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和德国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基尼系数与制造业占比呈现负相关性。
稳定制造业，可以减缓转型中面临的经济减速，保证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可以稳定和扩大就业，壮大中等收入群体，避免收入差距扩大。
建立强大的制造业，将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提供重要的物质保障，也是中国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
1、实业强国
2022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7.7%，65家制造业企业入围2022年世界500强企业榜单，培育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到7万多家。十年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从22.5%提高到近30%，已经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
2022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为77077亿元，占GDP比重为7.8%。2022年上海市金融业增加值达到8626.31亿元，比上年增长5.2%，上海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12年的11.50%增长至2022年的19.3%，不仅持续上升，而且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不断扩大。
在国民经济核算中，金融业被分为货币金融服务、资本市场服务以及保险服务三个细分行业。虽然货币金融服务业是金融业的主体，但从历史数据来看，金融业GDP增速走势与M2、信贷等数据走势相关性并不强，主要原因是货币金融业务较为稳定，波动较小。保险业增加值变动幅度也较小，其对金融业GDP增速的贡献较低。
资本市场服务业虽然在金融业中占比不高，但其波动较大，因此对金融业GDP走势的影响较大。历史数据显示，我国股票市场成交量变化与金融业GDP走势相关性较强。因此，使用我国A股市场成交量波动数据可以较好地预测金融业GDP走势。
在国家发展的漫长历程中，伟大的时代必然开拓了新的经济结构，并为后续的革新积蓄了势能。
在先行者（如英国）成功地开创了现代工业经济霸权之后，追赶者们已经无法再简单地套用英国的工业化道路。
领先者不仅为后来者树立了典范，同时也在通过竞争挤压，甚至通过非经济手段围堵后发者的发展空间。这使得后发国家的工业追赶无法亦步亦趋地模仿先行者，而是需要不断摸索和开拓新的空间。
在工业陆续发展起来的不同时期，这些条件又会不断地被改写，驱使后发国家持续地自我革新以保证内生的发展动力。由此，只有回到历史情境，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家在特定阶段的发展约束和追赶战略。
成功的追赶过程必定是一个不断开拓的过程。只有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积累了势能，创造了在后一阶段开拓新空间的关键条件，持续的工业发展才能成为现实。它必定是一系列典型的熊彼特式“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在战略性愿景的指引下，一代代先驱者打破了先前的禁锢，创造了新的结构，解决了特定时期、特定工业体系中的问题，同时又为自己在下一个时期回应后来者挑战积蓄了物质条件。
成功的大企业或企业群往往是特定时代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同时它们又推动了时代的发展，然而新空间的开辟往往需要工业体系的构建、战略性资源的动员、科技能力和劳动力水平的整体提升。
工业企业的蓬勃发展为国家和社会积蓄了力量，但企业发展所依托的体系，却需要由国家和社会来锻造，并推动其持续转型进步。
如今，大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以中国的人口规模和中国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而不是复制西方帝国主义模式，脱实向虚是无法支撑中国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
全社会可供分配的财富，归根到底来自实业所创造的产品；而中国这样一个秉持社会主义理念的人口大国，既不该也不能依靠金融手段从其他国家、从人民身上攫取财富来获得发展。
只有实业才能将广大的中国人民纳入持续咆哮向前的现代经济洪流，也只有实业才能为新科技的不断诞生、新生产力的持续兑现提供平台。
对实业重要性认识的回归，得益于过去40多年间中国工业经济持续发展所重塑的社会心态和发展愿景，得益于中国人民看待世界和世界问题的视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自加入WTO后，从而最终结束了短缺经济，成为“世界工厂”，并开启了向自主创新转型的探索。
强大的工程能力和制造能力积累了巨大的势能，使得我们在国际经济体系裂变时拥有了博弈能力，也使得我们拥有了通过自我革新打破既有模式、为系统转型创建一个新结构所需要的燃料和战略纵深。
每一代投身于工业实践与发展活动的中国决策者、本土企业、工程师和普通劳动者，为中国随后的转型积蓄了势能，使得中国总能在危机面前通过“创造性毁灭”开拓新的空间、创建新的结构。
中国在全球化体系中能够保持自身独特的自我意识。齐全的工业体系，使得本土不同工业部门的关联效应为中国本土经济的增长扩张提供了内生动力，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塑造了韧性。
当思考实业发展的战略、思考本土工业技术被卡脖子问题成为大众的热门话题时，社会意识就会更倾向于将追求技术重大突破、发展产业科技双循环作为价值创造的关键，而本土企业就更有可能在新的资源配置结构中迸发出创造力来。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人结束了对“市场换技术”的迷信，结束了关于是否要自主创新的争论。而未来中国的年轻人将继续开启新的征程。
2、影子银行
近几年，中国金融业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体系及其运行与金融体系及其政策存在种种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中国天量货币扩张与传说中的“钱荒”、中小企业贷款难、利率高企等问题形成鲜明对照和令人错愕的互相矛盾。影子银行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有其不得已的背景。
中国的银行业仍是暴利行业。中国式影子银行的产生是金融发展、金融创新的必然结果，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而“影子”具有看得见摸不着、不可捉摸的特性，影子银行也因此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影子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会融资与银行融资之间的巨大缺口，填补了现有银行体系业务的一些空白，在服务实体经济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许多借高利贷的中小企业自身经营就有问题，在借贷之初就比较盲目，高利贷并非压垮这些企业的根本原因。
对传统银行来说，互联网企业进入金融业是真的“狼来了”。
我国影子银行主要存在于民间金融、非正规的资产证券化、私募投资等监管灰色地带，其中尤以银信合作和民间金融等形式为甚。2010年以来，影子银行开始疯狂扩张，并演变为依附于银行而又游离于监管之外的一个庞大体系。如今，中国内地影子银行的放款量或已占社会融资总量的“半壁江山”。
诞生于2007年的“影子银行”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出现的一个金融学概念。2008年9月，随着全球银行巨擘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与次贷危机深深捆绑在一起的影子银行被世人所熟知，且成为风险的代名词。
美国金融危机前货币宽松，金融创新不断深入，各类衍生品交易红火，“影子银行”以交易证券化房地产贷款为主，也因此被指为危机元凶之一。让人们认识到在传统商业银行体系外还隐藏着一个复杂且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
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定义，影子银行是（由部分或完全）在正规银行体系之外的实体及业务活动所构成的信用中介。
从多年前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影子银行就打上了深刻的“中国特色”的烙印：2008年金融危机出现信贷通胀，2011年国家又开始收紧信贷。因此，包括房地产企业在内大量资金缺血的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体系获得金融支持，只得将融资之手伸向非银行体系渠道。此外，随着监管日益严格，银行将信贷资产表外化。
美国部署退市，当大部分人以为金融海啸危机已过之际，却忽略了中国累积了二三十年的信贷泡沫！而全球新一浪的金融海啸，源头极有可能来自中国的“影子银行”！
你还以为影子银行与你何干?真相是它们无处不在。小额贷款、信托投资公司、民间借贷、典当，甚至银行里千奇百怪的理财产品都属于影子银行的组成部分。
“影子银行”一直在挑战当局：不管理财产品的最终发行者是银行，还是第三方机构，银行只要代销了它，就承担着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
今天中国面对的流动性过剩、低利率、信贷扩张、通胀、房地产泡沫等问题，更与影子银行环环紧扣，无论你是寻常百姓还是做生意的、卖大白菜的抑或是股民，都逃不开这股愈演愈烈的漩涡。
中国创造了地球上最大信贷泡沫，如未能及时将泡沫释放，将很可能成为新一轮环球金融海啸的源头。IMF提醒投资者需警惕中国的信贷风险、流动性错配及非银机构的道德风险。影子银行教育了人们：在通胀高企，市场利率远远高于官方利率的情况下，股市不可能不跌。
作为一种舶来品，“影子银行”在我国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负面的事情，金融幽灵、金融诈弹、诱发系统性风险的罪魁祸首……各种评价不一而足。尤其是2013年钱荒掀开的流动性风险，更是将影子银行推到舆论鞭挞的前台。
事实上，对于影子银行的定性，在我国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影子银行风险具有复杂性、隐蔽性、脆弱性、突发性和传染性，容易诱发系统性风险。
在诸多质疑声中，有相当多的专家认为，我国影子银行的产生是金融发展、金融创新的必然结果，是传统银行体系的有益补充。影子银行对服务实体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政府层面，对于影子银行的作用，监管层也未持全盘否定态度。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谈及影子银行时就表示，金融服务需要多样化，过去传统银行对有些服务是不太容易提供的，所以就会有其他多样化的服务产生，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究其原因，中国式影子银行是中国现有体制弊端造成的，它的产生顺应了市场的发展需求。现阶段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集团以低廉的利率从银行获得大笔贷款，而绝大部分中小型民营企业只能通过影子银行获得资金，从而不可避免地形成金融“双轨制”。
影子银行在中国的产生，既有中国金融体制的原因，也有国家金融宏观调控的因素。
2013年，中国影子银行业规模为21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GDP的40%。银保监会”统计2017年初，中国广义影子银行规模达到历史峰值100.4万亿元，狭义影子银行规模达到51.01万亿元，影子银行规模相当于GDP的123%。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最新出炉的《中国影子银行季度监测报告》显示，2022年上半年中国广义影子银行资产减少了约1.34万亿元，至57.8万亿元，延续了2017年以来的下降趋势。中国影子银行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降至17.6%。国家正在拆解高风险“影子银行”。截至2020年上半年，实际运营的网络借贷P2P机构由高峰时期约5000家压降至29家，目前已完全归零。
在经济上行、货币宽松的时候，这种商业模式运行相对稳定，但是当经济波动、货币收紧时，风险就会不断的涌现出来。
影子银行依赖利息差，为了能够维持这种基于息差的盈利模式，金融产品的发行中介不得不承担起补充部分信用以使风险－收益匹配的责任，“‘刚性兑付’一定程度延长了影子银行商业模式的寿命，但结果仍不可逆。
过去虽然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发展与社会财富增长创造了源源不断的价值，但是其利益分配与责任承担却不尽合理，这种商业模式即将走到尽头。
3、科工力量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踏浪前行，实现了年均超9%的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以后，经济增速下降到“6”时代，进入新常态。
随着工业体系逐步完善，生产由低端向中高端迈进，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制造国，又从工业化迈入信息数字化，人口红利和科技进步等因素在其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享受全球化红利的一代或几代幸运儿似乎再也回不去“昨日的世界”。
日常的生活中的确有种种烦恼，有突然降临的疫情风险，有不情愿的加班，有年轻人的不想恋爱、不想结婚、不想生小孩，有高喊一声“躺平”或偷偷“摸鱼”的时刻……这些日常琐碎远离着宏大叙事。
在生活的某些瞬间，则总有追追剧、刷刷短视频、打打游戏、玩玩剧本杀、撸撸猫的幸福时光。这种幸福，或许不大，甚至也不那么确定，但总归好过战乱流离与灾荒饥馑。在大时代的缝隙中，镶嵌着一个个小时代。
在小时代的叙事模式里，个体是最重要的，个体的喜怒哀乐可以被置放于历史的舞台中央，在社交媒体的镁光灯下被万众凝视，然后被代入、被投射，成为我们自己生命戏剧的一部分。
小时代不在乎宏大叙事，只在乎小小的日常与日常里小小的幸福。只不过，这一切，并不是理所当然的。
五六十年前，物资短缺还是这个国家日常生活的常态，这种记忆深深刻在我的父母辈的基因里。二十年前电脑还是稀罕玩意儿，十几年前，从武汉去上海时，要么坐十几小时还经常晚点的火车，要么坐颠簸的长途大巴。现在，近一点的坐高铁，远一点的乘飞机，火速到达远方体验生活小小的幸福。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时代变化的背后，是一些看不见的宏大叙事的力量，为小时代缔造了“结界”，保护与支撑着这个国家无数个体的小小的幸福——或者，就是日常。
这些宏大叙事的力量中，就包含着科技与工业，就包括我们看得见而习焉不察或不容易看见的中国制造。
从奥巴马、特朗普到拜登，三任美国总统，力图重振美国制造业。奥巴马的一系列政策，核心是减税和补贴。特朗普更具有对外的威胁性，除了减税，他还动用关税，挥舞制裁大棒，试图强迫生产线搬回美国。
拜登将重心转回对内措施。虽然“与中国竞争”的目标是不变的，但他把希望寄托在基建投资上，签署了1万亿美元基建法案，宣称要修10万公里的公路，建1500座桥、50万座充电站。“与中国竞争”看来其实是“向中国学习”。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国家，在努力沿着制造业价值链往上爬。而占据价值链顶端的美国，无力将价值链继续升级，反而选择逆向补全自己在价值链上的位置，拜登要确保从航空母舰甲板到高速公路护栏的钢材，都是美国制造的。
发达工业国家开始走向存量知识再利用的创新，而对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基础研究热潮退却，使价值链进一步产生革命性升级的空间变小了。
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即便像乌克兰一样继承马达西奇公司、安东诺夫设计局、南方机械制造厂、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又称黑海造船厂）这一众世界顶尖技术企业，也会因缺乏配套设施，而终究玩不转。
巴西、墨西哥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不能在国际分工中建立起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把工业建立在依靠大量外资企业的基础上，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将研发外包给印度等国的美国制造业代表波音所遭遇的困境，则与上述例子体现了一种殊途同归的对称，同样证明了全球化的不可持续与对民族产业的伤害、崩解。不妨用“高收入陷阱”来形容如今贫富分化日趋严重、需要工业价值链各个部分回流的美国。
中国如果没有基建优势与物流便利，就没有电商的繁荣。但实体经济内部，不同产业链条上各环节与链条之间的分工协作，由此编成的一张张内循环或外循环的网络，却往往被忽视。
人们把目光聚焦在工业体系中的一颗颗明珠上，并讲述这些传奇企业的神话时，容易忘记整个结构的重要意义。
重振美国制造业不是靠振臂一呼就能实现的。今日的中国能给特斯拉这条“大鲶鱼”这样一片“水域”，美国现在能吗？
1899年，西奥多·罗斯福发表了著名演说《奋斗不息》中以清王朝作为一个反面例证，呼吁美国人在风起云涌的国际政治百年大变局中，不能像中国人那样满足于个人生活的“小确幸”，要保持刚健质朴的奋斗精神，追求更高的个人成就和社会价值；而美利坚民族，也要大力建设远洋海军，在西半球乃至更遥远的世界，展现美国的意志，维护美国的利益。
在这场巨大的转折后，以现代化大都市的快速发展为背景，美国社会从产业基础到上层政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刻改变了美国普通人的生活方式。
美国崛起和英国衰落的背后，是科技和工业的力量（科工力量）的此消彼长。
今天投资成百上千亿元的精密科学装置，动辄上千名科学家参与，要收获点滴新发现却十分艰难，要累积到出现重大基础理论突破更是遥遥无期。
各国科研投入越来越多，学术共同体的规模越来越庞大，新的科技成果却呈现投入产出明显的边际效应递减，甚至是负收益。
如今天普通人可以买到的大疆无人机，30年前，可能只有美国最顶尖的理工实验室能够拼凑一架。
科工力量过去百年来的传统秩序开始被动摇，新兴国家凭借着后发优势，快速缩小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技术能力差距，当美国不再是科学技术上最优越的国家时，美国凭借什么让全世界认同其权势和影响？
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来说，在由韬光养晦的角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这个关键阶段，科工力量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图片来源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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