造20万个住宅单位和7万栋村屋。按照土耳其环境和城市化部长库鲁姆的说法，重建的新房每套面积定为105平米，每套成本约合64万元人民币。

土耳其《经济报》估计，根据毛坯房、粗装修或学校、医院等不同建筑标准分类核算，重建花费将超过8430亿里拉（约合3100亿元人民币），这包括道路、供水、供电和污水处理系统成本，但不包括土地分成和征用费用。

此外，根据土耳其去年9月公布的经济计划，2023年中央政府预算赤字将为6594亿里拉。这意味着震后房屋重建的预算比整体预算赤字还高出30%，相当于全年预算的18.8%。《经济报》指出，即便总统有权调用年度预算中的津贴应对自然灾害，也只是杯水车薪。截至目前，世界银行、美国和阿联酋已承诺提供给土耳其共计超过20亿美元的援助，约合377亿里拉。

重建之前，还有大量废墟需要清理。土耳其地震加固协会（DEGUDER）主席图尔坎（Sinan Turkkan）强调，由于会不断在废墟下发现遇难者遗体，清墟工作可能无法太快完成。他还建议，应该在废墟收集区建立转化设施，收集起来的建筑碎块可用于道路建设或建筑填充，因为资源是有限的。

总之，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估计，这场灾难产生了1.16亿吨-2.1亿吨瓦砾，约是1999年马尔马拉地震的10倍。联合国表示，针对土耳其地震发起的10亿美元紧急援助呼吁，已申请将其中1.135亿美元集中用于清墟工作。

此次震区人口总计1350万人，占土耳其人口的15%，产生的GDP约占该国经济总量的10%。土耳其此前预计，2023年经济增长约为5%，但有经济学家估计，此次地震将使GDP增速减少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穆希尔丁（Mohieldin）表示，此次地震对土耳其GDP的影响或不及1999年的马尔马拉地震，因为后者位于该国的工业中心地带。

政府雄心勃勃的重建计划，让很多人不知所措。震后一周，卡赫拉曼马拉什城郊的公路上，运送物资的车辆排起长队，当地人在汽车后备厢里装上全部家当，准备撤离。

在一处灾民安置点，31岁的家庭主妇艾兹拉（Esra）告诉《凤凰周刊》，她没想好是否要搬去其他城市，但她担心，这座城市需要好几年才能恢复正常，“现在邻居们都走了，开店的、开工厂的都走了，我们若留下来，去哪买菜、去哪上班呢？”

卡赫拉曼马拉什工商业协会副主席古姆舍尔（Hikmet Gumuser）想到了对策。他在《经济报》撰文称，“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激活工商业——办法有很多：为员工提供住宿、薪酬，为工厂提供贷款以修复损坏的机器，为等待复工的工人提供补贴等”。他满怀激情地写道：“地震灾民中的实业家，一定会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我们将一起使国家恢复到过去的美好时光。”

（感谢Ece Cansu Çağlar对本文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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