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2年12月18日，“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中国新征程与国家发展”在线上隆重举办。此次论坛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北京绿交所董事长王乃祥，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冯超，以及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副院长，经管学院教授钱小军应邀进行圆桌对话，北大国发院兼职教授、国发院宏观与绿色金融实验室联席主任、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主持。本文根据圆桌对话内容整理。
应对气候变化离不开金融调控和技术进步
马骏：如何从宏观层面看待气候变化的挑战和应对？
黄海洲：央行通过政策指导绿色金融发展，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支持，具有系统重要性。全球气候变化会带来涉及到经济和金融系统的风险，各国央行应该在这个层面上做出重要贡献。在中国，需要发改委、财政部、环保部等相关部委积极协同，也需要社会及企业层面，包括如北大国发院、北京绿金院等机构的共同努力。
从宏观层面上，央行在推动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加大投资，是否会抬升通胀和利率，对经济有负面影响？这需要综合考量几个重要变量。总体方向上，各方观点基本一致，即加大绿色金融投资，以新能源替代旧能源。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变量是技术进步的速度，如果速度足够快，则可以带来新产能的提升，继而可以对冲通胀及其他相关方面问题。
20世纪70年代，全球处在严重的滞胀状态，通胀非常高，美国通胀达到16%，英国通胀超过20%，全球经济增长也很差。现在全球应对滞胀的问题，一方面是加息，从央行的角度出发，美国保罗·沃尔克强力加息，把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直接加到20%，而且分别在1979年和1981年加了两次，对影响通胀的预期起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调整汇率，实际上美国做的供给侧改革，还有中国全球化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科技进步的作用也不可低估，20世纪70年代，当时全世界缺石油，从60年代的3美元推升到70年代的30多美元，人们意识到石油的枯竭问题，油价会大幅涨价。后来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很大原因是依靠科技的进步。
今天，在科技进步方面，各项基础条件都有了很大提升，尤其在新能源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突破，这对于汽车产业具有颠覆性，给光伏产业带来的进步也同样具有颠覆性。从这个意义来讲，加大科技投入是必要的，效益也是可期的。
中国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重要关口，石油十分缺乏，70%的石油消费量依靠进口，这个比例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而水涨船高，我们需要在光伏产业进行突破。新能源汽车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产业之一，需要在这方面加大投入并占领高点。所以，从宏观层面来讲，央行值得在绿色金融领域加大投入并起到引领作用。从长期来看，这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骏：在资本市场，如何理解碳中和及能源转型对通胀的阶段性影响？
黄海洲：重大的科技进步尤其是引发一个产业群的科技进步，一般利用摩尔定律推算，即每18个月价格约下降一半。在储能、光伏等方面，我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技术积累，摩尔定律的适用时期会到来。摩尔定律在宏观经济学上带来的是通缩，每18个月的性能提高一倍，价格下降一半，这是4倍的差，同样的性能，价格是1/4，这带来的通缩作用非常重要。1970年代走出滞胀的因素，除了货币政策改革等方面的措施，还有一方面是技术进步。
马骏：过去10年当中，光伏和风电的发电成本已经下降了80%-90%，未来会继续大幅度下降。目前电动车行业的价格在下降，未来将与燃油车差不多，或许更便宜，电池也会经历这样的过程。由于技术的进步，不同国家可能享受到不同程度的通缩效应。中国很可能是更大的受益者，我们体量大、具有规模效应，一旦这些技术得到大规模应用，单位成本的下降速度可能比其他国家快一些。从这个角度看，我并不特别担心应对气候变化会带来永久性且非常强的通胀压力。
绿色科技的作用至关重要
徐林：绿色低碳领域技术进步的影响很明显。我也认为今后不会带来通胀的效应，而是明显的通缩效应。从经济学角度讲，短期如果把碳中和看成一个新约束，实现碳中和对于很多产业来说确实是成本的增加，表现为供给曲线可能的往上平移，和需求曲线结合在一起，结果就是价格上涨和生产收缩。所以这对于增长确实有收缩作用。
但从中长期看，碳中和的新约束也带来了技术进步的激励和压力，从而使得技术进步加快，这在中国新能源领域表现得特别明显。过去十年，在风能和太阳能领域，每度电的成本实际下降了90%，而且还在进一步下降。以光伏发电为例，最新的转化效率由25%提高到26%多，仅仅一个百分点的提高就使得每度电的成本下降了大约5%，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
根据我们的行业研究，在新能源领域，特别是光伏的转化效率可能在未来的6、7年里还可以提高2-3个百分点，就是由目前的26%可以进一步提高到27%-28%，将使每度电的成本进一步下降。以天合光能董事长讲的数字为例，中国西北新建的光伏发电站，仅从发电的环节来看，每度电的成本已经降低到1毛多钱，如果加上储能和电网输电到江苏落地的电价，大概已经不到5毛钱。这个电价实际使得光伏发电这个领域的竞争力与现有的煤电行业不相上下。
所以，随着新能源领域技术进步的不断推进，绿能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步伐可能会比预期的快，而且成本更低。这将带来非常有意义的影响。任何一种绿色低碳的新约束，短期来看是增加企业、产业的成本，但从中长期来看，实际是通过技术创新的推进不断降低成本，从而使整个产业更具竞争力。
绿色低碳的转型，特别是中国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对于中国来说具有战略意义，值得国家花大力气推进。我国的能源自然禀赋条件并不好，只有煤储量相对丰富。煤炭是高碳能源，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依存度分别大约是73%和40%。如果想改变这种能源过于依赖海外供应的状况，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根本。
只要太阳能的成本继续下降，大概十年之后一定能达到非常有竞争力的水平，实现大规模的绿能替代。这十年里，储能技术、各种新储能方式的发展，也有利于整个国家实现以新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体系建设。这种体系建设一旦实现，中国建立在绿能基础上的电气化时代就可以大大提速。这个时代来临后，我国原油和天然气的进口依存度会大大降低。同时，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
综上所述，能源体系低碳转型值得我们大力推进，毫无疑问这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要实现碳中和，涉及近500万亿人民币的投资规模。仅在能源领域，如果要实现绿能替代，即今后80%用电都是绿电，还不考虑储能和电网建设，仅电站这一项可能就需要近150万亿人民币的投资。但从动态投资的角度来说，今后投资规模也可能进一步下降，因为随着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转化效率更高，就不需要修建过多的电站。
目前，我国电动车领域发展非常快，但我认为，如果用电主要还是煤电，就不能称之为新能源车，只有实现了绿能基础上的电动车，才叫新能源车。
在投资领域，因为中美绿色基金不申请贷款和优惠条件，所以不套用人民银行或者发改委规定的绿色标准。我们做绿色投资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就是要有利于各种污染物的减排，有利于温室气体的减排，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循环利用水平。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在做投资标的选择时，除了和所有股权投资机构一样对项目本身进行尽调，还有一个特殊点就是对于项目所利用的技术和产生的绿色影响力做计算。我们公司内部有一个模型，来测算投资的项目到底产生多大的绿色影响力。如果不符合我们的绿色标准，即使标的在财务上是可行的，我们也不进行投资。
按照这样的绿色标准，新能源是我们选择的投资领域之一。因为新能源确实是一个宽泛而且持续时间很长的赛道，而且能源领域所占的碳排放比重大约为50%多，是碳排放最大的领域。我们还做制造业领域绿色节能改造项目的投资，制造业是中国排放第二大户，约占27%-28%。第三个领域是绿色交通。第四个是合成生物技术领域。目前很多传统化工原料都使用含碳原料，现在新的基于基因编辑的合成化学技术广泛应用于这些领域，可以生产完全可降解的塑料，包括其他精细化工产品。如果实现这样的替代，也能够带来减碳效果。农业领域也有很多值得关注的点，特别是生态建设产生的碳减排也具有投资价值。以前我在发改委时参与了很多生态资产变现机制的改革，今后这种生态空间碳的资产意义会越来越重要，是值得投资机构关注的重要领域。
在投资模式上，股权投资基金更多关注具有硬核技术的项目。通过几年的投资实践，有硬核技术的项目更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在穿越周期的时候具有更好的可持续性。在绿色低碳领域，有大量技术值得关注，包括新能源领域的材料技术、储能领域的材料技术、合成生物技术等。这些技术中的任何一个突破都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应，会形成很大的增长点。前不久美国宣布可控核聚变实验的结果，带来了一些震动。如果这个技术真正具备商用条件，可以颠覆整个新能源行业。我们看到这个消息既高兴又胆战心惊，现有很多光伏发电、风力发电企业很关注新技术产生的颠覆性影响对传统行业带来的冲击。可控核聚变预计需要30年左右时间才有可能商用。
所以，股权投资机构特别关注绿色低碳领域。从环保、生态、污染治理，到低碳技术，包括数字技术领域中的半导体材料技术等，这些都与绿色低碳密切相关。这个领域的项目主要有两类，一是比较早期的项目，机构会利用大概10%左右的资源进行配置。这些项目虽然风险较大，但如果预测准确，其收益可能会比投资中后期技术相对比较成熟、经过市场检验的项目收益更高。投资中后期的项目，目前来看风险还比较大，因为比较好的项目在一级市场估值已经很高，再遇到二级市场周期性的变化或者出现大的波动，投资的风险也会加大。
第二类是涉及重资产的投资。对于股权投资机构来说，更关注通过股权去投资其中的资本金部分，比例约为20%—30%，其余通过成本更低的杠杆融资来实现整个重资产项目的投资。目前对于这种杠杆融资特别是绿色低碳项目，央行有关部门有更优惠的政策，相对可以享受更多利率优惠，留给股权投资机构的IRR（内部收益率）并不低，能够达到12%—15%的水平，对于保险、社保资金的配置很有吸引力。所以，我们会根据不同项目的性质、不同技术的发展阶段，选择不同的投资方式。
实践方面，总体来说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为股权投资营造了更好的条件，资本市场的主板、创业板、科创板、北交所等，可以适合不同项目寻找资本市场不同的上市途径和退出方式。
但是，我认为在监管方面还有值得改进的地方。对于股权投资机构来说，尤其一些产品投资，要获得保险机构、银行资金或社保基金，经常会受到一些监管限制。虽然监管是要防范风险，但是有些风险和收益都十分明确的具体项目也会受到各种限制，以至于无法进行投资或者配资。针对这样的监管规定，未来期待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做深入、广泛的调研，尽可能地为绿色金融机构的投资或配置资产营造更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这对于国家的绿色低碳转型，以及金融机构获得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的足够收益都是有益的。
碳市场的应有之义
马骏：王乃祥董事长是绿交所的董事长，目前在具体落实碳交易方面的政策措施，尤其是CCER（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市场。当前碳市场在推动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发挥了多大作用？未来CCER何时启动，如何发挥作用？
王乃祥：碳市场在推动碳中和的过程中，其作用和意义非常重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碳市场推动其管控的高排放行业实现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的绿色低碳化，促进高排放行业率先达峰；
2.市场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碳市场也不例外。碳市场能够为碳减排释放价格信号，并提供经济激励机制。这样可以把更多资金引导到碳减排潜力大的行业企业中，推动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推动前沿技术的创新突破和高排放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
3.碳市场具有融资功能，依托全国碳市场能够为行业和区域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提供投融资渠道；
4.通过构建全国碳市场的抵消机制，能够促进增加林业碳汇，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助力区域协调发展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同时，又能够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国内外的实践表明，碳市场是以较低成本实现特定减排标准的一种政策工具。与传统的行政管理手段相比，碳市场既能够将温室气体的控排责任压实到企业当中，又能够为碳减排提供相应的经济激励机制，降低全社会的减排成本，并带动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投资，为处理好经济发展和减排的关系提供一种有效的工具。
作为一项市场机制，碳市场也需要平台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北京绿色交易所就是碳市场中很重要的有效平台。2021年国务院15号文《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当中明确了北京绿色交易所的高定位，即“推动北京绿色交易所在承担全国自愿减排等碳交易中心功能的基础上，升级为面向全球的国家级绿色交易所，建设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
在推动碳中和的过程当中，绿色交易所紧紧围绕碳量化、碳定价和碳金融三大核心功能充分发挥交易所的平台作用。碳量化，是实现“双碳”目标应具备的基础能力之一。绿色交易所在碳减排相关的方法学、标准制定、模型开发等方面积累了很好的实践经验，为我国逐步建立完善统一的规范统计核算体系做出了贡献，为建设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中国邮政集团等大型企业提供了多种类型的碳量化技术的支持服务。
人们日常生活中接触比较多的是支付宝APP中蚂蚁森林这个项目，绿交所为蚂蚁森林项目开发了超过30种场景的碳减排标准。依托自身的碳量化能力，结合“双碳”目标提出的新要求，我们还开发了企业碳账户和绿色项目库系统平台，为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设施。这套系统基于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的技术，为企业和项目建立碳核算账户，通过在线的监测和政府的大数据实现动态监测和自动核算。
同时，绿交所还引入多维度的绿色评价体系，并在金融局的指导下编制了《北京市绿色企业和绿色项目评价认定办法》，预计近期发布。引入这种评价体系，建立起气候库、绿色库以及转型库，服务主管部门多样化的绿色低碳管理的需求和金融机构多样化的绿色投融资应用的场景。这个系统的开发完全契合了2022年6月24日国务院发布的14号文《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文中明确提出了“加快构建碳排放智能监测和动态核算体系”。这套系统可成为政府管理城市，和商业银行管理绿色信贷的贷前调查、贷中审查和贷后检查的一个有效工具。
在碳定价方面，定价是交易所的一个重要功能，能够为排碳、减排的企业进行合理的定价，推动外部性的内部化，是运用市场机制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一环。绿色交易所从2013年起，作为北京市政府指定的交易平台，服务北京试点碳市场，2022年11月配合主管部门顺利推出了北京碳配额有偿竞价发放，通过竞价的方式来发放，有偿竞价的成交总量达到了96.11万吨，成交总额达到1.11亿元。目前，绿交所正在配合各级主管部门，承建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中心，相关的系统开发、交易规则起草等工作已接近尾声。环保部颁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以后，结合新的管理办法提出的情况，再做最后的完善优化和补充。
在碳金融方面，碳中和目标正在全球范围内改造一些原有的金融产品模式。这种改造的核心就是把碳减排相关的数据和财务数据一同纳入到投融资决策中，也就是要实现碳减排量与投融资结果的密切挂钩。目前，绿色交易所根据实际情况，研发出一种产品叫“与CCER挂钩的绿色资产支持工具”。
交易所基于碳量化、碳定价等核心能力和优势，未来还会参与更多碳金融产品的创新和实践。提供绿色低碳相关的投融资服务，也是打造国家级绿色交易所、服务北京建设全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的应有之义。
钢铁企业的碳中和之路
马骏：作为一个典型的需要从高碳向低碳转型的领域，哪些钢铁企业在碳中和方面走在了前列？需要哪些金融方面的支持？
冯超：首先介绍一下钢铁行业目前的概况。钢铁行业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已经从过去的“傻大黑粗”逐渐转变。冶金工业发展研究中心是长期从事钢铁行业运行和企业竞争力的机构，近年来一直参与对行业运行规律的研究和相关政策的制定，为政府和企业提供高质量发展的支持，低碳发展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部分。
钢铁行业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起，就一直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支柱性行业。经过这些年发展，钢铁行业已经成为我国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产业之一，无论是产品、装备水平还是技术水平，包括环保和超低排放，都已居于世界先进水平。我国现在是装备制造业强国，钢铁行业在支撑基础建设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在低碳方面，钢铁行业一直在前行。根据2021年数据，全国重点大中型企业的中高能耗达到549千克标准煤，10年的时间下降幅度接近9%。另外涌现出了一批环境绩效A级、3A、4A级的绿色工厂。很多企业建绿色工厂，这是钢铁企业自身的改善。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钢铁行业的降耗工作更加明显，能耗下降起到非常显著的作用。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这些都离不开钢铁材料的支持，离不开更绿色、更环保、更高性能的钢铁材料支撑。
钢铁行业的低碳和绿色发展是有行业共识的。绿色发展和智能制造是钢铁工业发展的两大主题，绿色低碳发展是钢铁工业转型发展的核心命题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所以钢铁行业需要对实现碳中和有整体的认识，行业也发布了碳中和的发展规划。实现碳中和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根据不同阶段国民经济和钢铁工业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综合技术发展的状态，科学谋划，分阶段分步骤合理有序推进。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能效提升和资源循环利用，流程优化创新，工艺突破，产品迭代升级，封存利用六条技术路线的研发和应用。
很多专家提出，实现双碳目标最根本的途径就是低碳，核心是技术突破、创新和推广，资金是很重要的保障之一。目前钢铁行业有如下三方面情况：
第一，整个大行业自身已经积极行动，努力成为世界钢铁低碳发展和智能制造的探索者和先行者。2021年，钢铁工业协会组织成立了钢铁行业低碳工作推进委员会，并且构建了工业行业第一个发布平台。2022年8月份，发布了钢铁行业碳中和愿景和低碳技术路线图，这是大行业方面形成的共识。
第二，我国优秀的头部钢铁企业已经掌握一部分世界领先的节能减排技术，包括低碳冶金技术，力争引领世界钢铁工业发展的革命性变革。大型央企包括宝武、鞍钢，地方支柱性的国企和一些民营企业在这方面开展了很多工作，发布了低碳路线图，并且掌握了一定的先进技术。目前推进的极致能效提升，包括富氢高炉冶炼、富氢碳循环氧气高炉、氢冶金示范工程等等；鞍钢集团的流化床技术，建龙集团的“氢冶金”技术，都在积极探索。整个行业高度重视，基础性工作很扎实，很多示范性工程已在大规模建设。
第三，中国钢铁企业产量占到全球50%以上，同时全球最大的钢铁企业如宝武集团也在深入实施双碳行动。不但自己在行动，还倡议并联合全球钢铁业和生态圈的伙伴共同发起了全球低碳冶金创新联盟。来自全球主要钢铁生产国的企业家和专家学者共同商议策略，共创绿色发展之路。
总体来讲，钢铁行业的低碳工作具备三个特点：一是行业整体高度重视，工业响应快速扎实；二是积极推进冶金工程；三是引领未来。每一次重大能源变革调整期都是行业跻身全球先进之林的重大契机，现在行业不但在做自己的事，也在引领全球的钢铁行业一同前进。
钢铁行业这几年在超低排放的项目上投入了大量资金，规模非常大。无论是新型技术、氢冶金技术，还是现有流程的改造，运用一些比较成熟的技术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据不完全测算，整个钢铁行业低碳改造到碳达峰需要的资金量是4万亿元左右。有专家提出，这个领域有很多前瞻性的、革命性的技术，都需要绿色资金的长期投入和支持。
钢铁行业还具有地域差异大的特点，有些钢铁大省产业比较集中，对减排的作用非常大。比如河北省作为钢铁大省，一方面产能环保的标准高于其他一些省市，另外在低碳研究方面还需要对民营企业加大支持力度，尤其对于重点区域、重点企业的技术。
金融企业如何进行支持，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希望金融企业加强对钢铁企业的了解，有更加客观的认识。目前对于传统的高耗能行业，在投资方面的政策还存在一定的限制。
第二、设立激励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创新产品，把钢铁企业的融资成本和碳足迹关联起来。比如可以开发与碳足迹挂钩的贷款产品和债券产品，将利率浮动的上下方向和融资企业及项目挂钩，达到真正引导钢铁行业低碳转型的效果。
第三、钢铁行业可以作为转型金融的试点，要降低碳排放，选择碳排放量比较大的行业效果会更加明显。对一些重点企业包括CCUS（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废钢利用等好项目应该从信贷、发债、股权、融资等方面同时发力，发挥金融财政的合力，建立一个长效长期的融资机制。在转型过程中，政策性银行应该提供低成本的融资，政策性保障机构提供担保。例如，2022年一些企业获得了低成本的资金支持，支持转入中低温余热回收产业化应用及配套，低碳升级的改造项目，前三年享受利率3.2%支持力度。这种项目在钢铁行业越多越好。
第四、在碳交易产品上，建议更有力地支持钢铁企业参与碳交易体系，特别是支持企业参与绿色、森林、行业碳汇的资源开发和交易。
第五、2020年国家统计局做了调整，不再将钢铁行业列入“两高一剩”统计的行业。但实际操作起来，融资时仍然受到这方面的限制，希望金融机构和有关部门逐步更新政策，取消对钢铁行业融资的限制。这方面钢铁行业自身在做工作，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在2022年12月底发布钢铁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数，这个指数就是为了从发展现状和发展潜力，特别是低碳环保方面设置指标指导政府的精准施策，同时希望对金融机构提供一个借鉴，对于真正优质的、低碳项目的企业加大支持力度。
第六、探索更多转型产品，积极向正在进行兼并重组、数据调整、转型升级，开展低碳项目的钢铁企业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重点要提高中长期贷款和直接融资比例，提升钢铁行业有效的融资水平，也要在重点区域、重点企业、重点项目上加大支持力度。
马骏：冯主任以上提出的几个建议就是目前国际上的央行和监管部门都在考虑的金融下一步要做的重点工作。借此机会，简单介绍由我担任共同主席的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今年推出的转型金融框架。
从2022年1月到10月，我们用十个月时间组织了G20成员国的100多位专家共同编制。2022年12月，文件在巴厘岛由G20的领导人包括中国习近平主席、美国总统拜登等领导人正式通过。框架文件将会对未来全球转型金融体系产生很大的影响。
什么叫转型金融？为什么进行了这么多年绿色金融以后还要转型金融？
绿色金融到目前为止还是主要支持纯绿项目的金融服务。所谓纯绿项目，就是发改委提出的绿色产业目录当中的211类，主要是应对气候变化，大部分涉及新能源、电动车、电池等接近零碳的项目，但没有投入足够的金融资源支持高碳行业向低碳转型。目前，很多钢铁企业被视为“两高一剩”，银行要压降贷款，而不是给予更多支持。未来的转型金融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对高碳行业当中有潜力、有能力、有意愿、有技术，可以向低碳、零碳转型的企业给予足够的金融支持。这些支持需要一个框架，以防止可能会出现的所谓“假转型”风险。
为此，G20层面提出了五大支柱，22条原则，尤其是五大支柱：
1、对转型活动有明确的界定标准，对钢铁、水泥、煤电、有色等等这些高碳领域有一组比较明确的转型活动清单，即转型金融目录。这个目录中国的央行层面也在编制。
2、有比较明确的披露要求。作为一个转型主体，比如钢铁企业，必须要披露完整转型计划，即从现在的状态到实现碳中和这一过程中，计划的技术路径和时间表。比如宝武已经做出了比较完整的转型路径，宣布了计划采用的技术路径。另外一项非常需要披露的内容就是碳排放，范围一、范围二碳排放是多少，一些情况下需要披露范围三，包括上下游产生的碳排放。
3、金融工具、碳足迹挂钩的贷款就是典型的转型金融工具，比如一家企业减排的效果比较好，甚至比预期更好，利率就会降低，如果没有达到预定的效果，利率就会比较高。这样的挂钩安排可以有效激励企业努力进行减碳。还有包括股权类工具，保险类工具和其他风险工具等都可以发挥作用。
4、激励机制。对绿色金融已经有很多项激励机制，包括央行的碳减排支持工具，地方的担保贴息等等。未来转型需要更强的激励机制，因为很多纯绿的项目已经实现盈利，不用太多激励就可以筹到很多社会资金。转型企业尤其是地方上的一些民营转型企业面临很大困难，要获得比较低成本的融资难度很大。因此，应该给予更大更强的激励机制，包括财政、低成本的资金，一些产业类的激励措施。
5、2022年G20特别提出的保证公正转型。这将是中国开始践行的转型金融的努力方向。在转型过程中要尽可能避免导致大规模失业和其他对社会负面的影响。金融机构可以和转型企业做融资方面的安排，要求融资企业在编制转型方案过程中评估对就业的影响。如果确实需要大幅度裁员，企业要提出一些具体的应对措施，比如再就业，再培训等，以缓解负面影响。如果企业有这样的措施，金融机构应该考虑予以更低成本的资金，这样金融机构就能够参与到公正转型的过程中去。
绿色信息披露不可或缺
钱小军：关于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2022年上半年发布了《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一般要求(征求意见稿)》。这个征求意见稿引起全世界，也包括中国的广泛关注。理事会预计2023年上半年公布有关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相关信息披露标准，这个标准将会是国际上认可度比较高的标准或指引。很多企业对ESG披露关注度非常高，同时也困惑于执行，企业应该用一种积极的心态去主动拥抱，做好准备，以便趋利避害。
关于披露的要求，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会带来激励挑战，这个责任里肯定包含低碳或者气候变化的应对，给企业带来的机遇挑战并存。低碳给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带来挑战，同时也带来如下几方面的机遇：
1.类似ISSB（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的标准具有比较高的国际共识度，所以可以作为一种国际标准或者国际语言。中国企业可以在这个一致的框架下，用全世界都能够理解的国际语言讲好自己的故事，比如在低碳、应对气候变化、低碳转型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最佳实践。这将使中国企业有机会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己的责任担当。
2. 在低碳转型或者更宽泛一些在ESG方面表现突出的企业更容易获得国际资本的青睐。因为使用国际认可度相当高的通用标准，可以令国际资本更容易了解中国企业。另外，中国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也更容易获得国际市场的欢迎。
3. 使用国际标准进行披露，对于已经或者计划开展国际业务，尤其是“一带一路”走出去的很多企业，如果实践得好，就成为了国际通用的参照。这样的框架、标准、语言成为中国企业的一套标准，对企业目前的状态以及未来的计划做一个披露，这就像一张国际通行证。
机遇很多，在与企业的交流过程当中发现挑战也很明显，一是知识，二是能力，三是人才。
1. 知识维度。需要企业尽快学习ESG的披露框架和标准，也就是企业对于尽责内容以及如何尽责需要有比较全面的认知，不断提高学习如何披露，适当披露；
2. 能力维度。要练好内功，做好工作，加强在ESG管理方面的工作，建设必要的组织机制、数据收集、跟踪、分析以及披露的平台和流程；
3. 人才维度。企业管理和工作人员都应该提高对于ESG和企业社会责任低碳转型的认知，并且高标准做好这项工作，创造ESG品牌才能够赢得ESG竞争力。所以企业不仅要熟悉标准，做好数据收集与披露，还要对全员培训。
ESG评价已经蔚然成风
马骏：绿色金融和企业ESG评价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未来ESG是否会被其他的可持续指标所替代？
钱小军：目前很多ESG评级机构的评级框架比较明确，但是细节上不透明，比如不同指标之间的权重并不透明，所以造成各个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不一致。一致性不够，就会引起市场的质疑。
同时，因为近年来强调企业在ESG方面的表现，尤其是投资业特别关注ESG的评级结果，这对于投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所以ESG评级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甚至有数据表明，2021年ESG相关业务的营收能够达到数亿美元，业内也有人认为ESG评级变成了饕餮盛宴。虽然评级结果出现不太一致，引起质疑，但任何新生事物都有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这很自然，需要时间逐步成长和完善。
ESG评价原本出自投资领域，叫负责任投资，需要考察被投资的企业或者项目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的表现是否具有风险。最开始可能是风险规避的方式，过去是淘汰，现在变成选择，选择优质的企业进行投资。我认为未来ESG被淘汰的可能性不大，因为ESG中涉及的环境和气候变化是每个人能够感受到的，为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采取低碳转型。
投资是最有利的影响企业和行业发展的杠杆，ESG虽然存在着很多不足，但是它与中国，特别是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总体发展方向一致，这包括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发展、双碳目标、生态文明等等。这些大方向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和我国大政方针。因此，ESG的总体方向不会被替代。
马骏：中美基金筛选项目时会考虑相关的环境绩效，比如关注ESG评价的同时还会考虑其他方面吗？如何把ESG放进基金投资当中进行考量？
徐林：ESG本身做绿色投资，首先要满足“E”（环境）的要求，“S”就是社会责任，把企业可持续做下去本身就是很大的社会责任。先做好企业自己的事，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兼顾承担一些其他方面的社会责任，这很重要。“G”治理更加重要，一个好的企业，如果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不合理，那么企业风险就比较大。所以，投资机构会通过投资影响企业做一些符合ESG标准和原则的行为。
马骏：如何看待目前一些披露标准过于复杂，对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运行负担过重的问题？
钱小军：不管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需要学习如何披露。过去不需要披露，现在要披露，这就是一个负担。机构也需要一个平台，利用数字转型，用大数据的方式，包括物联网、区块链等等技术来帮助收集数据、分析数据、整理数据。这也许是替代人工披露数据的良方。
另外，可以和其他企业合作，学习先进经验，不一定自己开发每一个系统。对于小企业来讲，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确实事事都要做好。目前大势已至，就需要去迎接，在供应链、价值链的上下游和一些企业合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
小结
马骏：今天的讨论很有意义，我大致总结一下。
首先从宏观角度来讲，碳中和与能源转型会对宏观指标产生冲击，短期内有一些通胀的压力。如果资金更多投入到技术进步，推动绿色科技、低碳科技的成长，就可能在很多绿色领域当中降成本，最终会抑制住通胀压力。
其次，关于政策工具。有很多工具可以推动实现减碳，包括央行的碳减排支持工具，也包括其他绿色金融工具如碳市场，如果碳价提高一些，激励机制的作用就会大一些，还包括一些产业性、行政性的工具。所有这些工具必须形成组合，产生推动力，使碳达峰、碳中和能够及时达到目标。
绿色科技有其特殊的重要性，虽然我国过去发展绿色金融很多年，但是大量资金通过银行体系和债券市场投入到应用成熟技术的绿色项目，未来越来越需要绿色科技所推动的碳中和动能，因此需要像PE、VC这样的机构能够容忍风险，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管理投资的过程中，应该要充分使用ESG的披露和相应工具影响被投企业，使其在环境和其他社会责任领域当中做得更好。披露也会有成本，对中小企业来讲，披露要求过严会产生比较大的成本，所以可以探索一些低成本工具，比如用数字技术、AI等去识别企业绿色化的表现，包括碳排放的数据。
最后，转型金融越来越重要。钢铁是金融领域当中转型的代表，其他包括煤电、水泥、石化、有色等等都属于高碳领域，需要大量资金推动转型。这些转型资金应该有一个比较成型的框架，以避免未来产生转型风险，同时支持真正高质量的转型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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