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争先：第一次工业全球化》，[新西兰]马特耶·阿本霍斯 [加]戈登·莫雷尔 著，孙翱鹏 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11月版。
移民并非欧洲特有的现象
19世纪是工业全球化的时代，其中最能展现其时代特征的表现之一，便是全球人口迁移——人和社群的迁移，旨在寻求一个新的定居点，并往往与他们的原籍地相距甚远。
2004年，历史学家亚当·麦基翁（Adam McKeown）发表了一篇开创性的期刊文章，其中描绘了19世纪跨洋、跨州人口迁移的范围，其范围之广，令人惊叹。他指出，1848年后，全球移民数量激增。截至1940年，已有超过5500万人迁入美洲，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大西洋彼岸的移民，也有一部分来自印度、中国、日本和非洲，占比虽小，数量却仍十分可观（250万上下）。同一时期，另有约莫5000万人横跨印度洋、南太平洋（其中大约400万人来自更远的地方），5000万人跨越中亚大陆、进出日本。上述人口迁移中，相当大的部分（尽管并非尽数）发生在1914年以前。
1900年的梁启超可能心满意足于“足不出户”，通过报纸便能“了解世界”。但基于麦基翁的数据，19世纪，数不胜数的人起身迁移，其行迹遍布全球，与报纸带来的效应一样，均为工业全球化时代注入了活力。引发并促成这些移民行为的因素不一而足，比如，1815年后开放且相对安全的海上旅行、航运和运输路线的扩展，以及全球工业经济体中，人口迁移“推力与拉力”的动态发展。对于这数以百万计的移民，构成其中每一位移民的身份认同的核心，都是其个人或家庭的故事——讲述他们如何决意（或是迫不得已）背井离乡，去往一个他们所谓的“新世界”，开拓新生活。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淘金者或铁路工人，一生中甚至经历了不止一次的长距离迁徙。
显而易见，移民并非欧洲特有的现象。不过，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一贯使用人口迁移模式，来解释19世纪西方崛起，并逐步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成因。例如，历史学家詹姆斯·贝利奇(James Belich)在其《盈满大地》(Replenishing the Earth)一书中写道：“1815年及以后，英国和美国中，以英语为母语的移民数量激增，他们不断开拓殖民地，乃至遍布全球，此举为英语世界主导其他国家政治、文化局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尽管在贝利奇看来，移民的激增，并不依赖于工业化的最初推动力（因为大部分移民行为发生在蒸汽船盛行之前，但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但随着工业城市的蓬勃发展，如英国的殖民地（悉尼、新加坡和孟买等），美国的洛杉矶、旧金山、圣路易斯、芝加哥和纽约，移民的数量也随之成倍地递增。贝利奇的论点还有许多有待考证之处。毕竟，在1870年之前，迁往美国的所有移民中，有半数以上来自不列颠群岛。但随着工业全球化进程的推进，19世纪50年代后，其影响深入到越来越多的社群，人口迁移模式也逐步多样化。
电影《前进天堂》（2002）剧照。
于上述发展中，工业化起到了关键作用，很大程度上因其影响了大多数社群的社会经济基础。一方面，工业化为人口迁移提供了上升途径与机会，可将其视为“拉动因素”，比如，不断崛起的工业城市，为人们提供了工作，以及一个得以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愉悦”的处所。另一方面，工业化也创造了一系列社会条件，使许多人更殷切地渴望迁移，可将这些条件视为“推动因素”，鼓吹人们离乡背井，启程去摸索一个未知的未来。
发生在手工工人身上的残酷故事周而复始地上演
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在19世纪工业中心地带，工业革命都带来了怎样的社会影响。自工业化伊始，社会结构就已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不平等，不仅颠覆了传统手工业者、工人和土地精英的生活，同时也使工业城市中大量工人阶层，不得不面对恶劣的工作、生活条件。不可否认，工业化积累了巨大财富，中产阶级各个腰缠万贯，大众得益于更加实惠的日用品，发明家们也广受好评与赞誉。但是，上述所有的发展都伴随着高昂的代价，并使得许多人陷入举步维艰、穷困潦倒的境地。
工业化推进后，首当其冲的便是技术精湛的工匠及其所属行会，他们的工作被价格低廉的劳工接手，其手艺也由机器替代，因而丧失了劳动和政治价值。于是，众怒难平，他们极力抵制工业发展进程。比如，19世纪初的数十年里，英国中部地区的“卢德派”工匠曾多次毁坏棉花原料、破坏羊毛厂，以此发泄愤怒；19世纪40年代，德国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抗议廉价制造品的涌入，也同样具有破坏性；在印度孟加拉地区，一些工匠砍掉了自己的拇指，以抗议从英国进口廉价产品，后者业已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手工业，即便其技巧是那么炉火纯青；1848年欧洲爆发革命，部分地区的革命甚至是由工匠群体所发起的，他们不满于工业化对其生计和传统价值的影响，因而揭竿而起。工业化进程中，机械化带来的优势与技艺超群的手工工人格格不入，后者很快便发觉机械化威胁到了自己的生存。但机器改进、工厂扩建的进程仍不断推进，技巧生疏（或不那么熟练）的产业工人数量激增，新兴工业中产阶级的财富日益增长，与此同时，发生在手工工人身上的残酷故事，也在周而复始地上演。
人们可能会认为，产业工人必定会从工业资本主义的胜利中受益匪浅，但恰恰相反，他们更倾向于将自己视作工业化的受害者。1848年，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其中写道，工人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全世界。”书中大肆批判原始资本主义制度，揭露大都市中无产阶级（工业工人阶级）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尽管如此，由于工业经济提供的工作数量与日俱增，其整体重要性突飞猛进，大量农业劳动者依旧选择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务工，寻求财运。因此，这些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但生活于其中的大多数无产阶级，光景十分惨淡，内外交困。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艰难时世》（Hard Times，1854年）、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的《南方与北方》（North and South，1855年），以及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1862年），均对无产阶级惨淡无望的生活进行了深刻地描述。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这样一副图景：1850年，英国产业工人超过英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部分人居住在工业城市，而工业城市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工人阶级的预期寿命约为36岁，与之相比，中产阶级的平均寿命约为50岁。这种寿命的差异，源于巨大的贫富差距。英国的中产阶级，在全球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中受益颇多，因而负担得起更好的食物、住宿和医疗保健。而工业工人阶级，做着开采燃料和制造商品的工作，是工业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螺丝钉”，却生活于凄风苦雨之下、供给短缺的贫民窟之中。他们的世界，家徒四壁，唯有贫穷。
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列举了一些具有说服力的统计数据，进一步说明了二者的巨大差异。例如，他指出，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军官学员，家境优渥，相比于就读皇家海军协会下属慈善学校的工人阶级男孩，二者虽年岁相仿，前者的平均身高却比后者高出整整9英寸（约23厘米）。此外，婴儿的死亡率也同样能够体现贫富差距。1900年，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婴儿，其存活率高达96%，而出生于工人阶级家庭的婴儿仅有67%。在法国和德国许多大城市收集到的统计数据也与此相仿，特别是在工业城市，其中的贫民窟拥挤不堪、通风不良，肺结核和霍乱引发的后果更为致命。这些不平等的现象，也并非湮没无闻。19世纪社会动荡，多次发生革命抵抗、劳工动乱、罢工和抗议，而这些不平等的现象，为这些抗争活动的兴起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解释。
电影《布鲁克林》（2015）剧照。
此外，这些运动还促进了全球范围内，一系列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勃兴。尽管这些政治活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人阶级的苦难，但“撒旦的磨坊”与“资本主义的贪婪”恶名昭彰，许多人仍情愿破釜沉舟，逃离当前的“悲惨世界”，冒着风险进行海外航行，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新环境，开始新的生活。
综上所述，工业化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在人们决定是否迁移的过程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现存的宗教、种族、政治观点和阶级的裂痕，在城市化的动态变化中，只会越撕越大。人们纷纷离开故土，去海外寻找新的机会，例如，1840年代，经历过马铃薯大饥荒的爱尔兰人和其他北欧人、见证了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的人们，很大一部分都踏上了迁移的旅程。自1850年起，平均每年有25万德意志人离开欧洲，前往他们所谓的“新世界”，构建“德国城镇”、商业网络及社区；并且早在德意志帝国成立之前，这些德意志人就已经踏出这一步了。在某种意义下，正是这些移民者，塑造了德意志帝国主义，正如英国移民者塑造了英国一样。
此外，1876—1914年，还有多达1400万的意大利人，其中以农夫为主，离开了刚刚统一的意大利，前往西欧和美洲寻求更好的生活，其中22%的人，最终扎根于阿根廷或巴西。其他情况，例如政府政策的变化、涉及宗教和少数民族的行动，也会促使人们离开故土。举例言之，俄国的门诺派教徒长期以来在沙皇俄国都被免除兵役，但在19世纪70年代，他们却被强求加入军队。因此，迫于形势，一些人移居加拿大，另一些人则选择了美洲的其他地方。
19世纪全球人口迁移的多样性
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在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期间，人们分别见证了经济繁荣和衰退期。在19世纪的经济萧条时期，鲜少有政府具有社会福利机制或金融工具，来“缓冲”广泛的失业、贫困带来的打击。19世纪后半叶的一系列政治骚动，推动了部分“缓冲”机制的形成。但在1815—191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更常出现的场景是，工人不堪饥寒交迫，纷纷离开故乡，远至帝国殖民地，开辟新生活。例如，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长期萧条困境期，发生了几次大型的欧洲人口外迁。这短短20年间，因价格暴跌、种植农业向放牧业的转型，英国的粮食产量下降了26%。
此外，英国的农业转型，也造就了农村大规模的失业——毕竟，饲养动物所需劳动力少于种植业。因此，这一时期，英国有超过25万人放弃了农业生产。大部分人投身工业生产，另有一些人离开了祖国，另寻出路。出于同样的理由，且国内工业就业机会又相当有限，地中海地区有数百万农民移居海外（其中一些仍在欧洲）。但是，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以及澳大利亚、南非和巴西的专业种植园，业已打通欧洲市场，欧洲外迁者的农产品就价格、质量和数量而言，均无法与前者的产品匹敌，这大大影响了他们的迁移。全球化的工业经济，使一些富强的国家，得以获取价格低廉的进口产品，来满足其国民基本的食品消费需求。这一现象，也引发了全球粮食生产、消费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电影《谷子和鲻鱼》（2007）剧照。
正如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H.Carr）的观点，在历史研究中，数字至关重要。（19世纪前的）几个世纪以来，各个帝国均不间歇地开拓殖民地，但其成果，仍无法与19世纪媲美，19世纪人口迁移数量之大，造成的影响深刻且不可磨灭。举例来说，1790年，加拿大仅有大约25万名移民，其中以法国人为主，而到了1860年，已有超过300万名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大多以英语为母语）迁居于此。且不久之后，另有更多的欧洲人，为了摆脱贫困、逃避政治动荡，也加入了这些人的行列。诸如此类的增长，也发生在了澳大利亚。1790年，澳大利亚的白人移民者尚不足1000人，但到了1860年，非原住民的人数竟达到了125万。但“盎格鲁世界”（得名于贝利奇）最大的殖民扩张地还当属美国——13个殖民地，从最初的380万人口，到1860年，已增长至近1600万。又过了40年，美国人口已然高达7600万。许多新移民者来自爱尔兰、欧洲的德语区，后来，意大利、东欧和波罗的海地区也纷纷有人迁往美国。
但是，并不只有工业化大都市才具有人口持续迁入的特征。正如开头所述，中亚、亚太和印度洋地区发生的人口变化，同样令人叹为观止。而之所以会有大量移民流入这些非欧洲国家，很大程度上也源于19世纪全球工业化。促使大量移民涌入这些国家的推动因素，与大规模种植园经济增长息息相关，而后者又是工业大都市制造中心的供应源。这些坐落于世界各地的种植园，对于劳动力有着庞大的需求，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自由、非自由劳动力。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如此，其项目规模之大，令人心向往之。
1849年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兴起一波淘金热，同时正值美国修建横贯大陆的铁路，提供了大量工作机会。因此，200多万中国和日本劳工受其吸引，迁往美国。另有数百万中国人，移居中国东北和俄国西伯利亚，投身于当地的铁路建设。即使是加勒比海、南太平洋、非洲和亚洲的种植园经济，也有数以千计的中国人和印度人从业于其中。1861年，俄国农奴解放后，也兴起了一波向美洲和亚洲东部的大规模移民潮。同时，上海、新加坡市、香港和孟买等港口城市，快速扩张，蒸蒸日上，世界各地的移民因其提供的工业机会，也接踵而至。
但并非所有的迁移行为，都是出于个人意愿进行的。1815年，维也纳会议达成国际协议，一致废除奴隶贸易，但这一协议实际上只在大西洋世界奏效。1815年后，奴隶贸易这一形式逐步销声匿迹。1865年，在一场内战后，美国的奴隶制才被废除。但是，这并不是奴隶制的终结——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奴隶制，仍可见于世界各地，非洲人依旧被当作奴隶、被交易，被迫在印度洋地区和中东的种植园工作。
直到1838年，奴隶制，而不仅仅是奴隶贸易，才在英国及其所控领土上被正式废除，法兰西帝国紧随其后，于1848年废除奴隶制。西班牙要到19世纪80年代才废除奴隶制，荷兰则比西班牙早10年。但是，尽管签订了正式协议，欧洲和美国的一些工业中心，却一如既往地依靠非洲奴隶牟利。比如，在桑给巴尔岛（Zanzibar）和奔巴岛（Pemba）的丁香种植园、非洲东部沿海的海枣种植园，以及锡兰岛（斯里兰卡）的珍珠捕捞中心，奴隶制方兴未艾。此外，受控于法国的马达加斯加，也仍存在大量奴隶劳工；中东的许多地方，奴隶制也尚未瓦解。当地的奴隶掠夺者仍然在非洲东部四处寻觅黑人，并将其作为奴隶出售；除了贩卖黑奴，他们还杀戮了数十万头大象，夺其象牙，以供全球之需。
电影《淘金岁月》（2002）剧照。
契约劳工是种植园劳动力的另一个主要来源，这些人为支付前往“新世界”的费用，同意（或被迫同意）打几年白工。契约劳工存在形式形形色色，其中大部分均具有高度剥削性，有些甚至与奴隶制别无二致。例如，1834—1907年，毛里求斯岛招进45万名印度契约劳工。所有劳工均受到当地极其严苛的法律、税法的约束，这实际上迫使他们一再重新签订契约，其地位一降再降，最终形同奴隶。与此同时，奴隶制度的终结，给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主出了一道经济难题：维持种植园的运转，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在此情境下，他们该如何确保种植园经济得以长期生存下去？据历史学家德克·赫尔德（Dirk Hoerder）估计，1811—1916年，大约有175万自由、非自由的外国劳动力来到此地，在该地区的糖料种植园劳作，其中包括80万非洲人、55万印度人和27万中国人。
上述所有的全球性人口迁移，无一不展现了人类移居行为对当地环境的深远影响。无论人们走到哪里，其文化、世界观和社会期望都如影随形。在新的定居地，他们按照既往熟悉的模式和结构，建造住宅、社区设施、村庄、郊区，甚至整个城镇。他们重塑新环境，使其贴近“家”的感觉，并以“家”为范例为事物命名。以英语世界为例，其地名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伦敦、巴黎、柏林、巴登、惠灵顿、韦尔斯利、新汉堡、新敦提、汉密尔顿、纳尔逊、约克、滑铁卢、斯特拉特福德、泰晤士，以及其他数百个城市名称、战役原址和名人的名字，现于千里之外的大陆、岛屿、山峰和水道上。正是19世纪全球人口迁移的多样性，造就了众多特大城市的世界性。
全球人口迁移推动了19世纪工业帝国的扩张
19世纪，工业帝国和一众外国移民的到来，使原住民的土地被掠夺，后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美国、非洲大部分地区、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南亚和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地区的原住民来说，大量水手、士兵、商人，甚至传教士，来到自己家乡的港口、河流和沿海地区，尚能曲意迁就。但是，当一船又一船的移民远道而来，企图在你的地盘重建“自己的家”，并相应地对环境进行重塑，则须另当别论了。不仅如此，当地经济因移民的到来，向种植园和采掘业转型，原住民的社会结构还须适应经济转型，以及外国殖民者强加的治理模式。鉴于上述转变速度之快，影响之大，也难怪许多人“自下而上”地发动抵抗活动，竭力抵制工业化、帝国权力的扩张。其抵抗形式十分多样，并揭露了一个事实：在许多人眼里，19世纪的工业全球化进程以及工业帝国的扩张，往往是来者不善、居心叵测。
与日俱增的全球人口迁移，推动了19世纪工业帝国的扩张，以及詹姆斯·贝利奇口中“盎格鲁世界爆炸式的扩张”。我们若将19世纪工业帝国所持领土，进行类型区分，则对于该方面的研究大有裨益。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有形帝国（formal empires）通常由三种类型的殖民地组成，可以根据在其中生活和工作的人的种类，对每种殖民地进行划分。
例如，驻领殖民地（settler colony）的移民大部分来自欧洲大城市，且或多或少都希望在当地永久居留。相比之下，经济生产殖民地（economic production colony）则不太会吸引大量从大城市迁出的人口，尽管仍有数不胜数的非本地工人接踵而至。这些殖民地坐拥大型种植园、矿场、贸易港口，或捕鲸船队中心，通常由军队、海军部队，以及少数下派的文职官僚进行管治。与之相似，战略殖民地（strategic outpost），如港口和沿海属地等，因其战略性质——满足帝国海军、商船、商业网络和电报站的需要，通常也不会有大量的殖民者。但毋庸置疑，对于有形帝国的类型区分，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一个地方，起初可能被划为战略殖民地，但倘若大量的殖民者纷至沓来，它也能被轻易地归入驻领殖民地的范畴。而以上这些地方，只需满足以下条件，便可被划为有形帝国的殖民地（而非下面即将讨论的，无形帝国的范畴）：如果一殖民帝国对该领土提出了主权要求，即使当地的原住民矢口否认，这一主权只需得到其他国家的“合法性”认证，并可成立。这一合法性，主要由国际法决定。此外，列强之间签署的大量条约和合同，规定了众多区域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也可作为合法性认证之一。
我们以英国为例，来进一步探究有形帝国海外扩张的性质。显而易见，19世纪，英国作为一个工业大国，之所以取得了国富民强的成就，得益于其工业革命后发展起来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以及海上霸主的地位。与此同时，其有形帝国不断扩张，英国人民在该帝国范围内广泛迁移，也不断巩固了英国的地位。英国的驻领殖民地，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纽芬兰和南非等地区的“白人”自治领，更是为英欧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复刻，提供了有利的途径。这些自治领的移民者大多来自英国本土，不过在19和20世纪，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对外开放，世界各地的人也随即当机立断，纷纷来到英国殖民地寻求机遇。
而驻领殖民地，并非只象征着机遇，还会以别的形式存在。以现今的肯尼亚为例。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东非地区都构成了全球经济的一部分。起初，葡萄牙商人来到这里，与肯尼亚当地的非洲土著社群做交易。随后，阿曼苏丹国强行对其沿海地区进行了殖民化。阿曼苏丹国与欧洲大国，特别是德国和英国，长期保持着友好的贸易关系，因此富得流油。也正因为这友好关系，1850年后，数不胜数的欧洲探险家、商人和传教士来到东非。但同时，在肯尼亚也上演着惨烈的奴隶掠夺，这些奴隶均被送往桑给巴尔和奔巴种植园（也属于阿曼人的统治范围）。
1895年，当坦噶尼喀（Tanganyika）的主权由德国移交给英国后，肯尼亚正式成为英国的保护地。这正式将肯尼亚纳入英国的统治范围内，奴隶掠夺的行为也因而受到了管控，数量急剧下降。但此时，肯尼亚的移民人口并不是十分庞大，而英国也不得不在这样的情况下，尝试对该地区进行管辖。当地的非洲族群极力抵制其主权归属转移至英国，后者借助与阿曼当局的联系，对前者进行了行政控制。其中，基库尤人（Kikuyu）忧虑万分，认为此举预示着他们的未来前途堪忧，并且先前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例如，其酋长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之间签署的条约）均被推翻，也让他们深感背叛。
从各方面考量，英国控制下的肯尼亚，既是前者的一个经济生产殖民地，又是前者的战略殖民地。乌干达铁路将蒙巴萨岛（Mombasa）和基苏木（Kisumu）连接起来，最后延伸至金加拉（Kingala），该铁路的修建，为东非地区带来了数以万计的印度契约劳工，同时也更为直接地将该地区与全球经济紧密联系起来。此外，少数极其富裕的欧洲人受利益所驱，也来到肯尼亚定居，后者因而发展出了小型的白人驻领殖民地。
1901年，定居于肯尼亚保护地的欧洲人仅500多人，与之相比，印度人已达到27000人，非洲原住民则约有150万人。这些欧洲人大部分来自英国，他们来到肯尼亚这个穷乡僻壤，主要是希望重建“旧世界的乡绅制度”，继而重获土地特权、仆人，并宣扬一种基于贵族价值观的精英文化。彼时，这种追求享乐的中产阶级式的生活方式在英国国内备受挑战，而肯尼亚当地的种族等级制度、乡绅文化，以及大量退休和现役军官、公务员的存在，都有助于延续这一生活方式。此外，肯尼亚推出大型猎物狩猎活动，猎物甚至囊括狮子和大象，这类活动轻而易举吸引了众多权贵，包括英国皇室和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及史密森尼学会非洲探险队，1909年（《万国争先：第一次工业全球化》内页插图）。
因此，正如历史学家戴恩·肯尼迪（Dane Kennedy）所述，相比于加拿大、新西兰或澳大利亚的任何驻领殖民地，这个“白人之岛”更像是一个欧洲殖民者的社区。它也被视作19世纪工业全球化时代的一个独特产物。
工业化的大部分动力来自私人企业
肯尼亚的历史，揭示了一个事实：英国帝国主义的大获全胜，与其海外经济资产的不断扩充息息相关。而其中，印度则是重中之重，是大英帝国皇冠上最夺目的那颗宝石。1857年，继触目惊心的印度兵变（Indian Mutiny）之后，英国政府从东印度公司手中，正式接管了对印度地区的统治权，其范围不仅包括今天的印度，还涵盖了我们今日所知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缅甸等国家。英国在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仅将后者视作一个经济生产殖民地。
即便到了1958年，英国在当地的驻扎人口仍只是小基数，仅有寥寥几千名政府官员，以及7万人的英国军队，二者共同管理着2.5亿的本土居民。大英帝国控制其印度殖民地的关键，就在于调整当地的社会结构和等级制度，以适应英国的经济和战略。因此，英国对数以千计的当地文员、行政人员和具备战士种姓的士兵，进行培养教育，并赋予他们权力。这些人成为英国的流动干部，辗转于各殖民地之间，协助英国在南亚地区内外进行运作。
此外，另有数以万计的印度人，被派往非洲建设铁路和交通枢纽，致力于将英国在南非好望角的殖民地，与埃及的开罗相连。例如，1896—1901年，便有3万多名印度契约劳工，离开印度西北部的帕坦地区，来到非洲参与修建乌干达铁路。这些劳工与2600名非洲原住民一起劳作，并在英国当局的坚决主张下，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期满后，大约半数的印度人仍留在非洲，但在其逗留期间，许多人染上了疟疾、痢疾、坏血病、溃疡和肝病。印度政府检查员也留意到，那些因病提前回国的劳工，大多也都蓬头垢面、肮脏不堪。
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印度人成为专业人士，比如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他受过高等教育，并充分利用其接受英国教育的机会，积极推动国内外的社会和政治变革。这些非欧洲血统，但接受了西方教育的印度人，组建成一个专业人士网络，任职于南亚和东南亚的商界、政府中，为孟买、马德拉斯、加尔各答、仰光和新加坡等城市，注入了发展的活力。其他人则加入了更为广泛的全球经济网中，推动印度与世界相连。此外，印度军队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该军队包括由英国白人组成的军团，以及由印度人和尼泊尔廓尔喀人共同组成的本土部队，成为一支遍布全球的快速反应部队，以满足英国的不时之需。
电影《淘金岁月》（2002）剧照。
武力是维护帝国统治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向国外派遣军队需要高昂的成本，因此，在当地组建军队是必不可少的举措。再者，尽管印度自下而上的反抗不断，英国仍极力剥削印度广大民众的劳动力、开发其才能，并将印度大部分地区转变为初级产品生产区，使其成为英国和全球经济的重要供给源。不过，印度也并非没有工业发展，例如，孟买等城市，便坐拥繁荣兴旺的纺织业，以及化学染料生产厂和造纸厂。截至1900年，孟买已拥有136家纺织工厂。但是，该时期印度的经济产出，主要用于增加英国的财富、提高其工业生产力。
上述英国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的例子表明，19世纪的帝国主义，大多是一盘散沙、杂乱无章。1858年后，名义上，印度归于大英帝国的统治之下，但其2.5亿人民，并非任人宰割的顺民，并没有温顺地接受英帝国统治。许多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愿望和欲望，尽可能地做出调整，以适应英国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环境。他们组建的机构及开展的活动，与“自上而下”的、由帝国组织的机构和活动一样，在全球人员与信息网络交互的过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他们的活动也突出了一点，无形帝国主义（informal imperialism）对于推动工业全球化进程所起到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
众所周知，工业化的大部分动力来自私人企业：这些个人和企业，最大限度地利用先进的技术、开放的海洋、资本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交流，把握发展的机会，并将机会最大化。而有形帝国（即由政府和国家塑造的帝国），往往出现于这些私人企业之后，有人是为了逃离他们的“旧”世界而迁移，也有人是怀揣着对“新世界”的憧憬，渴求新的发展机遇。
本文选自《万国争先：第一次工业全球化》，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新西兰]马特耶·阿本霍斯 [加]戈登·莫雷尔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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