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弘毅
文章｜《中国金融》2020年第12期
货币只有转变为实物，具有使用价值，才是财富；同时，货币只有转变为资本，变成现实生产要素，才能创造新的财富。银行的天职就是让货币转化为资本，形成现实生产力，而利息是产业资本对银行的回报。我们从哲学层面来探讨银行问题，必须要厘清货币与生息资本的本质。
首先来谈谈货币，货币可以是任何东西，包括贝壳、金属、纸、芯片甚至数字。但是反过来，这些东西并非就是货币。
货币的本性。马克思说，银行制度用各种形式的流通信用代替货币，这表明货币事实上无非是劳动及其产品的社会性的一种特殊表现，但是，这种社会性和私人生产的基础相对立，归根到底总要表现为一个物，表现为和其他商品并列的一种特殊商品。不过，到今天我们看到，马克思讲的这个“物”，可以是银行账上的一组数字，未必是实物，经过社会认定的数字，完全可以体现货币的本性即社会性。以人民币为例，它是中国境内唯一的合法货币。所谓纸币、硬币、纪念币、电子货币、数字货币，都是人民币的价值表现形式和计量工具，不是什么人民币以外的任何新的货币种类。人民币作为价值尺度没有改变，作为支付手段、贮藏手段本身可以实现电子化、数字化，不过货币数字化并非数字货币。
货币购买力与“最适货币量”。自从有了货币，就有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问题。凯恩斯在《货币论》中讲，人们持有货币不是为了货币本身，而是为了它的购买力，也就是它所能购买的东西。但由于在货币以外无法储存一般购买力，所以对购买力的需求便转化成对货币“等值”的需求。物价指数是用来衡量若干单位的货币与若干单位的购买力之间等值关系的尺度，反映了货币供应量、货币流通量是否合理，因而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投放和货币市场操作的一个重要参照指标，也是中央银行一定时期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千百年来，人们苦苦探索“最适货币量”问题，最适货币供应量计算公式或最佳货币供给增长率方程，理论上是存在的。但事实上，精准计算货币流通量，确保每一次货币投放和回笼都分文不差，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错误的。货币供应量应依据利率和物价指数等指标变化不断调节。
世界主导货币。一般来说，货币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与发钞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是一致的。随着一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加大、比重提高，贸易和投资额在世界贸易和投资总额中的份额加大、比重提高，其货币的计价功能、结算功能、流通功能会相应增强。19世纪，英镑是世界主导货币；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元雄居世界货币霸主地位。随着欧洲的复兴、日本的崛起，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和新兴经济体的蓬勃发展，美元尽管仍是主要的国际计价单位、结算手段和官方储备货币，但其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有观点认为，21世纪，主导货币不再是唯一的某国货币，多种货币在国际上并行不悖或者说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时代已经到来。人民币成为21世纪主导货币或主要货币，既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也是主动作为的结果。一国主权货币要成为世界主导货币，除了要成为贸易计价单位或结算货币、互换或投资货币以及中央银行储备货币外，还需要实现与其他货币的交易完全自由，以它计价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完全开放。
其次，从资本的层面看，生息资本与产业资本具有密切的联系，但呈现不同的规律。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备付金或者闲置资金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是银行使这种闲置资金尽可能减少，同时尽可能多地让它发挥资本的作用。
作为资本的货币。货币作为“货币”本身，在履行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等功能时，它是单纯的，没有任何“非分之想”；然而，货币作为资本，它是复杂的，这时它取得了一种新的使用价值，即生产利润的权利。银行让渡这项权利的回报叫利息，即从产业资本家那里分一杯羹，从利润身上“割一块肉”。不过消费信贷出现以后，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人们借钱去消费，显然不产生利润，银行利息照收不误，它从哪里来呢？马克思说，如果借入者不把这个货币作为资本来使用，那是他的事情。贷出者是把货币作为资本贷出的，而作为资本，它必须履行资本的职能，即赚取利息。马克思还提出，作为资本的货币或商品，其价值不是由它们作为货币或商品所具有的价值来决定，而是由它们为自己的占有者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来决定。
生息资本与产业资本。读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著作，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银行资本比一般实业资本更容易赚钱的原因。显而易见，产业资本周转速度越快，利润也会越多。但是，产业资本周转速度再快，也比不上生息资本周转的速度。存款变贷款，贷款变存款，再存款、再贷款，循环反复，以至无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在借贷中，它(货币)并不是作为流通手段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只要货币在贷出者手里，那么货币在他手里就不是流通手段，而是他的资本的价值存在。”即每一次换手，每一次周转，每一次存贷，都必须带来息差收入。因此，与产业资本受限于生产过程从而周转速度较慢，原有资本增加必须等未分配利润转增相比，生息资本周转的速度要快得多，并且在虚拟资本形成过程中，息差收入也源源不断地流向银行。有人说，银行赚得太多，企业都在为银行打工，不公平。这些人没有考虑到平均利润率规律，即等量资本要获取等量的利润，同时也没有考虑到企业负债率之高。如果资本100%都是企业自有的，那么利润100%也属于企业。如果企业大部分资金由银行贷款构成，那么，毫无疑问，利润的大部分就归银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财富积累有限，所以自有资本占比普遍偏低，负债率偏高，这就决定了利润分割中银行的占比高。
两种资本流动规律和利率空间差异规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九章“论资本的利润”中提到一种现象，即，都市资本利润率一般低于农村资本利润率；发达地区的资本利润率低于相对贫困地区的资本利润率。毫无疑问，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可以推论：资本从一线城市向二线、三线城市乃至乡镇扩散和流动。从较发达国家和地区向较落后国家扩散和流动。显然，这里的资本是指产业资本。所以，需要补充另一种现象：越发达的地方，金融资本越集中，利率越低；越落后的地方，金融资本越稀缺，利率越高。长远地看，发展不平衡不是一个问题，发展有先后，落后只是暂时的。这是由产业资本特有的流动规律决定的。金融资本流动规律与产业资本流动规律相反，它让发达国家和一线城市越来越像借贷中心和筹资中心。于是，到发达地方筹钱，去落后地方办厂，搞金融的人去大城市，搞实业的人去较小的城市，成为一个普遍现象。
最后，就利息而论，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是生息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分割。“钱能生钱”是一种假象、一种幻觉，它掩盖的是生息资本和利息的本质。
利息与利润。利息与利润的关系，现在发生了很大变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在使用货币获取较多的地方，对于货币的使用，通常支付较多的报酬。在使用货币获取较少的地方，对于货币的使用，通常支付较少的报酬。我们由此确信，一国内资本的一般利润，必定随着其市场的一般利息率的变动而变动。利息率下落，利润必随着下落；利息率上升，利润必随着上升。所以，利息的变动情况，可使我们略知利润的变动情况。”利息源于利润，利息水平决定于利润水平，一般利息率决定于平均利润率，利息率是利润率变化的窗口。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古典经济学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问题是，当前资本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即知识产权可以折价入股。因此，剩余价值不只是工厂主的利润和生息资本利润（利息），也包括知识产权折股后分配的利润。从今天的实际情况看，知识资本、创新资本对利润的影响越来越大，知识密集型产业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而支付相对更少的利息。同时，利率除了与整体利润水平有关外，与货币供应量、资金供求状况密切相关。因此，利息的变化可能与利润的变化不一致，甚至出现相反的情况，越赚钱的行业和项目，获取资金的成本越低，相反，资金成本就越高。这是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始料不及的。
高利贷问题。生息资本的历史源远流长，高利贷是它的古老形式。马克思讲，高利贷资本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即使在比较发达的经济体中，高利贷仍然会在一些落后的地区和落后的产业部门出现。另外，在一些“乘人之危”的场合也会出现。银行利息是利润或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高利贷收取的利息是小生产者全部的剩余价值，高利贷“高”就高在这里。高利贷为什么遭人痛恨，马克思作了深刻的论述。他说，高利贷在生产资料分散的地方，把货币财产集中起来，其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像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附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根据《资本论》引用的史料，在查理大帝时代，收取100%的利息，被认为是高利贷。13世纪10%已经是德国莱茵地区的普通利息率，但由于教会一开始就禁止任何放债取息行为，法律和法庭对于借贷也很少给予保障，因此，个别场合利息率仍高得出奇。今天，我国要求小额贷款公司利率不得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过高的利率对小生产者和急需资金的人，有百害而无一利。
降息政策。降息是促进资本积累，支持产业长期发展最直接、最有效的政策工具之一。马克思讲，整个18世纪都有一种呼声，立法也照此办理，要以荷兰为例，强制压低利息率，来使生息资本从属于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而不是相反。这种呼声实际上是现代银行制度诞生的先声，一方面要把闲置的货币资金集中起来，并把它投入货币市场，从而剥夺高利贷资本的垄断；另一方面，又建立信用货币，从而限制了贵金属本身的垄断。压低利息率的要求，既是产业资本和生息资本矛盾的必然反应，也是生息资本优先独立发展即“脱实向虚”未能从属于产业资本的结果。“降息有利于人们创业，低利率有利于实业兴旺”，亚当•斯密从荷兰低资本利润率、低利息率带来人人做实业、以实业为荣的现象得出了上述结论。今天看来，对中国利率政策的制定也很有启发。■
（责任编辑 贾瑛瑛）
货币只有转变为实物，具有使用价值，才是财富；同时，货币只有转变为资本，变成现实生产要素，才能创造新的财富。银行的天职就是让货币转化为资本，形成现实生产力，而利息是产业资本对银行的回报。我们从哲学层面来探讨银行问题，必须要厘清货币与生息资本的本质。
首先来谈谈货币，货币可以是任何东西，包括贝壳、金属、纸、芯片甚至数字。但是反过来，这些东西并非就是货币。
货币的本性。马克思说，银行制度用各种形式的流通信用代替货币，这表明货币事实上无非是劳动及其产品的社会性的一种特殊表现，但是，这种社会性和私人生产的基础相对立，归根到底总要表现为一个物，表现为和其他商品并列的一种特殊商品。不过，到今天我们看到，马克思讲的这个“物”，可以是银行账上的一组数字，未必是实物，经过社会认定的数字，完全可以体现货币的本性即社会性。以人民币为例，它是中国境内唯一的合法货币。所谓纸币、硬币、纪念币、电子货币、数字货币，都是人民币的价值表现形式和计量工具，不是什么人民币以外的任何新的货币种类。人民币作为价值尺度没有改变，作为支付手段、贮藏手段本身可以实现电子化、数字化，不过货币数字化并非数字货币。
货币购买力与“最适货币量”。自从有了货币，就有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问题。凯恩斯在《货币论》中讲，人们持有货币不是为了货币本身，而是为了它的购买力，也就是它所能购买的东西。但由于在货币以外无法储存一般购买力，所以对购买力的需求便转化成对货币“等值”的需求。物价指数是用来衡量若干单位的货币与若干单位的购买力之间等值关系的尺度，反映了货币供应量、货币流通量是否合理，因而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投放和货币市场操作的一个重要参照指标，也是中央银行一定时期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千百年来，人们苦苦探索“最适货币量”问题，最适货币供应量计算公式或最佳货币供给增长率方程，理论上是存在的。但事实上，精准计算货币流通量，确保每一次货币投放和回笼都分文不差，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错误的。货币供应量应依据利率和物价指数等指标变化不断调节。
世界主导货币。一般来说，货币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与发钞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是一致的。随着一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加大、比重提高，贸易和投资额在世界贸易和投资总额中的份额加大、比重提高，其货币的计价功能、结算功能、流通功能会相应增强。19世纪，英镑是世界主导货币；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元雄居世界货币霸主地位。随着欧洲的复兴、日本的崛起，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和新兴经济体的蓬勃发展，美元尽管仍是主要的国际计价单位、结算手段和官方储备货币，但其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有观点认为，21世纪，主导货币不再是唯一的某国货币，多种货币在国际上并行不悖或者说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时代已经到来。人民币成为21世纪主导货币或主要货币，既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也是主动作为的结果。一国主权货币要成为世界主导货币，除了要成为贸易计价单位或结算货币、互换或投资货币以及中央银行储备货币外，还需要实现与其他货币的交易完全自由，以它计价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完全开放。
其次，从资本的层面看，生息资本与产业资本具有密切的联系，但呈现不同的规律。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备付金或者闲置资金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是银行使这种闲置资金尽可能减少，同时尽可能多地让它发挥资本的作用。
作为资本的货币。货币作为“货币”本身，在履行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等功能时，它是单纯的，没有任何“非分之想”；然而，货币作为资本，它是复杂的，这时它取得了一种新的使用价值，即生产利润的权利。银行让渡这项权利的回报叫利息，即从产业资本家那里分一杯羹，从利润身上“割一块肉”。不过消费信贷出现以后，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人们借钱去消费，显然不产生利润，银行利息照收不误，它从哪里来呢？马克思说，如果借入者不把这个货币作为资本来使用，那是他的事情。贷出者是把货币作为资本贷出的，而作为资本，它必须履行资本的职能，即赚取利息。马克思还提出，作为资本的货币或商品，其价值不是由它们作为货币或商品所具有的价值来决定，而是由它们为自己的占有者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来决定。
生息资本与产业资本。读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著作，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银行资本比一般实业资本更容易赚钱的原因。显而易见，产业资本周转速度越快，利润也会越多。但是，产业资本周转速度再快，也比不上生息资本周转的速度。存款变贷款，贷款变存款，再存款、再贷款，循环反复，以至无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在借贷中，它(货币)并不是作为流通手段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只要货币在贷出者手里，那么货币在他手里就不是流通手段，而是他的资本的价值存在。”即每一次换手，每一次周转，每一次存贷，都必须带来息差收入。因此，与产业资本受限于生产过程从而周转速度较慢，原有资本增加必须等未分配利润转增相比，生息资本周转的速度要快得多，并且在虚拟资本形成过程中，息差收入也源源不断地流向银行。有人说，银行赚得太多，企业都在为银行打工，不公平。这些人没有考虑到平均利润率规律，即等量资本要获取等量的利润，同时也没有考虑到企业负债率之高。如果资本100%都是企业自有的，那么利润100%也属于企业。如果企业大部分资金由银行贷款构成，那么，毫无疑问，利润的大部分就归银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财富积累有限，所以自有资本占比普遍偏低，负债率偏高，这就决定了利润分割中银行的占比高。
两种资本流动规律和利率空间差异规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九章“论资本的利润”中提到一种现象，即，都市资本利润率一般低于农村资本利润率；发达地区的资本利润率低于相对贫困地区的资本利润率。毫无疑问，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可以推论：资本从一线城市向二线、三线城市乃至乡镇扩散和流动。从较发达国家和地区向较落后国家扩散和流动。显然，这里的资本是指产业资本。所以，需要补充另一种现象：越发达的地方，金融资本越集中，利率越低；越落后的地方，金融资本越稀缺，利率越高。长远地看，发展不平衡不是一个问题，发展有先后，落后只是暂时的。这是由产业资本特有的流动规律决定的。金融资本流动规律与产业资本流动规律相反，它让发达国家和一线城市越来越像借贷中心和筹资中心。于是，到发达地方筹钱，去落后地方办厂，搞金融的人去大城市，搞实业的人去较小的城市，成为一个普遍现象。
最后，就利息而论，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是生息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分割。“钱能生钱”是一种假象、一种幻觉，它掩盖的是生息资本和利息的本质。
利息与利润。利息与利润的关系，现在发生了很大变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在使用货币获取较多的地方，对于货币的使用，通常支付较多的报酬。在使用货币获取较少的地方，对于货币的使用，通常支付较少的报酬。我们由此确信，一国内资本的一般利润，必定随着其市场的一般利息率的变动而变动。利息率下落，利润必随着下落；利息率上升，利润必随着上升。所以，利息的变动情况，可使我们略知利润的变动情况。”利息源于利润，利息水平决定于利润水平，一般利息率决定于平均利润率，利息率是利润率变化的窗口。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古典经济学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问题是，当前资本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即知识产权可以折价入股。因此，剩余价值不只是工厂主的利润和生息资本利润（利息），也包括知识产权折股后分配的利润。从今天的实际情况看，知识资本、创新资本对利润的影响越来越大，知识密集型产业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而支付相对更少的利息。同时，利率除了与整体利润水平有关外，与货币供应量、资金供求状况密切相关。因此，利息的变化可能与利润的变化不一致，甚至出现相反的情况，越赚钱的行业和项目，获取资金的成本越低，相反，资金成本就越高。这是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始料不及的。
高利贷问题。生息资本的历史源远流长，高利贷是它的古老形式。马克思讲，高利贷资本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即使在比较发达的经济体中，高利贷仍然会在一些落后的地区和落后的产业部门出现。另外，在一些“乘人之危”的场合也会出现。银行利息是利润或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高利贷收取的利息是小生产者全部的剩余价值，高利贷“高”就高在这里。高利贷为什么遭人痛恨，马克思作了深刻的论述。他说，高利贷在生产资料分散的地方，把货币财产集中起来，其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像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附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根据《资本论》引用的史料，在查理大帝时代，收取100%的利息，被认为是高利贷。13世纪10%已经是德国莱茵地区的普通利息率，但由于教会一开始就禁止任何放债取息行为，法律和法庭对于借贷也很少给予保障，因此，个别场合利息率仍高得出奇。今天，我国要求小额贷款公司利率不得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过高的利率对小生产者和急需资金的人，有百害而无一利。
降息政策。降息是促进资本积累，支持产业长期发展最直接、最有效的政策工具之一。马克思讲，整个18世纪都有一种呼声，立法也照此办理，要以荷兰为例，强制压低利息率，来使生息资本从属于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而不是相反。这种呼声实际上是现代银行制度诞生的先声，一方面要把闲置的货币资金集中起来，并把它投入货币市场，从而剥夺高利贷资本的垄断；另一方面，又建立信用货币，从而限制了贵金属本身的垄断。压低利息率的要求，既是产业资本和生息资本矛盾的必然反应，也是生息资本优先独立发展即“脱实向虚”未能从属于产业资本的结果。“降息有利于人们创业，低利率有利于实业兴旺”，亚当•斯密从荷兰低资本利润率、低利息率带来人人做实业、以实业为荣的现象得出了上述结论。今天看来，对中国利率政策的制定也很有启发。■
（责任编辑 贾瑛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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