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交所明暗交替的整顿史，就是影子非标的消亡史。
到目前为止，全国共有近70家金融资产交易场所，包括11家金交所、48家金交中心和8家互联网金交中心（名单后附）。
起：中央地方的牌照博弈
九重天，二十年，龙楼凤阁都曾见。
1999年的中国，面临着GDP连续下滑、通缩步步紧逼的艰难困境，大多数国有企业连续亏损、负债率高企，债务危机如影随形。危局进一步向金融体系蔓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不断攀升。
为处置四大行的不良资产，财政部为东方、长城、华融和信达四大AMC分别提供100亿资本金，由央行提供5700亿元的再贷款，同时允许四家AMC分别向对口的四大行发行了固定利率2.25%的8200亿元金融债券，用于剥离国有四大行1.4万亿元不良资产。
四大AMC展业过程中，各省办事处林立，分头处置金融资产，地方割据情况严重，散落于各地的区域性产权交易所也没有统一的平台和规则。
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金融资产交易平台，还是在各省设立各自的产权交易场所，成为当时中央与地方博弈的关键。
2009年3月，财政部颁布《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明确：
非上市金融企业国有产权的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省级以上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不受地区、行业、出资或者隶属关系的限制，并通过公开竞价产生转让价格。
十年光景，为防止国有金融资产流失，处理国有金融机构产权、不良资产交易的金交所应运而生。
十年回望，矗立于全国各地形形色色60余家金交所已从设立时旨在处理省内金融资产的“特定交易场所”，蜕变成为涵盖国有金融企业股权转让、不良金融资产、私募债、定向融资计划、委托债权、应收账款、小贷资产、融资租赁、商业票据等全品类、全口径的“类金融机构”。
2010年5月，天金所和北金所诞生，成为最早的两家交易所。
衔着金钥匙出生，在当时的一行三会、财政部和北京市政府指导下成立的北金所，成为财政部“钦点”的金融类国有资产交易平台。
2015年，成功为北金所引入交易商协会股东，进入银行间市场体系，跻身“国家队”序列后，北金所首任董事长熊焰选择了“五十八，再出发”，创业设立国富资本，与青岛地方平台共同发起了青岛国富金融资产交易中心。
2017年，国富资本又被西安金控引入，成为西安丝路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的主要股东，“交易所一哥”熊焰出任丝路金交所法人。
比北金所还早7天获批的天金所，引入蚂蚁金服成为其大股东，股东还包括天津产权交易中心、长城资产、东方资产、中信信托等显赫的名字。蚂蚁金服副总裁袁雷鸣出任天金所董事长，同时担任招财宝总经理的袁雷鸣，用了一年时间，把招财宝从0做到了1000亿。
2010-2011年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7家金交所，包括：安徽省金融资产交易所、重庆市金融资产交易所、深圳前海资产交易所、大连金融资产交易所、河北金融资产交易所、四川金融资产交易所和武汉金融资产交易所，全都通过了国务院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验收。
同一时期成立的，还有中国平安旗下的陆金所。与其他始于地方、成于地方的金交所不同，陆金所从诞生之初就带着“P2P第一平台”的光环，随着互联网金融爆雷频频，陆金所几经转型，谋求消费金融牌照，转型为综合性线上财富管理平台。
诚如业内人士所言，金交所，与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问题一样，很大程度上是地方反制中央的产物。金融牌照发放权高度集中于中央，无论出于盘活地方金融、掌控金融资源或是促进招商引资等目的，地方政府不能无牌可打。
金交所这张“不是牌照的牌照”，其发展壮大一直与清理整顿相伴相生。
承：资本巨头的轮番布局
由于缺乏规范管理，部分交易场所背离了金融资产交易的初衷，演变为林权、矿权、文化艺术品和贵金属石油等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的交易场所，甚至成为非法集资的温床。
国务院相继发布[2011]38号文和[2012]37号文，明确金交所的审批权限归入省级政府；并划定监管红线，如不得将权益拆分发行、不得采取集中交易方式、不得变相突破200人等，但并未对金交所业务范围做出明确界定。
同时，2012年后成立的金交所，需要使用“交易所”字样的，除取得省级政府批准外，还需要通过部际联席会议验收；取而代之的，是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金融资产交易中心、互联网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和股权交易中心等。
监管的耳提面命并不能阻止资本对牌照的渴求，下放到省级审批的交易中心不仅降低了新设平台的难度，也提升了存量交易所的牌照价值。
不同于2012年之前的地方发起、国企搭台，2012年之后各地的金交所（中心）吸引到了民间资本和各路巨头的轮番入主，一省一家的标配之外，有的省份多达数家。
辽宁的7家交易中心里，雪松控股通过增资6亿，2倍于挂牌价的最终报价摘得了大金所的控股权，万达财富、恒大金服、海航聚宝汇等多家平台则与大连普惠金融交易中心合作颇多。
山东除了6家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外，海尔作为大股东独立发起青岛联合信用资产交易中心。
广东由于广州与深圳的双子星斗艳，一度有5家金交所，其中京东金融和网易理财分别以会员身份与其中两家达成深度合作。
江苏则坐拥南京苏州镇江无锡常州等7家金交所，开鑫贷成为江苏开金中心的大股东，苏宁金融和人人贷则成为南京金交中心的会员。
西安一举吸引了恒大、京东、百度、奇虎360等企业入局，设立了5家互联网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前文提到的丝路金交所则被指与先锋系存在人员、业务上的诸多瓜葛。
蚂蚁金服除早早拿下天金所大股东外，还在浙江的5家交易中心中占得了浙江互金交易中心的二股东。
平安相继收购了前海金融资产交易所，重庆金融资产交易所和陆国际新加坡金融资产交易所。这三家金交所与陆金所、平安普惠一道，共同构成陆金所控股，也就是所谓的“四所一惠”。
本着“有牌照先拿着，屯着总比没有强”的心态，金交所也成为各家巨头金控梦想拼图中的一块碎片。
转：非标的最后接力
金交所这块“牌照”并不在“一行两会”监管之列，却以矫健的影子，在非标融资的跑道上频频“抢镜”。
银信业务收紧之际，金交所一度成为银行表外业务的重要通道；互联网金融兴起之后，则成为诸多互金平台嫁接、分拆产品的温床；随着严监管和去杠杆行至深水区，房企和城投这样的传统非标大户也纷纷从信托非标、私募非标流转到金交所非标产品。
定向融资计划、收益分享合约、地方股权交易中心私募债、收益权份额转让，金交所深得互联网圈“造词运动”的精髓，监管法规里找不到的这些酷炫名词，加上“信托同款产品”“市级平台融资”“交易所股东背景雄厚”的包装，闪现在第三方财富理财师的朋友圈里，成为无数投资人“资产配置”的一部分。
以至于“巅峰时期”，金交所一度被业内人士评价为“最厉害的牌照，就是没任何牌照”。
2016年12月，侨兴债10亿私募债违约案发，令股交所与互金平台的苟合曝光。
2014年12月，侨兴集团两家公司通过粤股交发行10亿元私募债，用于偿还银行贷款，粤股交把私募债发布到蚂蚁金服旗下的招财宝平台，招财宝则拆分成多期，并售卖给个人投资者，并协商由浙江财险提供保证保险，浙江财险提出反担保要求，由侨兴董事长吴瑞林担保、广发行出具保函。
事发之际，违约方侨兴集团表示没钱，董事长杳无音讯；提供保证保险的浙商财险拿着保函去找广发银行，却被广发银行告知是假公章，担保文件系伪造；而招财宝称其只是信息中介，只负责投资者的法律费用。
这场“萝卜章割韭菜，蔬菜何苦为难蔬菜”的大戏，历时一年之久，10亿私募债违约牵出了120亿非法募资大案，21家机构被罚没20亿，也将金交所推到舆论风口。
为了防止变相销售私募产品、拉长资金链条，加剧金交所和P2P平台之间的交叉传染风险，清整联办[2017]31号文、整治办函[2017]64号文等一系列文件出台，规制金交所和互金平台合作，一时间各家互金平台纷纷下架金交所产品。
2018年轰动私募圈的阜兴案，意隆财富8000万违约事件背后，关联企业被指通过金交所债权交易，摘牌了大量的债权产品，前海金交所、天金所、天安金交中心等多家金交所牵涉其中，但金交所的挂牌公告和成交确认书中都自行免除了金交所批准、备案、风险保证的责任。
同样是2018年，裁判文书网的15份判决书则披露了南宁金交所近5000万逾期产品的违规细节：15家融资方是成立时间接近、股东交叉关联且没有实缴资本的“空壳”公司;南宁金交所将资金直接打入12家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个人银行账户;其中7笔融资累计出借人达266人，突破200人监管红线。
退市的中弘股份、四大高返平台之一的唐小僧，爆雷的证大集团、先锋系，无不与金交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引起了投资者对于金交所“滥发类金融产品却不承担风控责任”的争议。
通过金交所，真实融资方可以把一笔一个亿的融资需求拆成100份，然后冠以001-099的序号，魔术般地化身为100个各自独立的私募产品，然后把每份的人数上限限制在200人内，不仅规避我国《证券法》规定的200人限制，还能降低投资门槛。
金交所所谓的会员系统也给发行方设立了“隔离墙”。皇帝新衣般的会员门槛形同虚设，融资人可以把适格投资者的筛选义务转嫁给金交所；金交所也心领神会，在电脑或手机上轻轻点击“我确认”，一纸没有人会看的开户协议，就把公募变成了面向全世界的“私募”。
乱象的止息，往往需要下定不破不立的决心。
合：金交所的生死劫
旧时王谢堂前燕，再不复海棠庭院。
2018年11月，配合资管新规及配套细则的落地，金交所30万以下的小额拆分产品被叫停。
2019年2月，监管联席会议对金交所进行窗口指导，要求暂停应收账款类，其他收益权类对零售端募集的业务。
但类似的产品还在通过场外募集、一对一摘牌的形式，滋生着最后的疯狂。清整联办[2019]5号文流出，证监会主席在第四次部级联席会议上讲话，讲话中首次披露了金交所的存量规模：截至目前，全国金融资产类交易产所的债权类业务存量仍达8517亿元，涉及约120万名个人投资者。
文件进一步明确要在今年年底、明年年中、明年年底，每半年消化三分之一，直至存量风险基本化解完毕，交易场所撤并整合工作完成。
毫不夸张地说，金交所是中国金融市场最缺乏监管约束和透明度的区域之一。
诞生之初就带有博弈属性的金交所，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金融资产的处置问题，但如同这片神奇的土地常常将善意的种子开出恶之花一样，其中的钻营者没能恪守金融中介挂牌的本分，终究没有躲开利益的纠葛，非标的诱惑。
当信托计划、券商资管、私募基金一一被监管的铁索拴住，游离于监管之外的金交所成为非标融资最后的阵地。
一头连接着财富管理机构对固定收益类产品的渴求，一头则暗合了银行出表、房企融资、城投续命的利益诉求，躲在“收益权”“应收账款”背后，是没人能够摸清的真实资金流向。
金交所挂牌的各类产品是P2P之后，地方金融办的又一个畸形产物，法律关系不清晰，没有明确的金融监管，没有相应的风险控制，甚至找不到“管理人”来压实管理职责。无论是早期的金交所嫁接互金，还是后来的金交所捆绑财富，都是绕监管的羊肠小路。不管则已，一管就是非存非吸。
作为创新的先锋，监管的沙箱，早已演变为“地方发牌，全国展业”的金交所也迎来了命运的黄昏。
近万亿存量资产失去借新还旧的续命神器后，会不会恍如一梦初醒，一片荒凉。
在金融监管格局逐渐由中央统筹变为中央地方分权的背景下，金融资产交易所归入地方金融监管范畴，业务应当限定在地方金融产品交易、地方金融机构股权转让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交易。
一方面是要关停并转，一省一家，一类一家，控制数量，另一方面是找到金交所的本源业务，提高会员门槛，减少或者叫停个人投资者的参与。
任何规范化的、看似枷锁但有据可循的制度和规章，都是在保护一个行业的良性发展，真正放任的、没有边界的，野蛮生长的，最后都会随泡沫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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