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古纸币（下）
我们上次谈到，现存古代的纸币元钞是由一个俄国人最先发现的，可是在俄国科兹洛夫到达黑城前后，有一位中国人，也发现和记录了元朝的纸币。可惜限于时代，鲜为人知。中国古人有个说法“地不爱宝”“天降祥瑞”，意思是大地献出珍宝，是上天降下的祥瑞，象征天下承平。事实上，自20世纪初有了些许发现以后，将近半个世纪无所动静。1949年以后，元代的纸币就不断有所发现。
珠峰脚下
建国后元钞的首次发现在遥远的西藏。1959年，文化部在西藏进行文物普查，在西藏的萨迦寺发现了两张元朝的纸币。一张是“中统元宝交钞”，面值壹贯，一张是“至元通行宝钞”面值贰贯。
西藏萨迦寺
1234年蒙古灭亡金朝，占领了中原，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受命治理汉地。1260年，忽必烈即位蒙古大汗，他接受汉族谋士建议，在中原仿照汉族政权自任皇帝，第一次建立年号“中统”，同时发行了全国通用的纸币“中统元宝交钞”。1279年元朝灭南宋，重新统一了中国，由于战争和统治地域的扩大，财政支出变得非常浩大，纸币贬值。为了挽救币值，1287年又发行了一种新钞，因为这时已经改元“至元”，新钞就叫“至元通行宝钞”。新钞与旧钞之比为一比五。60年后的至正年间，元朝大规模治理黄河，丧失土地的农民趁机起义，元朝经济再次捉襟见肘，重新印造“中统元宝交钞”，在新印的中统钞背面加盖一个“至正印造”的印章，新中统钞与至元钞的比价是一比二。当然一种新纸币无法挽救一个没落的王朝，这样元朝直到灭亡，一共有三种主要纸币：中统钞、至元钞和至正印造中统钞。在萨迦寺发现的中统钞就是元朝末年发行的至正印造的中统钞。问题是，西藏当时并不使用纸币。马可·波罗曾经到过西藏东部今天的康区，他的《游记》明确记述着藏族不用纸币，而用黄金和盐作为货币。萨迦寺这两张纸币从何而来呢？
原来萨迦寺在西藏地位不同寻常。唐朝，西藏地区的土蕃与中原关系密切，但却是一个独立的政权。唐末土蕃内乱，王权崩溃，地方势力混战，宗教派别林立。其中萨迦派成为一个实力强劲的教派。萨迦派创立于萨迦地方，在日喀则以南，距珠穆朗玛峰仅100多千米。当蒙古大军西征凯旋的时候，萨迦寺住持萨迦班智达带着自己的侄子八思巴赶到甘肃的凉州去会见大军。这时西夏已经被蒙古灭亡，成吉思汗也已去世，率领大军的是太宗窝阔台的儿子阔端。1247年（这一年是南宋理宗淳祐七年），两人在凉州（今甘肃武威）进行了积极的友好的会谈。
会谈的结果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萨迦班智达代表土蕃表示归顺大蒙古国中央，阔端代表大蒙古国授予萨迦班智达管理西藏地区僧俗人众的权力。会谈后萨迦班智达给西藏的僧俗群众写了一封公开信。那真是一封“公开信”，文章题目就写明是致西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善知识大德”是指各派喇嘛首领，“诸施主”当然是指世俗群众。信中除了说明归附蒙古大汗的必要性外，还要求各地官员清查户口、人口，确定本地贡税，造册上交，由萨迦寺任命地方官等等。对于蒙古，不须经过战争就解决了收附西藏的问题；对于西藏，则结束了多年来的战乱。我们常说，自元朝以来西藏的主权就归属中国，阔端和萨迦班智达的凉州会谈和致西藏僧俗的信就是法理依据。
1260年，忽必烈登上汗位。这时萨迦班智达已经逝世，忽必烈就任命他的侄子八思巴为帝师。又在中央机构里设立了一个“宣政院”，统管全国佛教事务，兼管西藏事务，由帝师担任长官。从此以后，直到元朝末年，历代皇帝都任命有帝师，而且帝师都是萨迦派的传人。这些帝师大多常随皇帝左右，有时为了西藏的事务和皇帝的需要，也往来于大都（今北京）和西藏之间。萨迦当时就是西藏的政治中心。皇帝也经常赏赐帝师各种物品，既有实物，也有白银和纸币。当然这些纸币主要是在内地使用和往返旅途中使用，但作为皇帝的赏赐，寺院也是要作为珍贵物品珍藏的。于是这些纸币成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的见证。
现在的西藏，主流教派是藏传佛教的格鲁派（黄教），政治中心是拉萨，这种局面的形成就是明朝以后的事了。萨迦寺现在仍然存在，萨迦派也仍然存在，只不过是西藏的一个小教派了。
萨迦寺大经堂
火焰山旁
俄国科兹洛夫是在1908年3月进入内蒙古黑城发现元钞的。第二年，1909年春正月，新疆吐鲁番地区的伊拉里克乡（今天属托克逊县）的一个农民进山砍柴，休息的时候在戈壁滩上找个水沟喝水，在沟里的石缝中拣到一个包袱。包袱很漂亮，绸缎的包袱皮，绣着金线。可是包袱里的东西都是些破败的丝絮。当时新疆的农民都很纯朴，路不拾遗。他拣到东西，就交给了吐鲁番的官府。
事也凑巧。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朝政府下令各地修乡土志，吐鲁番的乡土志刚刚修完。修志官员曾炳煌拿到这个包袱，打开一看，一堆乱絮中似乎还有文字。展平细看，是一张纸质文件，上头一行字是“中统元宝交钞”。曾炳煌刚修过志，读过《元史》，知道这是元朝的纸币，中统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年号。只是这张纸币已经纸张破裂，文字模糊。于是他把包袱皮撕开做了衬底，把纸币裱糊在包袱皮上，带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报告了省城的主管官员。
中统元宝交钞是元朝第一种全国通行的纸币。元朝至元十七年（1280年），忽必烈正式成立了“畏兀境内交钞提举司”。“畏兀”是元朝对维吾尔一词的翻译，“提举”是管理的意思，畏兀境内交钞提举司就是专门管理今新疆地区纸币事务的。这张纸币的出现，应该看作元朝的纸币确实在新疆地区流通的实物证明。它不是在政府的衙门里，而是在野外的包袱里，而且数量不多，可能是当时的旅人途中遭遇不测，匆匆把它藏在石缝里，希图危险过后再取出来，谁知竟没有机会了。
省城的主管官员是布政使王树枏。新疆1884年才正式建省，此前主要归伊犁将军管，此时距建省才20多年，文化事业属于初创。新疆巡抚袁大化是淮军出身，对新疆所知有限，需要全面了解省情，所以积极主持修《新疆图志》，成立了新疆通志局，请布政使王树枏（枏，楠的异体字）总纂。王树枏虽是“藩司”，是个民政和财政官，却也是个当时著名的学者，学问非常广泛，对经学、历史、地理、金石、文字，甚至对俄国、希腊都有研究。见到这个材料，自然十分关注。仔细检阅之后，他决定把这件文物收进他正在编的书中。《新疆图志》是一部新疆地方志，完成后总数达到116卷，由总纂手下多人分写。其中就有《古迹志》、《金石志》，专载新疆的古迹古物，是王树枏亲自撰写的。《新疆图志》1911年编成，当时只是由新疆的志书局排印出版，发行很窄。在编书同时，王树枏又把《古迹志》《金石志》等材料专编了一本《新疆访古录》，这张元钞就收进《访古录》中，而且附了图。图是王树枏用手比照实物描绘的，说这是“收藏家所仅见也”，就是说过去从来没有收藏家见过这类东西。可惜，《新疆图志》当时只是由新疆通志局活字排印，流传也很窄。《新疆图志》重印和《新疆访古录》出版都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所以这张其实很重要的纸币始终也没有为人重视。直至今天，世上已发现的中统元宝交钞也多是一贯面值的，而二贯面值中统钞只有王树枏画的一张。
王树枏描绘的中统钞
这张中统钞在王树枏画过后，就不知下落了。说起来真是个悖论，王树枏是非常重视文物古迹的，亲自编定了新疆的文物志。可是当日本的橘瑞超率领探险队两次到新疆考察，而且掘走大量文物时（其中还包括后来特别为文物界和钱币界重视的“和田马钱”，那是汉代于阗国的钱币，当时中国自己也没有发现），王树枏不但接待甚殷，而且为橘瑞超提供了很多方便，甚至请橘瑞超住在自己的衙门里。那时近代考古学还没有传入中国，以王树枏这样的大学者，也还不懂得正确对待历史文物。
华严塔上
1984年的一天，内蒙古钱币学会的卫月望先生来京，带来一件东西。当我看到这件东西的时候，拿住它的手都不禁颤抖起来。这在当时是一件已知元代纸币中从未发现过的品种，“中统元宝交钞”壹拾文。这件钞的发现，还是老卫的功绩呢。
在呼和浩特市的东郊，有一座白色的古塔。从史料检查，塔是辽代建造的。以后金代、元代都有维修。塔高55米，塔的一层门额上题名“万部华严经塔”，说明原来塔内是存放佛教经卷的，因为塔的外部呈白色，民间一直俗称白塔。塔下原来有一座寺院，明代遭兵火后，寺院已经不存，只有塔还矗立在平原上，檐塌顶坏，连塔尖的宝刹都没有了。1982年，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呼和浩特市决定重修白塔。
呼和浩特白塔维修前的老照片
卫月望先生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员工，但是由于一直业余研究钱币史，与文物部门关系密切。自白塔维修开工，他就不断到工地去察看，与文物管理所维修队的工人们交往。维修开始前，文管所首先清理塔内空间。结果发现，白塔大概从明清以来就很少维护，百年风沙堆积的土层极厚。土层中清理出来大量泥做的小塔。这种小塔叫做“擦擦”，元代在善男信女中十分流行。有的擦擦底部还塞有纸卷，大多是密宗真言。塔内墙上还有不少题刻，有汉文的、契丹文的、女真文的、回鹘文的、叙利亚文的、古波斯文的等等，这“到此一游”的恶习倒是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啊。但这些题记也就为今天的维修提供了时代依据。有一天，卫先生听说有个工人把一张纸片带走了，就很关心，一直打听带走纸片的人。那时文革刚刚结束，管理还不很严，工人也还不十分了解文物的意义，认为这些佛教纸片会带来好运。卫先生辗转打听到带走纸片的人以后，就反复找他聊天、谈话。晚上又到他家里去聊天。反复工作之下，那人拿出一个小本子，取出了夹在本子中的纸片。老卫一看，就激动起来。这就是那张壹拾文的中统元宝交钞。
纸币确认后，卫月望先生很快写出了考证的文章，证明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古代纸币。因为无论是宋代还是金代，都没有纸质纸币实物的发现。已经发现的元代纸币中，至元钞是元朝第二种纸币，而第一种纸币中统元宝交钞都是背面有“至正印造”字样的，也就是说是元朝末年印造的。这张壹贯的纸币不仅是面值小，而且背面没有“至正印造”字样，是元朝早期的纸币，比后期的中统钞要早六七十年。同时它也证明了自元朝以来，白塔还没有经历真正的大修。在塔上放置钱币，有如今天人们在庙里捐钱，也是古代的流行做法。后来在宁夏维修古塔的时候，也发现了元代的纸币，情况都是一样的。
1986年，卫先生和我们一起出席在伦敦召开的国际钱币学大会，卫先生以此为题宣读论文，这张纸币引起了国际钱币学界的关注。
白塔内发现的早期中统一十文钞
沅水河畔
湖南省的西部通称湘西，一条江水从贵州发源，自南向北穿过湘西丘陵流入湖南北部的洞庭湖。这条江叫做沅水。湘西中部沅水畔有一座县城，名叫沅陵，建国初期曾是湘西的首府，现在属怀化市。湘西偏处湖湘一隅，沅陵在中国又似乎不太有名，知道的人不多。当地出的名人也不多，只有一个周佛海名气较大，当地人好像也不大好意思提起。1985年，沅陵县发现了一座古墓，引起了相关人士的注意。
1985年8月，沅陵江边的双桥镇机砖厂和往日一样，正在取土烧砖，挖土的铁锹忽然挖不动了，铁镐刨下去一镐一个白点。这里的土质大多是红土和红砂岩，还很少有挖不动的情况。为了挖土，人们埋下了炸药，一炮放出来，炸坑里竟出现了一口棺材。县博物馆闻讯而至，展开了抢救性发掘。原来墓葬是用石灰、糯米浆、矿石砂密封的，十分坚硬。墓打开后人们发现，这是一座夫妇合葬墓，男尸保存完好，尸体上有一块楠木灵牌，写明墓主姓黄，是大元国辰州知州。元代辰州的治所就在沅陵。女尸虽在，却已经腐败，装裹尸体的衣物、被衿还保持得很好，只是尸体和衣物都浸泡在棺液中。当人们把取出的衣物拿到河边漂洗的时候，从衣服里掉出一个小小的锦包，打开锦包，里面是一叠纸币！
沅水从沅陵流过。元代黄知州夫妇合葬墓就在城郊的江边。
我闻讯赶到沅陵的时候，发掘已经结束了。县博物馆的夏湘军馆长接待了我，先我一步赶来的还有社科院中国服饰研究所的王亚蓉女士。踏进博物馆所在的古建筑龙兴讲寺，眼前就为之一亮，大殿上方高悬一匾，四个大字“眼前佛国”，落款是董其昌。董其昌是明朝著名的书法家，礼部尚书，原来他也来过这偏僻县城。在沅陵住了几天后才知道，是我孤陋寡闻了。这龙兴讲寺是唐朝太宗贞观年间勅建，勅建的意思就是皇帝下令建造的。明朝不仅董其昌来过，王阳明还在此讲过学。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党押解张学良将军转移，还在沅陵江对岸的凤凰寺里住了一年多。细数起来，应该说中国的每一寸角落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
服饰研究所的王亚蓉女士赶来是为了墓中的纺织品。据她说，中国元代的服饰，因为历史较短，实物很少。她一边在一张大纸上绘图，一边讲，此次墓中织物有的织法是“通经断纬”，又是从有明确纪年的元代墓葬出土，非常宝贵。她的非常专业的纺织知识固然不是我一朝一夕能弄懂的，我关心的是墓中出土的纸币。纸币一共有7张。全部是“至元通行宝钞”。出土时因为都浸泡在棺液中，已经全都被腐败的尸体蛋白质沾污，模糊不清。真正能够仔细观察这些纸币，还是在回京以后。服饰研究所的王予予（这是一个极冷僻的字，字库没有：予＋予，音xu序）先生和王亚蓉女士把这7张纸币作了科学处理，才能真正看清。有趣的是，这7张一张一个面值，显然是刻意挑选的：500文、300文、200文、100文、50文、30文、20文各一张。至元钞的大额票是一贯和二贯，却一张都没有。这倒让人想起无锡的发现。1960年，在江苏无锡，和沅陵一样也是清理了一座元代夫妇合葬墓，墓主人叫钱裕，在钱裕夫人身上也有一个钱包，钱包里有33张纸币，全部是至元通行宝钞，却只有500文和200文两种。可见在元朝的时候就流行夫人管账，而子女在埋葬先人的时候，还舍不得随葬大票。难得的是，沅陵纸币中的叁拾文面值那一张，在国内已经发现的元钞中还没有，这是唯一的一张。
到目前为止，元代的纸币还是已知最早的古纸币实物。每一张的发现都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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