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初，笔者刚进工行杭州解放路支行时，“中国工商银行”这块金字招牌还是六个刚健雄浑、端庄俊美的行书。后来支行随着业务扩大“一分为二”，新设支行亟需美工，领导知道我平时喜欢写写画画，就安排我去干这活。那时电脑还不普及，更没有扫描仪、彩色复印机等先进设备，所以不管是宣传橱窗的布置，还是储蓄招贴画的绘制，都离不开“中国工商银行”这六个字的LOGO。为此，我曾临摹这六个字不下百遍，写得越来越像，被誉为“几可乱真”。正是在此过程中，我知道了“中国工商银行”这块金字招牌原来出自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段云先生之手，并从此后开始关注先生的书法。遗憾的是，后来我不干美工了，各大银行在重新设计和启用CI形象系统时，也没有再沿用先生的字。但先生“中国工商银行”的手笔已经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中。
段云（1912-1997年），原名段连荣，山西省蒲县人，经济学家，书法家，诗人。抗战爆发后，他回到祖国，担任山西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宣传部代理部长、抗日名将续范亭将军秘书、中央晋绥分局政研室主任。解放后，相继担任西南财政部副部长、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正部级）等职，长期分管财金、商贸、外汇和物价等工作，著有《财政金融论综》等理论著作，堪称中国经济界的“操盘手”。后又任国家计委顾问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并兼任中国会计学会、中国金融学会、中国审计学会、中国价格学会等多个国家级学会的名誉会长和顾问。同时还是中国书法协会会员，作品参加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1980年5月)，出版有《段云书法作品选》《段云自书诗词》《段云选集》《旅踪咏拾》等作品集，并在中国美术馆和日本东京、千叶等地举办个人书法展，是新中国书法事业的开拓者。
段云先生的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在清末时期，其祖父从宁夏固原一路逃难至山西蒲县，曾饱受地方豪绅的欺压。所以，先生在很小的时候就有强烈的革命意识。为摆脱压迫，他学习十分刻苦，读一切可得之书，临一切可学之帖，从而奠定了良好的文化艺术功底。在18岁时，他和同学积极组织进步知识分子，创建了《蒲光学社》这一政治刊物，并自撰自编自发，以手中之笔组织进步青年和周边群众与贪官恶霸进行斗争。21岁山西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他以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优异的各科成绩，考取公费留学资格，进入日本极负盛名的私立大学——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经济系学习。留日期间，在刻苦学习的同时，他积极从事反蒋救亡斗争，成为“山西留日同乡会”“明治大学中华校友会”“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等爱国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抗战爆发后，他毅然回国投身抗日最前线，并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抗日队伍的骨干。1937年4月，他奔赴晋西北抗日前线，积极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组建地方游击队，担任县武装自卫总队政治指导员；1938年2月，他赴晋西北参加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宣传工作，同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1月，在晋西北“反顽”斗争取得胜利时，其协助续范亭等领导组建晋西北抗日民主政府（即晋西北行政公署），任晋西北经济总局局长兼晋西北行署建设处副处长，积极协助续范亭开展根据地经济建设；1942年8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成立后，其又任分局政研室主任。解放之后，他长期从事财经工作，并于工作之余吟诗咏歌、挥毫泼墨，成为国内外颇有声誉的书法家。
孙过庭《书谱》云:“不激不厉，风规自远”。笔者以为，这既是段云先生对书法艺术的追求，也是其书法风格的鲜明特征。其作品以行书为主，根植“二王”，兼及颜真卿、欧阳询等唐楷和“宋四家”，并博采众长，融会贯通，逐步形成自家风貌。细察其作品，给人以三个直观感受：最明显的即是“正大气象”之态，其书作笔力雄健，神气完备，柔中带刚，毫无狂怪、扭捏、斜倚、缠绕、轻滑、柔媚等陋习，通篇弥漫着浓郁的阳刚之气、正大之气和浩然之气。应该说，这也是其一生抗争、战斗、工作和生活的真实写照与艺术化反映。诚如刘熙载《书概》云：“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因此，书法的价值更在于书家的品德、智慧和阅历，这也是古往今来许多奸臣逆贼之字被人唾弃的原因。而先生则是正面典范，其曾先后在贺龙、刘伯承、邓小平、周恩来、陈云等领导同志身边工作，淬炼和养成了刚毅坚强、严谨公正、光明磊落的个性品质，在无形中成就了其书风书貌。同时，其书法有“雄浑博厚”之韵。先生乃国内经济界有名的“杂家”，更被同事和老朋友们称之为“段夫子”，其传统文化修养十分深厚，既善书法，也能绘画；既懂诗韵，也通医理。故其书法作品多为自作诗词，且格调高雅，蕴藉深沉，耐人寻味，不仅体现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厚重与博大，而且处处显露着“文人书法”的名仕风流。最难能可贵的是，其书法颇具“质朴爽利”之姿，这也是其与其他书家的显著区别之处。如果说历史上不少书家以奇拙为美，如杨维桢、倪元璐、傅山、徐渭、王铎、郑板桥等，那么先生则是以清爽自然为妙，其作品力求最大程度地接近大众书写习惯及审美偏好，笔笔中锋，顺势而为，酣畅爽利，不矫揉造作，不故弄玄虚，无论字法还是章法，均如青松列阵，傲然挺立，极富自然、坚毅、挺拔的生命活力，深受民众喜爱。正是基于上述特点，工商银行成立前夕专门邀其挥毫题写行名，并于1984年11月20日下发文件，将先生的墨迹作为全行统一标牌字体，一直沿用了近二十年。
往事并不如烟。在特定的时空下，书法艺术所承载的历史元素和文化内涵是其它任何艺术手段都难以比拟的，许多流传至今的经典书法作品早已穿越时空，成为民族、国人难以磨灭的艺术“化石”和文化记忆，如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苏轼《黄州寒食帖》等。而段云先生的书法之所以独特，就在于其比一般书家的作品更具历史感、公众化和普及性。暂且不论“中国工商银行”这一金字招牌，仅凭陈列于毛泽东纪念堂、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南昌滕王阁和武汉黄鹤楼，和收藏在国家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和五台山庙群，以及镌刻于大同云冈石窟、吕梁北武当、肇庆七星崖、临汾尧都、兴县北坡村岩崖乃至黄河大桥畔等处的手迹，就足以与世长存，为人铭记。
记得，鲁迅曾对瞿秋白感叹：“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足见其对知己之珍视。幸运的是，在艺术上段云先生也有两位十分珍重的知己：其一，是当代著名写意画家、书法家董寿平老。两者相交多年，董老称赞先生的书法，先生膜拜董老的画艺，时有笔墨合作。如1985年夏天，当时董老创作了一幅苍松图，而先生则在其画作上欣然题下一首《山松》：“劲风立绝壁，飞雪傲银空。群艳知何处，茫茫见苍松”，书艺诗品与董老的画作相得益彰，可谓“诗书画合一”。其二，则是“长安画派”的代表人物黄胄老。众所周知，黄老一生爱驴、画驴，认为驴是人类勤劳的“伙伴”和忠实的“朋友”。1986年秋天，先生在拜访黄老时，专门作了一首“题驴诗”，黄老闻后大喜，随笔在纸上画下两头行走的驴，并留下大片空白请先生补白。先生则挥笔写下：“其表蹇陋其质憨，那得媚骨声呢喃。粗粝重负蹒跚路，引吭啸傲天地间。”此幅《驴诗图》一经问世，就赢得各方交口称赞。黄老亦十分钟爱此诗，在其后创作的《群驴图》等诸多作品中，常可见到此诗的诗意。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段云先生对家乡和人民一直怀有深深的眷恋和感恩，尤其是对家乡教育事业非常关注和重视，先后为蒲县中学、西关小学等积极奔走，争取到教学楼的立项和建设资金。晚年，先生又将自己一生收集和珍藏的5000余册古今善本、名著和稀世孤本，以及近1000件书画珍品和碑帖全部无偿捐献给了家乡——山西蒲县。在捐赠仪式上，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送来亲笔题词：“殷殷游子情，拳拳报国心”。为纪念先生的无私奉献并妥善保存这批珍籍墨宝，当地政府专门建立了“段云书艺馆”，供后人参观和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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