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食盐、税收的新证据》，[瑞士]傅汉思，党宝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 （资料图/图）
2022年我的阅读重点有两个，一是五代史，二是货币史，所以一看到这本书的名字，就忍不住好奇，想知道傅汉思究竟怎样从金融入手破解马可·波罗疑案。
原来这位瑞士汉学家把马可·波罗游记的各种抄本与同时期其他文献做了仔细比对，证明马可·波罗所记元朝纸币的图画、面额，云南贝币、四川盐币的流通，以及长芦盐场的生产、杭州地区的税收，详尽程度都超过了此前欧洲、阿拉伯或波斯的所有文献，因此不可能是抄来的。马可·波罗提到纸币的原料是白桑树的树干和外面的白细皮，整体呈现黑色，又说四川建都地区把盐切成“约重半镑”的小块作为交易货币，都是虚构不出来的。即便抛开马可·波罗故事，这也是一本很好的元朝金融史。
傅汉思认为，除一些细节外，游记内容基本与史实相符，而被他视为论敌的英国学者吴芳思，在代表作《马可·波罗真的到过中国吗》中给予了相反的结论。两本书对照来读，趣味倍增。
《货币文化史（I—VI）》， [美]比尔·莫勒、[德]斯特凡·克姆尼切克等主编，侯宇、王小庆等译，文汇出版社，2022年6月—11月。 （资料图/图）
这套书汇集全球四十多位学者，书写了货币从诞生、发展，乃至数字化之后，其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全貌。其中前两卷聚焦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钱币，恰能与中国古钱形成对照。
无论东西方，统治者都把铸钱作为昭示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中国在唐朝以后，钱币上通常铸有国号或年号，如“宋元通宝”“乾隆通宝”等。欧洲钱币没有“方孔”这一设计，可以刻上更多图文，古罗马钱币上就有君主头像和颂扬帝国繁荣的口号。但两者发展路径不同，欧洲中世纪政权林立，钱币各异，逐渐形成由铜币、银币和金币构成的完整货币体系，以及便士、马克等常用单位；加上汇票的发明和教会对货币流通的促进，奠定起商业革命的基础。中国古代在尝试纸币失败之后，主要使用的白银需要称重，方孔钱价值过低，都不便于商品交易。
相比于西方钱币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中国学者对钱币的重视远远不足，依旧停留在对钱币本身的研究，很少延伸到古代社会、金融方面。希望这套《货币文化史》能给中国学界带来一些借鉴。
《世变下的五代女性》，[日]山口智哉、柳立言等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 《五代武人之文》，[日]山口智哉、柳立言等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五代的文武僧庶》，[日]山口智哉、李宗翰等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
近年来，借助墓志铭等出土资料研究古代史，成为一股热潮。山口智哉、柳立言等编著的“五代在碑志”系列，即期望通过五代人物墓志、碑刻等填补传世文献的不足，发掘此一乱世的更多细节。同时，他们不仅关注军政要人，也研究他们的母亲、妻妾，乃至一些平民、商贾和僧侣。
这里举两个例子，说说墓志铭可以怎样加深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在固有印象中，武人们只知战争和破坏，缺少文化知识，不具备治理地方的能力。但通过墓志，可以看到他们有的允文允武，堪称儒将；有的治理有方，被誉为名臣。后晋将领周令武的墓志，就说他善于处理民事，使“刑政交施，风声俞振”。乱世也给平民带来向上流动的机会，李悔祖上三代“不仕”，而历经唐末、五代、宋初的奋斗，家族竟实现了先富后贵。要不是有墓志被发现，李悔这样的小人物注定湮没无闻。
如果大家也想借助墓志铭重新审视历史，过去有周阿根编的《五代墓志汇考》，2022年又出了仇鹿鸣、夏婧辑校的《五代十国墓志汇编》，该书按政权、时间排列墓志，查阅非常方便。
《权力与正统：五代政治史论稿》，罗亮著，中国科学出版社2022年8月。 （资料图/图）
像前面说的那样，借助墓志铭等资料，五代史研究有了新发展。罗亮这本书的不同之处在于，主要关注传统政治史，如五代国号由来、后唐的统治策略，及后晋、后周的合法性构建等。
众所周知，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都是沙陀人，可他们在夺取政权后，为确立正统地位，不约而同地追认汉人为祖先，并以古代汉人王朝的唐、晋、汉为国号。在确立合法性方面难度最大的当属石敬瑭，他为求契丹援助，不惜与耶律德光约为父子，此举看上去十分无耻，其实有着隐秘的历史渊源——李克用曾与耶律阿保机结为兄弟，李克用义子李嗣源（唐明宗）认可耶律阿保机为叔父，而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耶律德光是耶律阿保机之子，算下来石敬瑭的确是比耶律德光矮了一辈。石敬瑭在成为耶律德光之子后，可以使自己在宣称继承唐明宗事业时具有更多合法性。
从后世来看，五代都很短暂，后汉两个皇帝加在一起也只在位四年，可是罗亮告诉读者，“他们和历史上其他的帝王一样，都希望王朝长治久安，皇位江山永固”，没有谁抱的是“过渡者”心态。
《汉文与东亚世界》，[韩]金文京著，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10月。 （资料图/图）
出于对货币史的兴趣，我很早就注意到古代日本、朝鲜、越南不仅和中国一样铸造方孔钱，还用汉字当钱文，这让我对“汉字文化圈”的说法非常认同，直到读了金文京这本书。
按照书中解释，邻国人到中国学汉语的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学走的汉字读音各不一样，久而久之，相互间就没办法再通过说话交流了。同时，由于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邻国人想要使用，只要掌握汉字词义即可，于是他们发明了“训读”——用本国语言去读汉字。在汉字的使用方面，各国人或者因为汉字功底不足、或者受本国习惯影响，在书写时会犯很多错误，逐渐形成与“正规汉文”相对的“变体汉文”。在古代日本人、朝鲜人、越南人眼中，这些加上本国助词、语缀等，中国人可能看都看不懂的“吏吐文”“侯文”，才是真正的本国文化。显然，东亚几国对汉字是各有各的用法。
如今汉字在韩国、朝鲜、越南早已被停用，只有日文中还保留不少。这一定程度上方便了两国人的交往，就像我一个在日本的朋友说得那样，中国人学日语有很大优势，连蒙带猜就能看懂个大概。
杨津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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