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研究方向为中外关系史、丝绸之路、隋唐史、西域中亚史、敦煌吐鲁番学等。著有《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等。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首次在微信公众平台发布。
有些学者认为，在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占领了河西和西域的广大土地，以后又有回鹘、党项等部族居住其间，陆上丝绸之路由此断绝。这种看法是非常狭隘的，完全忽视了敦煌、吐鲁番、黑城等地出土文献中有关丝绸之路的记载，也没有仔细阅读有关晚唐、五代、宋辽历史的最基本的正史、编年等著作。事实上，晚唐、五代、宋初西北地区的丝绸之路不仅没有断绝，而且在许多地方王国、政权、部族的推动下，呈现出另一番兴旺的景象，以中继贸易为基本特征的丝路贸易持续不断，以般次为主要交通形式的官方使团也络绎不绝，不同地域的文化仍然得到广泛的传播，丝绸之路仍然展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观。
因为目前学界还没有对敦煌、吐鲁番、黑城文书中的丝路史料加以系统的研究，所以以下仅从三个方面，来探讨一下敦煌文献所记载的公元10世纪的丝绸之路。
马可·波罗经过西域南道、河西走廊前来中国内地，他不是凭空而来的，探讨10－13世纪丝绸之路的情形，也有助于理解马可·波罗对道路的选择以及他所面对的艰难险阻。
一、敦煌文书中有关10世纪丝绸之路的直接记载
属于10世纪的敦煌地理行记类的文书，主要有钢和泰藏卷于阗文的于阗使者行记、英藏于阗文《往迦湿弥罗国行纪》、汉文《西天路竟》三种，以下分别讨论。
1.钢和泰藏卷
钢和泰（A. von Staël-Holstein）旧藏敦煌写本，一面为汉文佛经，一面写藏语和于阗语，最早由托玛斯（F. W. Thomas）和柯诺夫（S. Know）合作转写翻译为《敦煌发现的两件中古时期的文书》，并附有图版。以后学界一般称之为“钢和泰藏卷”，其背面先写古藏文41行，内容为于阗王国使臣上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太保曹议金的状文；后写于阗语73行，第1－6行、第7－24行、第32－51行是三篇于阗使臣所写的文书，上有于阗王尉迟散跋婆（Vīśa’ Saṃbhava，即汉文史料中的李圣天）王第14年的纪年，相当于公元925年。在第二篇使臣文书中，第10－24行大概是旅行路线的记录，其中10－17行记于阗使者从于阗经沙州到朔方一路经行的地名，17－24行记从沙州到天山北路和天山南路的城镇名。第25－26行记几个沙州汉人名字，第27－31行记突厥部族名，第52－77行则是一篇抒情诗。
钢和泰藏卷中包含有许多珍贵的史料，特别是于阗使者经行的地名，吸引了许多学者加以探讨。1931年，克劳森（G. L. M. Clauson）发表《钢和泰藏卷中的地名》，随即遭到伯希和（P. Pelliot）的批评，即《塞语中的几个西域地名》一文。1948年，柯诺夫重新翻译了此卷的于阗语部分；1951年，贝利（H. W. Bailey）发表《钢和泰藏杂纂卷研究》，给出了于阗语部分更为可靠的译文。1958年，哈密屯（J. Hamilton）发表《钢和泰藏卷研究》，结合汉文、突厥文材料，在地名的比定上前进一大步。大概与此同时，岑仲勉也和哈密屯一样，发现了这个地名录的内在理路，撰成《敦煌于阗文件地理译考》，比定出一些前人不明的地名，可惜此文没有及时发表。1986－1987年，黄盛璋发表《于阗文〈使河西记〉的历史地理研究》上、下篇，取得更多的比定结果。1988年，高田时雄在《于阗文书中的汉语语汇》中，也对证出一些钢和泰藏卷中的汉语地名。有关西州部分的地名，一些研究吐鲁番地理的学者也有相关的讨论，如荒川正晴《麹氏高昌国郡县制的性质》、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荣新江《吐鲁番新出送使文书与阚氏高昌王国的郡县城镇》、西村阳子、铃木桂、张永兵《吐鲁番地区古遗址分布考——以麹氏高昌国、唐西州时期的古遗址的空间把握为中心》、松井太《吐鲁番绿洲的古代回鹘语地名》等，付马对此行记西州回鹘所辖城镇部分做过整理，见所撰《西州回鹘王国建立初期的对外扩张——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xj222-0661.09号回鹘文书的历史学研究》。
根据钢和泰藏卷第10－24行的内容，应当命名为“于阗使者行记”，黄盛璋称之为“使河西记”，其实内容不限于河西，所以不可取。这件行记是研究10世纪丝绸之路的重要资料，其中相当一段道路与后来马可·波罗一行所走的路线吻合，因此对于《马可·波罗行纪》的研究，也颇有参考价值。
钢和泰藏卷第7－10行称：“尉迟散跋婆（Vīśa’ Saṃbhava）狮子王统治第14年、鸡年（925年）Kaja月12日，此文书是因为此处在沙州有以下使人：论结心（rGyal sum）、出身吐蕃的ṣau Ṣarrnädatta、于阗地区（？）的舍努（ṣau Ṣaṃdū）与出身Naṃpa Jamña的ṣau Śvāṃnakai，他们皆熟知〔以下〕城镇。” 下面罗列这些使者所知的城镇名称。笔者曾在《岑仲勉先生与丝绸之路研究——以钢和泰藏敦煌写本于阗语行记为中心》一文中，对迄今为止各家对地名的比定意见做了详细的说明，此不赘述。这里只是择善而从，整理行记所述使者出使路线如下。先列汉语名称，括注于阗文转写，相关不同看法括注于后：
于阗使者记录的地名从于阗王城东媲摩城（Phimāna kaṃtha）开始，此即马可·波罗《行记》的媲摩（Pein），是与于阗并列的大州。再东为“沙狄克地区中的城”（Tsāḍikāṃ bisā kaṃtha），在尼雅南面的伊玛目·札法·沙狄克（Imam Ja’fa Sadik）遗址，今称大马札。然后是“Paḍakä地区中的城”（Paḍakä bisā kaṃtha），其地当在且末与于阗之间。再东是“怯台地区中的城”（Kadakä bisā kaṃtha），此即元代文献中的“怯台”，今且末东南哈迪勒克。然后为“炎摩多地区中的城”（Ysabaḍä parrūṃ bisā kaṃtha），今且末。此后依次为大罗布城（Nākä chittä-pū，大鄯善，今若羌），小罗布城（Nāhä: chū ṇū，小鄯善，屯城，今米兰），弩支城（Ḍūrtcī，新城，今瓦石峡），楼兰城（Raurata kaṃtha，纳缚波，即楼兰古城）。然后经寿昌城（Sucanä kaṃtha），进入沙州城（Ṣacū kaṃtha，即敦煌）。
由敦煌往东，沿河西走廊东行，依次为常乐城（Śālahä: kaṃtha，今安西县南岔乡六工破城），悬泉城（Hvinä-tcvinä kaṃtha，今安西县踏实乡西北之破城子），瓜州城（Kvacū kaṃtha），新城城（Sīnäśe kaṃtha，今安西县布隆吉乡旱湖脑古城），紫亭城（Tcīdyaimä kaṃtha，今肃北县城东南4里党城遗址），雍归城（Ūnäkū kaṃtha，榆林窟南70里石包城），会稽城（Kviyikye kaṃtha，今安西县东36里小宛破城），玉门城（Gākä-maṃ’nä kaṃtha，今玉门市赤金堡），横堆城（Hve’ḍū kaṃtha，在甘州张掖县西北200里），伏谷城（Puṃkarä kaṃtha，在肃州北300里伏谷泉处），进入肃州（Sauhä:cū kaṃtha，酒泉）。再东行，经禄福城（Lāhä:puṃ kaṃtha，在肃州东100里），建康城（Kyinäkaṃ kaṃtha，甘州西200里），蓼泉城（Lvainä-tsvainä kaṃtha，甘州西120里），到甘州城（Kamacū ka(ṃ)tha，张掖）。然后简要提到凉州城（Laicū kaṃtha，武威）和朔方城（Śāhvā kaṃtha，即灵州），其间没有更小的城镇名称。
第16行以下有一行的空白，先写“这些是西州地区诸城镇”（Tti burä Secū kaṃtha），然后从伊州城（’Īcū kaṃtha，今哈密）开始，向西经鬼谷（Kau’yākä，在伊州西300里），纳职城（Dapäcī ka(ṃ)tha，在伊州西120里），蒲昌城（Phūcąnä kaṃtha，今吐鲁番鄯善县东巴扎古城），萨捍城（Śakāhä kaṃtha），赤谷城（Tsīräkyepä kaṃtha，今斯尔克普/Sirkip），威神城（’Īśumä kaṃtha，位于鲁克沁至斯尔克普之间），柳中城（Ḍūkäcü kaṃtha，今鲁克沁镇西2公里处古城），于湛城（Yūśumä kaṃtha，在柳中县城东60里），横截城（Hve’tsverä kaṃtha，在高昌城东60里），丁谷城（Ttiyākä kaṃtha，今吐峪沟）；又有路经长泉城（Tcyāṃ-tsvainä kaṃtha，庭州东），古塔巴城（Kautaňai kaṃtha，元代古塔巴，乌鲁木齐西北呼图壁），两条路均可到达“西州首府”（Secū mistä kaṃtha），指西州回鹘都城，今吐鲁番盆地高昌古城。
然后记天山北路城镇，第一个是“片吉肯特”（Paṃjäkaṃtha），是伊朗语的名称，相当于突厥、蒙古语的“别失八里”，都是“五城”之意，即唐朝之北庭城，今吉木萨尔县北之北庭故城。然后西行，经凭洛镇城（Hä:nä bihä:rakä nāma kaṃtha，庭州西370里），沙钵镇城（Śaparä nāma kaṃtha，在庭州西50里），乌鲁木齐城（Yirrūṃcinä kaṃtha），张堡镇城（Cąmaiḍä baḍaikä nāma kaṃtha，在庭州轮台县西150里，元代作彰八里、昌八里），这些多为西州回鹘在天山北道的城镇。
下面题“在焉耆地区的城”（Argīňvā bisā kaṃtha），即天山南路的喀喇沙尔，其时也属于西州回鹘王国。后面称“在’Ermvā地区的城”（’ermvā bise kaṃtha），或说指龟兹，但不能确定。此后是焉耆东面西州辖境内的蒲类城（Phalayākä kaṃtha，吐鲁番布拉依克/Bulayïq，葡萄沟），吐鲁番城（Tturpąnä kaṃtha），无半城（Bapąnä kaṃtha，今阔坦吐尔古城）。
这份于阗使臣的行记虽然简略，也不是一份严格意义上的地理行记，但却非常珍贵，是10世纪最详细的有关丝绸之路东段的记录，包括丝路南道从于阗到敦煌，河西走廊到灵州，以及天山南北两路，特别是天山北路的详细记录，在其他同时代文献中均没有如此详尽，反映了925年于阗人对当时丝绸之路的认识程度。
正是在925年，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曾东征甘州回鹘，打通经过河西走廊前往中原王朝的“河西老道”，这就为于阗使臣经河西走廊前往灵州打下了基础。这批于阗使臣应当是带着于阗国王希望直接沟通中原王朝的使命，所以一直深入到灵州地区。925年前后于阗使者的努力，为后续前往中原的于阗使臣铺平了道路。后晋天福三年（938）九月，于阗国王李圣天所遣使臣终于到达晋廷，即史籍所记“于阗使马继荣来”。同年十月，晋高祖石敬瑭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十二月戊寅，又“制以大宝于阗国进奉使、检校太尉马继荣可镇国大将军，使副黄门将军、国子少监张再通可试卫尉卿，监使殿头承旨、通事舍人吴顺规可试将作少监”。后晋王朝以供奉官张匡邺假鸿胪卿为正使，彰武军节度判官髙居诲（一作平居诲）为判官，前往于阗册封。高居诲《使于阗国行程记》部分保留下来，今摘引如下：
自灵州过黄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项界，曰细腰沙、神树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帐。自此沙行四百余里，至黑堡沙，沙尤广，遂登沙岭。沙岭，党项牙也。其酋曰捻崖天子。渡白亭河，至凉州。自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鹘牙也。自甘州西，始涉碛，碛无水，载水以行。西北五百里至肃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门关，又西百里出玉门关，经吐蕃界。西至瓜州、沙州，二州俱中国人，闻晋使者来，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问使者天子起居。其西，渡都乡河曰阳关。沙州西曰仲云，其牙帐居胡卢碛。云仲云者，小月支之遗种也。其人勇而好战，瓜、沙之人皆惮之。匡邺等西行入仲云界，至大屯城。仲云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晋使者，匡邺等以诏书慰谕之，皆东向拜。自仲云界西，始涉酉+兼碛，无水，掘地得湿沙，人置之胸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柽置冰中乃渡，不然则陷。又西，至绀州。绀州，于阗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师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军州，遂至于阗。
很显然，这里记录的行程可以和钢和泰藏卷的于阗语行记相互印证。此前后晋使者没有走过这样一条道路，他们以灵州为起点，经河西走廊，沿丝路南道，最终到达于阗，这与925年于阗使者的行记完全一致。后晋的使臣是与返回于阗的马继荣等一起走的，而这些于阗使者手中应当有925年的这份行记抄本或是正本，所以张匡邺一行选择的是同样的路线，因为他们参考了于阗使者的行记，这为他们的顺利到达于阗提供了指南。
2.于阗语往迦湿弥罗国行纪
英藏敦煌于阗语写本中，还保存了一篇于阗国往迦湿弥罗国的行纪，编号Ch.i.0021a.b（今编号IOL Khot S. 21），共35行。1936年，贝利在《一篇于阗塞语的旅行记》中，对此文书做了初步的译注，并附有图版。1968年，贝利对此行纪做了转写、英译，载《塞语文书：转写译注卷》。1994年，黄盛璋撰《敦煌写卷于阗文〈克什米尔行程〉历史地理研究》，考证出不少地名。最新的转写、英译见施杰我（P. O. Skjærvø）《英国图书馆藏西域出土于阗语写本》。
以下依据施杰我的最新转写，并据以上学者译注，特别是黄盛璋先生的考证，简述行纪所经城镇如下：
从于阗出发，第一站是Kāśarapä，即“伽师”，是汉唐疏勒国的都城名称，今新疆喀什。然后记Hīśaniji，字面的意思是“铁城”，音译为“乌铩”，《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乌铩国条：“国大都城，周十二余里。”即汉代之莎车，其具体位置不明。其后为Kaukvāṃ，音译作“渴饭”，即渴盘陀，此处指其国境，今塔什库尔干。再记Śaraḍūgä，即Sarikol，色勒库尔或塞尔勒克，此为渴盘陀国的首府。然后到Tcīnä Hauralaka，音译作“赤匿”或“识匿”，分五国，Hauralaka或即五国之一。进至Īchanagarä，即《世界境域志》的Sikashan，唐朝护密（今瓦罕）都城。下一地为Yabhagau，此为施杰我转写，贝利以ya为系词“是”，Bhagau为专名，黄盛璋推测为Baloghil，在大科尔特山口之北不远处。其后是Kakvāhartcai，据方位当为古皮斯（Gupis）或库戛赤（Gakach）。再到Prrūśsvas，布路沙，曾为犍陀罗首都，在今白沙瓦。随后的Syadiṃ，当在布路沙范围内，但未详所在。进至Baurbura，即Bubur，在吉尔吉特北。然后渡Sīma河，即信度河，印度河。到达Gīḍagīttä，吉尔吉特，唐朝为小勃律国所在。再往Śīlathasa，今Chilas，赤拉斯。到达Ttīḍī，此为往迦湿弥罗路上第一座印度城市，有国王名Magalacakra。从Ttīḍī经Sargūṇi大雪山到Markaṭagrāma城，《克什米尔王统记》有Matragrama，据考在Mātargūm，位于班迪普尔（Bandapor）河谷。再到Varṇavalā，即Varahamula，今Barmuala（巴拉穆拉）。又到Manattapaurṇa，即Pratapapura，今名Tapur村。Nalapaṭana，即Patan，帕坦，位于巴拉穆拉与斯利那加中间。进至Adiṣṭaṃ城，贝利没有转写出此名。最后抵Kaśmīra国，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首府在斯利那加，行记说有六万座城镇，国王是Abhimanyagaupta。
据梵文《克什米尔王统记》，此Abhimanyagaupta王于958－972年在位。敦煌文书P.5538于阗文《于阗天尊四年（970）尉迟苏罗王致沙州大王曹元忠书状》，其中谈到于阗佛教王国与信仰伊斯兰教的疏勒（Khyeṣa）黑韩王朝已经相互征战了八年之久。从970年上数八年是963年，可见这段时间从于阗经疏勒去迦湿弥罗的道路并不是十分太平，但这篇行记恰恰是这个时段里产生的，说明丝绸之路有时候并不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断绝。这篇行记详细记录了沿途所经城镇，每个城镇之间行走所需天数，路经的山川湖泊，沿途的佛教寺院、塔庙的情况，很像是一个佛教僧侣的旅行记录。根据下面讨论的《西天路竟》，我们知道在同一时段中，正好有大批中国僧人经于阗、疏勒，到迦湿弥罗，前往印度取经。
3.《西天路竟》
英藏敦煌汉文写本S.383“西天路竟（境）一本”，全文不长，文字如下：
《西天路竟》一本：东京至灵州四千里地。灵州西行二十日至甘州，是汗王。又西行五日至肃州，又西行一日至玉门关，又西行一百里至沙州（此处有误），又西行二日至瓜州，又西行三日至沙州，又西行三十里入鬼魅碛。行八日出碛至伊州。又西行一日至高昌国，又西行一千里至月氏国，又西行一千里至龟兹国，有西行三日入割鹿国，又西南行十日至于阗国，又西行十五日至疏勒国，又西南行二十余日至布路沙国，又西行二十余里至迦湿迷罗国，又西南行二十日至左兰那罗国。此国出雪山更无山也，此是北印土也。又西行八日至佉罗理，又东南长行三个月至波罗奈国，又东行一日入林，行七日出林，此林煞难过，至旷野国。又东行三日至那迦罗里，又南行二日至那兰陀寺，寺东三十里有汉寺，汉僧在此也。又西南行七十里至王舍城，圣迹不少也。又西南行入林，行三百余里，至金刚座，座西一百余里，至昧底寺。又南行一年七个月至南天竹（竺）国，西南海边有宝陀落山，其山东西南北各四十由巡，南面是大海，西北东面是淤泥苦水。
东京至西天路程。
这是一篇简短的西天取经僧的行记，起点是东京（开封），真正的行程从灵州开始，经河西走廊，丝路北道转南道于阗，再经疏勒到迦湿弥罗，南越雪山进入印度，从北印度一直到南印度海边。
对照《宋会要辑稿》蕃夷四天竺国条：乾德四年（966），“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诣阙，上言愿至西域求佛书。许之。以其所历甘、沙、伊、肃等州，焉耆、于阗、割禄等国，又历布路沙、加湿弥罗等国，并诏谕令人引导之。”《西天路竟》的作者应当就是这批966年前往印度求法的僧人之一，所走路线与行勤等非常一致，所以同样记录了今阿克苏一带的“割鹿（即割禄）国”，《路竟》比《会要》所记的位置要准确，而且两者都是从北道特意南下到于阗，再西进到布路沙和迦湿弥罗。从于阗到迦湿弥罗的详细道路，则是上引于阗文行记的内涵。因此这两篇同样发现于敦煌，而时间大致相同的于阗文和汉文行记，很可能都与北宋初年这次西行求法运动有关，或许都是这些前往印度而又返回中国的僧人留在敦煌的。我们从敦煌文献中曾经辑录晚唐、五代、宋初西天取经僧人的记录，其中至少继从、法坚、道猷三位，都是属于这批求法僧而路过敦煌者。
二、丝绸之路上的艰险和般次运营方式
因为没有了唐朝时期那样统一的权威保障道路的安全，也没有完善的馆驿体系提供交通的便利，在公元10世纪的丝绸之路上，往来行旅时不时地会受到一些部族、政权的侵扰或掠夺。
比如清泰元年（934）九月，沙州归义军出使后唐的使臣、左马步都虞候梁幸德，归途中在甘州遇贼，被敌生擒，守节不屈而遇害。又雍熙二年（985），沙州百姓吴保住等出使西州，路上遭劫，俘至伊州界内。十一月，沙州使臣安都知一行经过，方由押衙曹闰成赎回。归义军出使人员行前一般都借贷一些丝绢，以便在出使的同时做点小买卖，这种借贷契约最后常常有这样的惯用语：“若路上般次不善者，仰口承人某某于尺数还本绫”云云，表明这些出使者经常会遇到打劫之类的事情。
因此，使者的安全往还，备受绿洲王国官府的关注。P.3016v《天兴七年（956）十一月归义军于阗回礼使索子全状》是给于阗官人的状文，其中特别希望：“两朝所为，翼禅傅圣之君，仁德盛明之主，乾坤再佑，菩萨天子，日月重明，兆民父母，所以不惧众云、炎摩多，将军将弓弩偻罗之人，尽命血战，不虑死生，但愿圣躬宝祚长春，紫陌成于洛驿。”众云又作仲云，是活跃于楼兰、鄯善一带的强悍民族；炎摩多是且末的部族，他们是沙州、于阗使者往来的最大隐患。P.3016v《天兴九年（958）九月归义军西朝走马使氾富住状》是在于阗写给于阗国指挥都衙等的报告，其中特别提到前面来访的索子全一行安全返回的消息：“回礼使索子全等贰人于伍月伍日入沙州，不逢贼寇，亦无折欠。”而对于他自己这一次出使，状文称：“于陆月贰拾壹日出于本道，沿路虽逢奸危贼寇，上下一行，并无折欠，其于国朝信物，亦无遗失，于柒月贰拾叁日得达西朝（于阗）。” 显然这两次出行都是非常成功的。
为了对付使者在路上可能遇到的强盗，官方的使团都是以“般次”的形式组织出行的。对于晚唐五代宋初的般次问题，张广达先生在《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区的般次和使次》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证。近年来，坂尻彰宏《敦煌般次考——10世纪前后的使节与商队》也有详细论证。根据张先生、坂尻氏和前面提到的沙知先生的文章，我们可以把10世纪前后般次的如何运作加以更系统的阐释。
在般次派出之前，派出的政权有时需要向所经之处提前致函，请求帮助，如P.2992-3《长兴二年（931）七月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致甘州回鹘顺化可汗书》中称：
已前西头所有世界事宜，每有般次去日，累曾申陈，计应上达。自去年兄大王（曹议金自称）当便亲到甘州，所有社稷久远之事，共弟天子（指顺化可汗）面对商议平稳已讫。兄大王当便发遣一伴般次入京。
这是曹议金要派一行般次入京前，与路经的甘州回鹘可汗进行通报协商。
对于即将到来的般次，一般也要致函经过的国家和蕃族，请求放过。P.2992-1《归义军节度留后检校司徒曹元深致甘州回鹘众宰相状》中称：“其天使般次，希垂放过西来。”就是请求甘州回鹘王国的众宰相，让从中原王朝归来的沙州归义军使者和天朝的使者一起，安全通过甘州地界，回到敦煌。
对于前往中原王朝进贡的使团般次，在离开时，朝廷会安排沿路军府加以保护。如P.2992-2《清泰元年朔方节度使张希崇致甘州回鹘可汗书》记载，清泰元年（934）七月，甘州回鹘、瓜沙归义军入贡使人及朝廷的册命天使同往河西。八月，前邠州节度使康福（康太傅）及庆州刺史苻彦卿（苻太保），奉朝廷旨意，部领大军援送。十六日，康福与禁军都监牛知柔（牛司空）到方渠镇，商量取舟傔溯泾水、马岭水而上。九月五日发离方渠，六日平明至土桥子，务求稳便。廿一日，康福等将此决断牒上朔方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兼御史大夫张希崇。廿二日，张希崇专差军将袁知敏携带书牒，前往方渠镇谘报，于军前称已依预定计划安排妥当，将点检兵士，九月三日发赴土桥子接迎，可望于九日将般次接入行营。因般次行止已及方渠，且得军前文书，张希崇遂差都头白行丰与居密等同行，持状谘闻于甘州回鹘可汗仁美。状中将诸般原委具陈，请可汗斟酌，差兵迎取至甘州。由此可见使者从后唐都城洛阳出发后，邠州节度使、庆州刺史、朔方节度使、甘州回鹘可汗，一步步都要提前安排。
同样的做法，还见于P.4525-9《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致蕃官首领书》：
1. □蕃官首领，夏热，想汝好。在部族已
2. □得安健否？当道今差使人入贡
3. 天庭，经过路途到汝部落地界之时，
4. □仰准例差遣人力,防援般次前
5. □，在路勿至滞留疏失。今赐汝斜褐
6. □段、氂牛尾叁株，到可领也。不具。归
7. 义军节度使曹（鸟形画押）委曲附（付）首领。
因为末行的鸟形画押形状与曹延禄979－980年所用者相同，年代大致在此前后。这是归义军节度使请某个地段的部族首领，“准例”派人力防援归义军入贡的使者，不得滞留与疏失，说明这种防援是丝路上般次行走的惯例。
般次中不仅仅有官方的使者，有时也带有求法僧人，如S.4537有《天福九年（944）正月敦煌僧正善光上太傅曹元深牒》：
（前残）
1 太傅之恩敢贺[
2 合，不犯威仪，先有鸿愿之期，巡礼西天之境。今者
3 向西路发，般次往行，虽有此心，不能前进。伏望
4 太傅鸿造，特赐去往之由，比此般次回时，容舍（设）方求
5 道具，伏听 裁下 处分。
6 牒件状如前，谨状。
7 天福九年正月 日释门僧正沙门善光牒。
这位沙州释门僧正善光请求归义军节度使曹元深批准他西行求法，并且希望借助官府的般次，往来行动。
三、公元10世纪丝绸之路的脉动
公元10世纪的丝绸之路，并非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处于断绝状态，其实以中继贸易、朝贡贸易为主要形式的丝路物质文化交往，并没有断绝，而且规模也不小。
我们可以先看传世史料的记载：
同光四年（926）二月，沙州曹义全（议金）进和市马百匹、羚羊角、碙（硇）砂、牦牛尾。又进皇后白玉符、金青符、白玉狮子指环、金刚杵。瓜州刺史慕容归盈贡马。
〔后唐〕长兴元年（930）十二月，回鹘顺化可汗仁裕遣使翟末思等三十人，进马八十匹、玉一团。
长兴三年（932）正月，沙州进马七十五匹、玉三十六团。
〔后唐〕清泰二年（935）七月，回鹘可汗仁美遣都督陈福海而下七十八人，献马三百六十匹、玉二十团、白氎、斜褐、牦牛尾、绿野马皮、野驼峰。
晋高祖天福三年（938）三月，回鹘可汗王仁美进野马、独峰驼、玉辔头、大鹏砂、碙（硇）砂、腽肭脐、金刚鑚、羚羊角、白貂鼠皮、安西丝、白氎布、牦牛尾、野驼峰等物。
〔后晋〕天福四年（939）三月，回鹘都督拽里敦来潮，可汗仁美贡镂剑琈玉、良马百驷、瑶木+去、宝辔、舟盐、罽氎、玉狻犭+鼠、白貂鼠、牦牛之尾、騊駼之革。
〔后晋〕天福五年（940）正月，回鹘可汗仁美遣都督石海金来朝，贡良马百驷，白玉百团〔及白玉鞍辔等〕，谢册命也。
〔后晋〕少帝以天福七年（942）七月即位，十一月，回鹘托都督已下进硇砂千八百斤、牦牛尾一千斤、白布一万匹、斜褐一百段、玉梳、玉装刀子等物。
少帝天福七年（942），回鹘都督来朝，献马三百匹、玉百团、玉带一。
〔后晋〕开运二年（945）二月，回鹘可汗进玉团、狮子、玉鞍、硇砂、红盐、野驼峰、安西白氎、腽肭脐、大鹏砂、羚羊角、牦牛尾、貂鼠等物。
后汉隐帝乾祐元年（948）五月，回鹘可汗遣使入贡，献马一百二十匹，玉鞍辔、玉团七十三，白氎百二十七，貂鼠皮二百二十六，牦牛尾一百四十八，玉革+占鞢三百三十四，以及羚羊角、硇砂、诸药。
周太祖广顺元年（951）二月，西州回鹘遣都督来朝，贡玉大小六团、一团碧、琥珀九斤、白氎布一千三百二十九段、白褐二百八十段、珊瑚六树、白貂鼠皮二千六百三十二、黑貂鼠皮二百五十、青貂鼠皮五百三、旧貂鼠袄子四，白玉环子、碧玉环子各一，铁镜二、玉带铰具六十九、玉带一、诸香药称是。
周广顺元年（951）二月，〔回鹘〕遣使并摩尼贡玉团七十有七，白氎、貂皮、氂牛尾、药物等。先是，晋、汉以来，回鹘每至京师，禁民以私市易，其所有宝货皆鬻之入官，民间市易者罪之。至是，周太祖命除去旧法，每回鹘来者，听私下交易，官中不得禁诘，由是玉之价直十损七八。
〔后周〕广顺三年正月，回鹘入朝使独呈相温白氎段七百七十、玉团一、珊瑚片七十。
〔宋〕乾德二年（964）正月，〔回鹘〕遣使赵党誓等四十七人来贡玉百团，牛尾一株、白牦牛尾六十株、貂鼠皮百一十张、玉珠子五百三十五颗、碎玉百二十五段，玉蹀躞子百一十事、马六十五、驼十九。
〔宋〕乾德三年（965）四月，〔回鹘〕遣使张都督来贡马十、驼七十、玉七团、琥珀二百二十九斤，硇砂四囊、牦牛尾四十株、毛褐五十段、白氎布三十段、白石二块、玉鞍辔一副、貂鼠皮五十张。
乾德三年（965）十二月，甘州回鹘可汗遣使孙夜落与沙州、瓜州同入贡马千匹、驼五百、玉五百余团、琥珀五百斤、碙（硇）砂四十斤、珊瑚八枝、毛褐千匹、玉带、玉鞍等。
乾德三年（965），甘州回鹘可汗、于阗国王等遣使来朝，进马千匹、橐驼五百头、玉五百团、琥珀五百斤。
〔宋〕太平兴国五年（980）三月，〔曹〕延禄遣使裴溢的名似四人来贡玉圭、玉盆、玉撾、波斯宝毡、安西细毡、葺褐、斜褐、毛罗、金兴矾等。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向中原王朝朝贡的有沙州归义军、甘州回鹘、西州回鹘、于阗王国，说明当时西北丝路沿线上的绿洲国家或政权，都参与到丝路的中转贸易上，这种贸易往往以朝贡的形式进行，其实背后就是明码标价的买卖。在进贡的物品中，有很多并非进贡政权的土产，因此是丝路上的中转贸易商品。这些进贡的物品有时数量非常之大，如马上千匹、骆驼五百头、玉五百余团、琥珀五百斤、毛褐千匹，还有很多精美的物品，不能以数量来衡量其价值。这样多的物品，不是一般的商队所能运载，我们可以想象，拥有上千匹马，再加上其他牲畜和贵重物品，这样壮观的队伍，还能说丝绸之路是不具规模、甚至断绝了的吗！
敦煌文书一般涉及的都是具体的事情，很少有像史书那样的总合记录，但有些个案材料，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上面提到过的P.5538a《天尊四年（970）于阗王尉迟苏罗（Viśa’ Śūra）致沙州大王曹元忠书》，其中说到：
于今我们将给大王送上许多问候（礼品）。一是中等玉石（？）一团，重四十二斤；二是纯玉石一团，重十斤；三是玉石一团，重八斤半；总计三块玉石，六十斤半。以及一副皮制胸甲，一把鎚和一把斧头，两者均装有骨柄，以及两种容器。
这是于阗王给沙州归义军节度使个人礼品的清单。信中还提到于阗王出征黑韩王朝的疏勒，俘获品中有“舞象”，正好《宋史》卷四九〇《外国传》于阗条记有：“开宝四年（791），其国僧吉祥以其国王书来上，自言破疏勒国，得舞象一，欲以为贡，诏许之。”于阗文的书信和《宋史》所记的舞象，应当是一回事。如果把这头大象从于阗运到宋朝首都开封，也应当是一个可观的队伍。
于阗的玉一直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商品，上面举出的史籍所见各个绿洲国家进贡物品中玉所占的比重，就可见一斑。我们还可以举出日本大阪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所藏的一件敦煌文书，即羽686号，文字如下：
1 皇帝赐 舅元忠
2 东河大玉壹团，重捌拾斤。
3 又昆岗山玉壹团，重贰拾斤。
4 又东河玉壹团，重柒斤。
5 又师子大玉鞦辔壹副。
6 又密排玉鞦辔壹副。
7 骠马壹匹。乌马壹匹。骝马壹匹。
8 镔叁锭，共拾陆斤半。
9 □□□□□已遣，此不及
（后残）
这里的“皇帝”是指于阗国皇帝尉迟苏拉，967－977年在位，其舅为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所以这件也是于阗王尉迟苏拉送给曹元忠的礼品单，时间应当在967－977年之间。这里罗列了玉团、马具、马匹等礼物，作为一次性的赠品，也不算少数了，而且价值不菲。
还有一例是P.2958于阗语使臣报告文书，其中包含有几封书信的草稿，第6封信是一位名叫Hva Pa-kyau的人上于阗朝廷书，他自称“朔方王子”，是从于阗出发，经沙州、朔方到中原朝贡的于阗王子，但由于道路险阻，还没能前往朔方，而是停留在敦煌。他在信中提到一位名叫Hvaṃ Capastaka的于阗使者根据于阗朝廷的指令，用30斤玉与归义军官府换取了200匹丝绸（śacu），其中150匹给于阗朝廷，50匹给母后Khī-vyaina（第199－215行）。在第7封信中，Hva Pa-kyau重申了上述Hvaṃ Capastaka用30斤玉与归义军官府换取200匹丝绸的事情，并希望母后能多给他一些玉石，以便换取更多丝绸（第216－227行）。这正好是于阗玉与沙州丝绸交换的绝好证明。
由此就可以看出，这些绿洲王国之间也同样存在着朝贡贸易，一个王国把当地土产以赠送的名义给另一个王国，必然得到对方土产的回赠，有时候双方的赠品可能就是中转贸易的物品。从整个丝绸之路上来看，这种物品以赠送等方式，一站站不间断地向不同方向运送，促成10世纪丝绸之路的贸易运转。
敦煌藏经洞大概封闭于1006年前后，因此有关10世纪的文献留存较多，为我们今天考察当时的丝绸之路提供了珍贵的同时代记录。如果没有这样的记录被偶然发现，那么我们就无从知晓这些资料所记载的一切信息。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敦煌文献许多都是残缺不全的，大多数也不是刻意记录丝绸之路的，因此，一定还有更多的有关丝绸之路的文献记载没有留存下来，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沧海一粟。从这两点来说，我们对于丝绸之路的情况，应当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举一反三、举一反五地来理解，而不是只看一点点传世文献，就说丝绸之路在这个时期断绝了。
其实，路一旦走通了，就不会断绝。官方的使者不走，民间的商人会走，不惧艰险的各种宗教的传教士、取经僧会走。虽然马可·波罗到来之前的10－13世纪中叶有关丝绸之路的文献不如唐朝、元朝的记载丰富，但从敦煌文献可以知道，丝绸之路不会断绝，因此马可·波罗才会更加相信陆路的可行性，而从伊朗选择陆上丝绸之路，翻过帕米尔高原后，沿丝路南道、河西走廊，进抵元朝都城。
【注】文章原载于荣新江、党宝海编《马可·波罗与10—14世纪的丝绸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190—205页。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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