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租赁行业不良率(融资租赁公司不良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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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彬 负险不彬

来源：负险不彬

2022年，在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层面，俄乌冲突造成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际分工体系和产业体系“硬脱钩”进程加快。美联储持续加息之下，全球通胀趋势渐次衰减，但通胀中枢仍保持相对高位；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金融市场运行不确定因素增加。国内方面，经济发展不仅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还受到疫情反复等因素影响，在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体要求下，国家将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作为首要任务，一揽子政策措施和一系列接续政策措施加快落地、加码护航下，国内经济呈现弱修复态势。

虽然防疫政策松动，但疫情仍是四季度影响经济修复的重要扰动项，考虑到近期疫情防控20条、房地产金融16条、降准等促经济增长政策的陆续出台，预计四季度经济增长或有望实现4%的水平，全年经济增长或在3.3%左右。无法回避的是，疫情已深度改变市场经济环境和居民消费习惯；房地产企业的风险能否得到有效化解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由此导致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领域不良仍在积聚并不断暴露，可以肯定的是，不良资产化解仍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

一、不良资产行业发展阶段

我国不良资产行业诞生于1997年，此后经历了政策性推动阶段（1997年-2005年），市场主体转型发展阶段（2005年-2014年）商业化进程加速阶段（2014年-2021年），再到目前的疫情后解构建构阶段（2021年至今）。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且层次多元的市场体系，市场主体的区分度越来越高，差异化竞争也逐步成型。

（一）政策性推动阶段（1997年-2005年）

1997年年末，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已高达25%，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规模相当于所有者权益的4倍，巨大的不良资产规模严重威胁到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埋下了较大隐患。随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入世后金融所面临的冲击，形成叠加效应，进一步冲击着国内金融市场秩序。为解决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四大国有银行大量的不良资产，并顺利上市引入国外资本，由财政部和央行各自出资，成立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将坏账从银行中剥离并处置，以化解商业银行长期积累并形成的不良资产风险。

截至2000年8月末，四大金融资产管理累计完成1.4万亿不良贷款的剥离与收购工作，成功将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降低了超过10个百分点。伴随着财政部所给出的政策性债权处置最后期限的到来，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政策性业务基本完成。

（二）市场主体转型发展阶段（2005年-2013年）

在2004、2005年间， 中行、建行、交行以市场化交易模式剥离5420亿元，此后不良资产处置中批发+零售的模式逐步成熟，市场交易日趋活跃。2006年发布的《人民银行2006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明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展要以不良资产处置为主业具有投资银行功能和资产经营管理功能的综合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向商业化收购路线转型，开始按照市场化手段竞标收购不良资产。

2008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向好，传统的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逐步向金融控股集团模式转型，在传统的不良资产处置业务之外，创建子公司力图涉猎更广泛的业务。

截至该阶段，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主要业务为对公不良，涉及个贷不良较少。

（三）商业化进程加速阶段（2013年-2020年）

2013年开始，随着国内宏观经济的下行，商业银行体系内的不良资产逐渐暴露，不良率急剧上升。在这一阶段，本次不良资产出现具有系统的普遍性，既有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也有城商行、农商行和农村信用社。在行业范围上，多样性特点明显，涵盖钢贸、煤炭、零售、房地产等多个领域，在区域划分上，先期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而后逐渐向山西、内蒙古等地蔓延，现已经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由东向西扩散的趋势。

面对如此大规模的不良资产爆发，监管机构放开牌照限制，以加快不良资产处置，2013年，银监会正式出台《中国银监会关于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开展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处置业务资质认可条件等有关问题的通知》（银监发[2013]45号），明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可根据地方需要，设立或授权一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开展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收购、处置业务。2014年7月，银监会公布了全国首批可在本省（市）范围内开展金融不良资产批量收购业务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共涉及5个省市，分别是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和上海，都是银行“不良”规模较大的地区。2014年11月和2015年7月，银监会又先后集中公布了两批共计10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2016年10月，鉴于地方金融风险不断加剧的现状，银监会向各省级政府下发《关于适当调整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有关政策的函》（银监办便函[2016]1738号），取消对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资产不得对外转让的限制，允许以债务重组、对外转让等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对外转让的受让主体不受地域限制,并且允许符合条件且确有意愿的省市增设一家。而后在2016年10月底，2017年4月底、2018年1月底又陆续对部分省市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了备案公布。市场上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已达到59家之多。

十九大过后，经济工作重心在于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申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三项重点任务，在一定程度上重塑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基本态势和格局，经济增长将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而不是速度，而经济结构调整也将持续推进转变，并由此导致驱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力量不断减弱，地方政府用于投资的资金受到民生服务投入增长的挤压，融资行为收到更多规范和约束。2018年4月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明确结构性去杠杆的重大任务，并将其提升至顶层设计的高度，在这一基本思路下，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成为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

该阶段中央大力发展金融、众多小贷、P2P、消费金融、保险等业务出现较快增长，个人信贷规模增长较快。

（四）疫情后解构建构阶段（2020年至今）

2020年至今，世界经济在新冠疫情危机后缓慢恢复，但依然会延续复杂和分化的运行特征，中国在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中的地位和角色，以及对外开放的内涵和战略逐步转变，将会产生更多的竞争和更大的压力，但国内经济“三期叠加”效应仍未消退，先期实体经济快速推进所累积的巨大偿债压力，逐步沉淀为不良资产，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桎梏，2018年以来虽然政策收紧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不良资产规模继续上行的态势，但2020年疫情将再一次导致不良资产规模的激增。2020年，不良资产规模一直持续提升，且路径日趋多元，并呈现出银行类金融机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全方位供给的格局。

其中，银行类金融机构依然是产生不良资产的主要领域，尤其是伴随经济结构调整的推进，中小银行的风险将会进一步暴露，部分中小型银行（如包商银行）已进入破产序列；非银行金融机构中不良资产爆发领域更为集中。受到政策调控以及经济形势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全国区域内到期债券违约等问题将继续蔓延，非银行金融机构中信托行业和证券行业或将成为不良资产重灾区；而在非金融机构领域，在经济下行、贸易摩擦、疫情冲击等因素影响下，企业经营压力增长，偿债能力堪忧，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回收难度上升，沉淀成巨额坏账不断增加市场不良资产规模。

2021年1月12日，银保监会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拓宽不良资产转让类别，允许个人不良贷款进行批量转让。2022年12月末，《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二批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出台，试点机构拓展至500余家。受到经济下行影响，盘活大量信用类个贷不良，处置手段趋于多样化和一体化，参与机构的处置能力和精细化运营能力越发重要，信用类不良资产处置行业进行成熟期。

二、不良资产行业生态体系

（一）不良资产行业格局概览

不良资产出让方主要包括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这三类机构作为不良资产一级市场出让方，通过直接出售、委托处置等多种方式将不良资产转让给处置方；在一级市场上，目前处于不良资产中间处置环节的主要有五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银行系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外资系资产管理公司四类。它们既是不良资产一级市场的接收方、处置方，也是不良资产生态链中最主要的参与者，既可以将其收购的不良资产包通过处置、重组、不良资产证券化等方式与不良资产包债务人的关联企业、上下游企业或者财务投资者达成处置协议实现盈利，也可以通过改善企业经营模式逐步提升企业资产价值，最终通过资产置换、并购、重组和上市方式等退出，通过债转股等方式实现资产增值，获取收益。

还可以通过再次出让，将不良资产包整包或分包卖给二级市场上的非持牌民营机构、个人投资者、秃鹫基金等，赚取利差收益。二级市场主体则主要是非持牌不良资产经营机构，具体包括民间资本成立、专门从事不良资产管理业务的一般企业；大型企业集团设立并以处理企业集团内部不良资产为主的财务公司；从事不良资产清收、并购重组等业务的民间机构，以及境外投资者和秃鹫基金等。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及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拍卖公司及资产评估机构等周边市场共同构成了不良资产行业的生态体系（如下图所示）：

（二）一级市场供给方

不良资产的定义市场对不良资产的定义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来看，不良资产主要指银行无法按预先约定的期限和利率收回本金与利息的不良贷款。广义来看，除狭义定义所给予的范围外，不良资产还包括企业按财务会计制度规定已从账面核销以及未核销但已计提减值的债权、物权和股权资产。其中，债权类不良资产主要指难以收回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款项，此类款项较易产生坏账损失。物权类不良资产主要指由于技术陈旧、市价下跌等原因导致可回收金额或可变现净额小于账面价值或成本的设备、房屋等实物资产。股权类不良资产主要指可回收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股权投资等。由此，我国不良资产的供给方主要分为三类主体：银行类金融机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及非金融机构。

1、银行类金融机构不良资产规模概况

2001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全面推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指导原则（试行）》，公布了《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文件将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贷款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五类，其中，次级、可疑和损失三类被划归不良贷款，若借款人无力偿还本息，仅将其作为关注类贷款，只有不利因素发生恶化并影响借款人偿债能力时，部分关注类贷款也将被划归不良贷款。若不利因素发生恶化并进一步影响借款人偿债能力时，部分关注类贷款也将被划为不良贷款。银行通过核销不良资产，不仅可以分离和减少银行不良资产来维护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能起到调节报告、资产负债表去杠杆化的作用。

自2014年起直至当下，银行类不良资产一直呈增长态势，仅2017年至2021年，我国银行业累计处置不良资产规模达11.9万亿元，已超过前12年处置的总量，2022年虽然不良资产供给规模已趋缓，但受到疫情冲击的时滞效应，不良资产规模依然维持高位。

上述数据显示，股份制银行的不良率与国有大行持平，中小银行不良率仍处高位，尤其是农村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处置压力依然很大。据不完全统计，银行向市场推出的不良资产包，在2022年，以可疑类和次级类居多，资产质量相较于往年存在一定程度的下滑，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因为目前银行偏向通过内部核销和自主清收的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因此质量较好、处置难度较低的不良资产已经基本处置完毕，剩余向市场推出的不良资产包质量有所下降；二是自2021年以来，房地产法企业的资金面持续承压，龙头企业如恒大、阳光城等信用事件不断，并将负面影响传递到关联行业，导致相关贷款质量持续下滑，处置难度加大；三是我国疫情多点开花，实体经济恢复态势放缓，对银行资产质量影响较大。

2、非银行类金融机构风险资产概况

疫情冲击和经济转型的双重压力下，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依然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大出清，违约从金融体系的外围逐步蔓延到核心圈层，风险爆雷从过去的星星点点到如今的星火燎原，集中释放。据保守估计，来自信托、租赁、银行理财子公司、资管公司等非银部门的不良资产供给也已接近万亿元规模。未来风险集中爆发的趋势或将进一步升级，尤其是伴随着疫情期间贷款展期支持政策逐步退出，非银行类金融机构资产加速劣变，信托、融资租赁等行业不良资产规模激增。

在信托行业，据最后一次信托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信托业风险项目个数为1626个，风险资产规模合计6431.03亿元，环比增加660.56亿元。从同比来看，信托项目的数量和风险资产规模同比增幅分别为61.63%和127.20%；信托业资产风险率为3.02%，较2019年年末提升0.35%，创下历史新高。自2018年一季度起，到2020年一季度，信托资产风险率已连续九个季度上升（如下表所示）：

以后续信托业协会便不再公布风险数据，但受到金融去杠杆、强监管的宏观政策影响，部分信托公司前期高速发展积聚的风险开始加速释放，导致信托机构近年来频繁暴雷，尤其是在《资管新规》落地之后，面对一系列更加严格的监管政策，去通道、回归本源、业务结构调整的阵痛加剧，资产风险率、风险资产规模等均明显上升，风险化解压力更加紧迫，预计风险爆发期仍将持续1-3年。

虽然信托机构都在积极开展自救，并根据资产类型采用不同的处置模式，但模式依然较为单一，2021年5月银保监会下发《关于推进信托公司与专业机构合作处置风险资产的通知》，同意信托机构与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专业机构合作处置信托机构固有不良资产和信托风险资产。政策释放的积极信号虽然会引导信托机构开发对外合作处置风险资产的新格局和新思路，推动建立信托风险资产处置的市场化机制，但信托业务大都属于单一项目、规模较大，大多只能通过破产重整、并购重组等方式处置，目前拥有承接此类业务能力的专业机构仍属凤毛麟角，风险资产的市场消化仍需一定时间。

租赁行业整体不良率和拨备水平依然持续上升，资产信用风险管理仍是租赁行业的工作重点。其中，金融租赁公司与融资租赁公司的不良水平分化明显，融资租赁公司平均不良率显著高于金融租赁公司，整个租赁行业不良资产规模近千亿元。租赁行业不同于其他金融行业，其资产大都以机械设备、医疗器械、汽车、船舶等动产为主，资产非标性强、处置难度大、专业度高，这就决定了租赁行业不良资产市场专业壁垒更高，亟需具备特殊专业背景或产业背景的机构入局化解不良资产。

3、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坏账概况

实体经济中的不良资产规模暴露高发期从2018年一直延续到2022年，同时考虑到整体市场环境的变化，新冠疫情的影响，资产结构的调整，风险偏好的变化，企业经营压力增长，偿债能力堪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21.6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2.3%；产成品存货6.04万亿元，增长9.9%，流动性风险仍不容忽视。更有甚者，在供给侧改革的推动下，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导致企业经营环境和经营模式的深刻变化，企业破产增多，大型企业风险突出，根据清华大学郑毓煌教授最新统计，2022年上半年，整个中国有46万家公司倒闭，注销的工商户大概在310万左右。

具体到细分行业上，疫情冲击下各类企业举步维艰，尤其是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冲击更为严重，即便各地政府纷纷出台延期复工等积极政策，依然不能抵消本次疫情对企业的巨大损失，这其中不仅包括经营收入，经营成本，还包括由于延期履约或无法正常履约而支付的违约金、赔偿金，进一步恶化实体企业融资能力，导致资金链日趋紧张，上下游企业经营能力下降。而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房地产行业，信用风险仍处高位，房地产市场调整或仍处底部徘徊，随着近期“第二只箭”、金融支持房地产16条等政策出台和逐步落地，市场能否筑底恢复仍需观望。

整体而言，在需求下滑、通胀低迷、融资环境收紧的情况下，企业所面临的经济遇冷和偿还债债务的双重压力仍将会进一步加剧，实体经济衰退风险仍在不断累积，部分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或将逐步沉淀形成的坏账继续增厚不良资产储备。

由此可见，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规模近年来保持一定规模的增长，整体市场环境的变化，资产结构的调整，风险偏好的变化，在新冠疫情和周边战争的冲击下将进一步加剧转型摩擦，导致不良资产供给仍将维持在一定规模。

（二）不良资产二级市场

在不良资产完整的生态体系中，五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银行系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外资资产管理公司是整个不良资产行业运行的核心枢纽。

1、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目前有五家，其中，四大AMC（华融、长城、东方和信达）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第一次不良资产处置浪潮，初期负责接手当时四大国有银行积攒的大量不良资产，以此支持金融业和整体经济的轻装前行，随后在商业化转型过程中，逐步发展成为金融控股集团，成为不良资产经营的中坚力量。第五家AMC银河资产于2020年12月16日获准开业，系第一家以券商为股东背景的全国性AMC。

杠杆方面，根据四大AMC半年报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末，华融、信达、东方和长城的总债务/所有者权益倍数（剔除银行子公司）分别为13.07、5.56、4.08和8.48倍。资产质量方面，本年度AMC承压较大，问题资产占比显著上升。截至2022年6月末，信达不良债权投资资产的二阶段资产占比为24%，三阶段占比9%，但在拨备水平上，AMC的拨备水平远弱于商业银行，未来拨备压力很大，据不完全统计，AMC对债权投资的拨备对二三阶段资产的占比在30%-40%之间。相比之下，国有银行拨备对二三阶段贷款的覆盖达96%。

盈利能力方面，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及房地产行业危机影响，AMC的盈利能力显著下降。盈利压力主要来自于股权和基金投资公允价值下降，以及不良资产和债权类投资的信用成本激增。

资本补充方面，中央政府对四大AMC的资本充足持支持态度，缓解了它们在压力情景下的资本压力。2020年以来，四大AMC几乎没有纯市场化的增资扩股，2021年对华融的增资主要体现了政府对华融的救助。华融为补充资本满足监管要求，于2021年通过内资股和H股的非公开发行进行增资，募集资金共420亿元。未来一段时间政府安排下的增资仍会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弥补潜在资本缺口的主要手段。

在业务方向上，不良资产业务对房地产行业敞口大，是本年度行业资产质量和资本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截至2022年6月末，华融收购重组类不良资产余额中46%与房地产业相关，相关敞口是公司净资产的2倍；信达2022年6月末购重组类不良资产余额中44%与房地产业相关，相关敞口是公司净资产的30%。相比之下，商业银行的对公房地产敞口仅占贷款组合的7%左右。总体而言，房地产危机对AMC的负面影响高于正面影响。

2、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地方AMC）系基于银监会2013年《关于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开展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处置业务资质认可条件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而成立，以开展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收购、处置业务的不良资产经营机构。伴随着地方金融风险的不断加剧，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展业手段也从单一的收购处置向债务重组、对外转让等多种方式转型，目前，2022年3月24日，我国银保监会官网正式发布《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名单》，共计59家，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拥有计划单列市的5个省份均各有3家地方AMC，有8个省只有1家地方AMC，其余省份各有2家地方AMC。

在杠杆方面，目前市场没有官方杠杆率的统计，本年度抽样显示杠杆率在3.2-3.3之间。盈利能力方面，同样受到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及房地产行业危机影响，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盈利能力也在显著下降。目前市场上对地方AMC评定级别的核心基础是地方AMC在化解地方不良资产、维护地方金融稳定方面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由此也在不断消解地方AMC的盈利能力。

在资金成本方面，地方AMC受制于金融牌照的缺乏，地方AMC融资渠道较窄、总体融资成本高于金融机构， 业务收益及模式发展受到一定限制，高资金成本对应的后期处置压力成为制约地方AMC主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业务方面，由于目前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法制环境及配套建设不均衡、专业人才供给存在一定差异等因素，地方AMC发展呈分化态势：华南地区地方信贷不良率较低，金融机构推出不良资产包数量较少，不良资产一级市场供需缺口较大，当地的地方AMC借助政府支持优势，在与地市级政府合作中，更容易获得各类资产处置的相关信息，参与不良资产市场竞争的活跃度较高；华东地区不良资产市场整体热度较高，地方AMC也较为活跃；华北地区的地方AMC在收购资产包时较为激进，抬高了该地区银行不良资产包的价格水平；西南、西北地区的地方AMC与当地政府联系紧密，在获取信息、整合地方资源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特别是在西南地区，已经成为四大AMC的主要竞争对手。

3、金融资产投资公司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系根据《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试行）》成立，专司银行债转股业务的金融机构。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商业银行法》第43条的规定，弥补了商业银行在权益性投资领域的空白。同样作为深耕不良的重要市场主体，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在部分业务模式上有一定的重叠（如市场化债转股等），但三者的市场定位、资源禀赋、展业空间、政策环境仍具有较大差异，截至目前，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五大行已成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用于开展债转股业务。

4、外资不良资产经营机构

2020年1月15日，中美双方在美国华盛顿签署第一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明确，中国颁发新的全国范围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牌照时，对中美申请者的审核条件也将一视同仁。2020年2月17日，橡树资本的全资子公司在北京完成工商注册，注册资本542亿元，逐步开始布局不良资产经营业务。而早在2016年便进入中国不良资产行业的孤星基金，则在2021年开始逐步出售境内存量资产项目，逐步退出中国市场。

本年度，橡树资本在2022年1月底披露，橡树资本已向恒大总计提供了约10亿美元的担保贷款。其中注入江苏启东海上威尼斯项目的贷款金额约4亿美元，注入香港元朗项目的金额约6亿美元。相关抵押资产的贷款价值比（LTV）约为60-70%。早在2013年，橡树资本便作为首批QDLP（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境外机构之一，在中国发行了不良债权基金，同年11月橡树资本与中国信达签署了战略协议，合资成立不良资产处置公司。2015年5月，橡树资本在中国完成了首笔不良资产投资，截止到2022年年末，橡树资本依然是最大的外资不良资产经营机构。

5、非持牌类民营机构

非持牌类民营机构是指不持有相关牌照的不良资产经营机构，由于其无法批量受让不良资产，非持牌类民营机构多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合作，通过投标、拍卖等方式在二级市场从出售方购入不良资产。与其他不良资产经营机构相比，非持牌类民营机构的资金实力及不良资产处置经验略处于弱势，但非持牌类民营机构一般专注于某个领域进行深度研究，因此在单个领域的优势较为明显。

整体而言，不良资产经营机构数量增长迅速，行业规模不断扩大。将不良资产市场格局由原来的“四大AMC”寡头市场逐步分化为“5+2+银行系+外资系+N”的多元化格局，行业集中度降低，市场化程度得以进一步加强。

三、不良资产经营业务模式

不良资产业务模式目前已形成较为清晰脉络：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银行系AIC和外资机构通过自主收购、委托收购和合作收购的方式从银行、非银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处进行不良资产的收购。然后通过转让给其他非持牌民营机构、或自行通过诉讼追偿、收购重组、债转股和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实现收益。

（一）不良资产收购

1、自主收购

自主收购是指不良资产经营机构从不良资产供给方直接购买不良资产并自行完成不良资产的处置。在自主收购的模式下，不良资产经营机构所承担的风险较大，相应收益也更高。值得注意的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银行系AIC和外资机构直接向银行、非银金融机构或非金融企业进行不良资产的收购。

2、委托收购

非持牌民营机构无法直接参与不良资产一级市场的交易，一般会委托持牌机构在一级市场完成收购后将不良资产转让，持牌类不良资产经营机构以委托方决定的价格收购不良资产后，会将所收购的不良资产转让给委托方并收取一定费用。在此过程中，持牌类不良资产经营机构扮演中介的角色，不承担任何风险，因此收益率也较低。届时非持牌民营机构能与其他持牌不良资产经营机构一样，对获得的不良资产进行处置，常用处置方式包括收购处置、收购重组、债转股和资产证券化等。

3、合作收购

合作收购是指持牌类不良资产经营机构与合作机构共同对不良资产进行收购和处置，双方共同出资并按约定分配收益。一般来说，合作收购的双方为持牌类不良资产经营机构与非持牌类民营机构，在此情况下，持牌类不良资产经营机构能够通过自身的牌照优势直接购得不良资产，而非持牌类民营机构也能够发挥其所擅长领域的处置优势，对所获得的不良资产进行处置。对合作双方来说，合作收购是一个双赢的方式，持牌类不良资产经营机构虽然收益有所下降，但其所承担的风险也相应有所下降。

（二）不良资产处置

1、收购转让

在收购转让模式下，不良资产经营机构按账面价值的一定折扣通过公开竞标、协议收购等方式承接不良资产包，随后对所收购的债权、股权、物权不良资产进行价值提升，同时避免价值损减，最后结合资金成本约束、公司总体计划等因素对不良资产进行转让。

不良资产经营机构对不良资产进行处置的手段为二次出售（含单户转让或打包转让），收购转让类项目的处置周期一般为1—3年，处置周期主要受到不良资产包的特点、处置手段、市场情况等因素影响。在价值实现阶段，不良资产经营机构的收益源于不良资产清收收益与再次买卖价差收益等。收益的存在形式可以为现金或有持续经营价值的资产。

2、诉讼追偿

目前诉讼仍是主要方式，主要针对如下企业：

目标企业资信状况迅速恶化，且目标企业缺乏解决方案；目标企业存在转移资产、逃废债务或实控人失联、外逃等情形；发现目标企业或其实控人发生严重违法、违规行为且已被有关部门处罚，或者存在被有关部门处罚的风险；发现财务报表造假或者其他严重影响投资决策正确性的问题，与目标企业协商无果，或者为防止目标企业转移资产不宜将上述问题直接告知目标企业；发现目标企业存在挪用资金、私自解除担保措施等严重损害资管机构利益的行为，且通过谈判实现回款的可能性不大；其他金融机构已经起诉或已经发生风险外化的其他情形；缺乏担保措施、担保物价值不足或担保失效等导致风险敞口且没有解决途径的情形；目标企业对催收、谈判反应不积极，通过以诉促谈有可能实现谈判目标或者直接实现回款；目标企业已经资不抵债，没有谈判价值。具体诉讼流程如下图：

3、处置抵押物

处置抵押物是在债权债务届满时，因债务人原因导致债权人债权并未实现，债权人债务人通过协商或向法院等司法机构申请，借助司法途径对抵押物进行变现，并将变现所得优先用于清偿债权人债务。其基本流程如下图：

4、债务重组

在债务重组模式下，不良资产经营机构会与债务人及其关联方达成重组协议，根据不良资产的风险程度、债务特点和债务人实际情况来灵活定制个性化重组手段。通过偿还问题债务和盘活有存量经营价值的潜力资产，不良资产经营机构能够达到修复债务人企业信用、提升资产价值、恢复企业经营的目的，最终获取重组收益。具体重组方式包括常规债务重组、资产整合和企业重组三种。

其中，常规债务重组方式一般用于出现短期流动性问题的债务人企业。不良资产经营机构通过更改债务提款或实施债务合并，使债务人企业的偿债能力与调整后债务的各项要素条件匹配，从而化解企业流动性风险。资产整合方式一般用于经营不善、负债结构不合理，但持有较大增值潜力核心资产（例如房地产等）的债务人企业。在该方式下，不良资产经营机构将通过重组、整合债权等手段，使得债务人企业的核心资产能够重新运营、日常经营能够重新恢复。

企业重组方式一般运用于经营陷入困难但具有持续经营价值的债务人企业。在该方式下，不良资产经营机构将采用追加投资等手段以股权入资债务人企业，辅以债务重组和资产整合的手段，为债务人企业缓解流动性风险、改善经营。但由于债务人企业未来经营情况尚不明朗，不良资产经营机构的退出时点不确定性较大，需承担较大的风险。

不同于其他几种不良资产经营模式，债务重组需要对企业未来经营进行深度介入，通过企业的起死回生实现价值增值，所以债务重组是一个价值发现的过程，并通过价值经营的提升，最终实现不良资产经营主体与“有救企业”之间的共赢：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相关规定，债务重组是指在不改变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下，经债权人和债务人协定或法院裁定，就清偿债务的时间、金额或方式等重新达成协议的交易。而根据《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年59号]规定，债务重组是在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的情况下，债务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书面协议或者法院裁定书，就其对债务人的债务做出让步，通过重组以优化企业资产质量，从而实现资产价值的提升并获得收益的行为。

典型债务重组，如经债权人和债务人协定，提高债务利率并展期；债权人同意债务人用等值的亏损商品抵偿到期债务；债务人发生困难时，债权人同意债务人只偿还本金，免除借款利息；债权人将其持有的债务人发行的可转换债券，按合同条款转换为债务人的股份。债务重组业务的有效落地需要统筹考虑债务人的履约意愿、担保方的资信能力、重组方的资源整合能力、当地政府的支持力度，因此各类业务的具体模式大都不尽相同，但整体的业务流程和框架却基本类似，其基本业务流程如下图：

5、破产重整

针对明显丧失清偿能力，难以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其全部债务的，根据《企业破产法》有关规定，债权人可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重整实现退出，其具体的业务模式如下图：

6、不良资产证券化

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是将不良资产进行包装组合，并以此为基础发行可交易证券的一种融资形式。不良资产证券化系由不良资产持有者将资产所有权转让给SPV/SPT，由其将资产汇集成资产池，再以该资产池所产生的现金流为支撑在金融市场上发行有价证券进行融资，并以该资产池产生的现金流来清偿所发行的有价证券。其业务模式基本如下图：

7、债转股

债转股就是债权人将持有的对目标企业的债权资产转换为企业股权投资的行为。伴随着2016年10月10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及其附件《关于市场化银行债券转股权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54号），在鼓励银行、实施机构和企业按照市场化、法制化的原则自主协商开展债转股的同时，明确债转股业务为银行将债权转为股权应通过向实施机构转让股权，由实施机构将债权转为对象企业股权的方式实现，鼓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等多种类型实施机构参与开展市场化债转股。

由此，债转股概念的外延不断拓展，主体不再限于债权人，而是由债转股实施机构通过收债转股、增资偿债等多种方式实现在对象企业债务规模下降的同时持有对象企业股权的行为。时隔17年后启动了新一轮债转股业务，相比于1999年的第一轮政策性债转股，本轮更加强调市场化。其基本模式如下：

四、行业关键要素分析

（一）资金及资源整合能力为核心竞争力

不良资产行业属于高风险行业，主要围绕已经出现较大风险的资产开展业务，因此对于专业技能、资金实力、资源整合能力均要求较高，股东方若能在收购端和处置端与不良资产经营机构形成协同效应，以此来提升不良资产经营机构的资金实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将会突破行业的既有瓶颈，提升不良资产经营机构的整体经营能力。

一方面，具有较强股东背景的不良资产经营机构，能够在信息渠道、政府资源、融资成本等方面获得明显优势：在资产收购端，不良资产经营机构能够更有效的获得本土金融机构和骨干企业的不良资产信息并对其进行收购；在处置端，不良资产经营机构能够有效整合股东资源，借助股东的背景进行潜在增信，降低自身融资成本，从而间接压降收购成本。此外，在资金实力方面，因为不良资产经营行业属于典型的资金密集型行业，在开展不良资产收购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资金，而不良资产处置的不确定性和长周期性对不良资产经营机构的资金实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资金实力较强的机构将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大优势。

（二）不良资产评估与定价仍是关键因素

缺乏科学的估值定价体系一直是不良资产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其根本痛点在于行业本身仍然是买方市场，交易不活跃，缺乏完整的产业链条。按照目前不良资产批量转让业务的流程，意向受让的资产管理公司以竞价方式参与，最终按照“价高者得”模式确定定价和最终受让方。而从近年来转让的成交结果看，最终成交价的平均水平大约在本金的40%，少数甚至超过不良资产本金金额。其间虽有部分不良资产经营机构依托自身在特定领域、特定区域的资源禀赋优势实现资产的有效经营和较大收益，但仍不排除出于市场的盲动和政策的压力，估值定价偏离资产真实价值的情形存在，在市场主体收购此类资产后极易成为内生的二次不良，无法有效发挥化解风险的作用。

（三）专业诉求不断提升逐渐成为主导因素

相较于上一周期，本次不良资产爆发规模更大、产业更加集中，而本轮不良资产处置的市场化色彩更加凸显，行政化手段逐渐降低，且运作中不良资产行业作为技术密集型和人才密集型行业的特点更加凸显，因此决定了这一行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以不良资产经营业务的开展及时跟进国家宏观经济调整，综合考虑不良周期与宏观环境的发展趋势，从资金储备、项目储备、渠道储备多个维度，未雨绸缪，提前应对并快速响应宏观形势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只有更好的提升市场趋势的把握能力，才能不断强化不良资产管理的业务运作能力。

但在现实层面，行业整体处置能力和管理水平的不足却成为了制约行业快速发展的桎梏。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一二级市场的竞争加剧、资产处置的难度加大、终端退出动力不足等给行业上下游的所有参与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而层出不穷的资产类别、创新产品和业务模式也对行业的专业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四）“线上+线下”运作仍是主流作业模式

虽然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将信贷授信和违约风险监控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次元，让传统金融行业能够借助互联网的价值发现和市场发现功能，减少市场信息不对称，打通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屏障，对金融资产进行优化配置，提高金融服务效率。但借助互联网的优势加速不良资产的处置效率，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方面，不良资产行业借助信息不对称进行价值发掘的业务逻辑与互联网有着根本的差异。不良资产流转的本质是通过金融机构让渡有限私人信息以换取流动性的过程，在后期转让和处置中，有价值的线索（如债务人担保人的财产线索、影响处置的重大诉讼、潜在购买人的意愿和能力、收购处置决策信息、项目评估信息等）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衰减直至消失，资产价值也会伴随着有价值线索的消耗而不断降低，一旦某个资产包或项目进入可谈判询价阶段，围绕这个资产包的所有信息会自动转入收敛状态，以保证资产价值不再降低，而互联网信息共享与公开的要求则与不良资产业务经营出现较大的背离，让互联网应用与不良资产经营处于深沉的张力之中。

另一方面，不良资产经营与互联网金融的业务格局存在较大差异。互联网金融的理念是普惠共享、大众参与，关注的是被传统金融排斥在外的社会群体以及相应的资产配置。而不良资产则因其风险、体量和专业性，参与者主要是机构，关注的是不良资产的收购成本与债权面值之间的回收空间，需要的是不良资产经营机构在专业、资源、人脉的整合能力与特定不良资产的有效匹配。而互联网无法改变这一格局，即便是借助互联网的公开竞价机制，也往往只是一种迫于政策监管要求而设计的形式，真实情况大都是采用线下撮合，线上交易的方式进行，对于更为专业且复杂的经营及处置业务而言，互联网的作用更是微乎其微。虽然打造“互联网+不良资产”处置平台以提高处置效率具有一定前瞻意义，但在不良资产行业发展成熟之前，借助互联网加快不良资产处置仍需较长的市场培育时间。

五、2022年不良资产行业新态势

（一）主体方面：一级市场竞争加剧、压缩流转盈利空间

持牌主体扩容导致一级市场竞争进入白热化。其中，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到监管政策的压力，不良资产收购力度不断加大，回归本源以求更加积极的参与主营业务、努力将牌照优势转化为专业优势；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方面，《中国银保监办公厅关于加强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下发，在扩大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主业范围（纳入企业纾困、破产管理人、信托风险处置等业务）的同时，设定了每年新增投资额中主营业务占比不低于50%，收购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投资额不低于25%，融资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3倍等监管要求，敦促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脱离“影子银行”规范发展，套利空间不断收窄。

而外资不良资产经营机构方面，伴随着“中美经济贸易协议”的逐步落地，不良资产行业正式开放，虽然外资机构拥有雄厚的资金储备，成熟的估值技术和完善的处置手段，但在适应中国市场过程中，势必会经历一个本土化落地的过程，期间试错也会一定程度上扰动市场信号。

此外，在疫情等多种因素叠加之下，当前不良资产出现了处置难度增加、处置速度减慢、处置回收率下降等问题，从而不断推高不良资产流转的诉求，但与之相反，资产价格上涨、市场竞争加剧、终端市场流动性不足等多种因素影响，导致二级市场的投资者预期收益下降、投资越趋谨慎，从而导致全国范围内不良资产交易二级市场普遍不甚活跃。

（二）监管方面：行业规范逐步健全、确保市场稳健发展

根据《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人行2021年12月）、《关于规范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监管促进规范经营的函》（2022年6月）等规定，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定位被为地方金融组织，同时提出对地方金融组织的常规性管理要求，要求各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要更加重视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监管工作，切实承担监管主体责任，着力加强现场检查工作力度，建立现场检查长效机制，每半年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督促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完善内控机制，健全公司治理，推动董事会、监事会规范履职，严格落实“三重一大”决策机制，规范权力运行。促进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构建与经营范围、业务结构、风险状况等相适应的内控合规管理体系，实现稳健运营、健康发展。目前，外部政策监管环境逐步系统化，同时政策导向逐步从紧从严，对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经营管理和业务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供给方面：不良资产边界扩充、特资行业被寄厚望

今年以来，AMC被监管层寄予厚望，并出台诸多利好政策。2022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意见》（19号文），相隔不久，银保监会也发布《关于引导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聚焦主业积极参与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的指导意见》（62号文），不良资产经营主体的主业范围得以进一步扩充和规范：

在正面导向上，一是将不良资产经营主体可以收购的不良资产范围拓展至风险资产（具体包括涉及债委会项目；债务人已进入破产程序；本金或利息等权益已逾期90天以上；债务人在公开市场发债已出现违约；因疫情影响延期还本付息后再次出现逾期的资产或相关抵债资产）；二是为解决交易双方对不良资产的估值分歧，允许相关金融机构和资产管理公司以真实估值为基础、在资产真实转让的前提下开展结构化交易；三是放宽业务范围，一方面，允许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但同时明确参与试点的个人贷款范围为已经纳入不良分类的个人消费信用贷款、信用卡透支和个人经营类信用贷款，住房按揭贷款、汽车消费贷款不包含在内，且个人不良贷款转让不受区域限制；另一方面，也在政策层面上正式允许对公贷款不良资产以单户的形式进行转让。

在负面清单上，在整体导向方面，明确严禁通过结构设计隐匿真实风险和不良资产“假出表”，严防国有资产流失；此外，还明确严禁资产管理公司直接出资持有风险金融机构股权，防止因处置风险产生新的风险。

在具体业务层面，明确“八不得”规定，即不得与转让方在转让合同等正式法律文件之外签订或达成影响资产和风险真实完全转移的改变交易结构、风险承担主体及相关权益转移过程的协议或约定；不得设置任何显性或隐性的回购条款；不得以任何形式帮助金融企业虚假出表掩盖不良资产；不得以收购不良资产名义为企业或项目提供融资；不得收购无实际对应资产和无真实交易背景的债权资产；不得向股东或关系人输送非法利益；不得以暴力或其他非法手段进行清收；不得收购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全国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计划的资产、国防军工等涉及国家安全和敏感信息的资产、在借款合同或担保合同中有限制转让条款的资产以及国家法律法规限制转让的其他资产。

六、2023年不良资产行业前景展望

2023年经济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如何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把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动态平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将成为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就行业发展前景来看，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前瞻性应对不良资产反弹，精准防控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将一直是不良资产经营行业的工作重心。

（一）宏观经济稳中求进

展望2023年，疫情仍是影响经济能否回归正常轨道的主要因素，大国博弈加剧、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深度调整、主要经济体由滞胀步入衰退等预期下，外需大概率将持续回落，国内大循环内生动能亟待加强。宏观政策层面，2023年依然将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体方针不动摇，政策更注重合力发展，以持续修复内需，优化供给，并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提振实体经济信心。结合“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以及二十大会议精神，预计明年宏观政策将主要围绕扩内需、稳就业、防风险和促增长等方面加码发力：

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健基调不变，精准有力同时坚持以我为主、注重内外平衡，做好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以保持流动性总量合理充裕。预计未来准备金率和中长期存款利率仍有一定下调空间，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定向，引导信贷结构优化。

财政政策积极导向不变，合理安排赤字和债务规模的同时将更加注重可持续性。政府杠杆率将被控制在合理水平，并更加突出盘活存量空间、优化收支结构。

监管政策将把“安全”放在首位，以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继续保持严监管高压态势。更加强调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和专业性，引导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稳步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提高直接融资占比；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加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资本管理和内部控制，强化外部监督；严厉打击金融犯罪、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各类政策组合拳发力，加之22年低基数的影响，2023年GDP同比增长可能回升至5%，若市场信心提振迅速，经济增长或有望实现更高水平。

（二）资产供给更加多元

1、存量与新增仍将进一步释放

一是银行类金融机构不良资产聚焦效应明显。当前银行类不良资产规模已经处于近几年的较低水平。关注类贷款规模与占比的下降表明，现阶段及未来一定时间，新增不良将处于可控范围内。同时，随着经济进入复苏轨道，银行资产质量总体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未来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不高，但存量不良资产依然将会持续输出，尤其是在疫情反复、供给侧改革持续推进的背景下，部分地区和行业停工停产时间较长，造成经营收入不稳定、银行贷款偿还压力加大的情况，将会导致银行面临一定的不良贷款反弹压力。

2022年7月11日，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金融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对疫情影响严重的制造业2022年底前到期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倾斜，适当放宽延期期限，未来经济复苏较为缓慢将导致小微企业偿债能力不足，“被宽限”的贷款将会劣变成不了资产，进一步增加银行业不良贷款规模。

具体到2023年，银行类不良资产供给或将呈现出明显的聚焦效应：

主体聚焦上，中小银行不良资产供给持续增加。中小银行的客户群体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侧重于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抗风险能力较弱；较小的资产规模、较差的资产质量、较低的利润水平，在部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体现更为明显，导致中小银行面临着较大的资产质量下行压力。由此，将导致在未来一段时间，针对中小银行不良资产化解的要求不断提高，个性化、属地化的处置需求不断增多，不良资产经营机构自身是否具有定制化的产品设计能力和专业化的资产处置能力，将成为是否能够切入这一市场的关键。

业务聚焦上，两极化特点明显，企业金融风险大多集中在重点难点项目，只能通过破产重整或债务重组的方式进行化解。与之相对应的是，零售类不良资产将以更加群聚的方式体现，2021年，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开展不良贷款转让时点工作的通知》，拓宽了不良资产转让的类别和门槛，正式批准了个贷不良的批转业务，2022年12月末，银登中心发布《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二批不良贷款转让时点工作的通知》，将个贷不良批转范围拓展至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以及信托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同时将注册地位于北京、河北、内蒙古、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甘肃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中小银行机构纳入到试点机构范围。

未来一段时间，商业银行零售类不良资产的增加速度将持续快于不良资产增长的总体水平，这主要是因为居民部门负债规模急速扩张、资金杠杆率大幅提升，在疫情影响下加速风险暴露，造成零售类尤其是弱担保的资产逾期乃至不良集中爆发，但零售类不良资产处置向来棘手，资产核销也需满足诸多要求，如何化解仍是未来需要市场探索的重点。

二是非银行类金融机构风险资产大规模爆发。2023年金融市场持续出清，未来依然难言乐观：从资产端来看，中国经济至少还有5年的减速期，整体上波动向下，资产供给快速收缩，带动整体收益率下行。

从资金端来看，境外金融政策扰动，将会让我国未来货币政策整体更为克制，很难再出现大规模宽松。当资产端泡沫退潮，资金端狂欢结束，资产端收益比资金端的成本下降的更快，可以预见未来违约将会进入常态化，尤其是在 “资管新规”过渡期到期的当下，信托、租赁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将继续释放。《关于进一步推进信托公司“两项业务”压降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政策对信托公司完成压降任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以此引导信托业的主业由类融资通道类业务向投资类业务转变，但信托行业单个项目规模巨大，底层资产品类多元，债权债务关系复杂多样，而租赁行业资产非标性强、处置难度大、专业度高。这对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市场的参与者设定了相对较高的准入门槛，往往需要具备特殊专业背景或产业背景的机构才能成功入局，但较高的行业壁垒也为市场保留了较大的开发空间。

三是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化解正当其时。外部负面因素导致较多企业经营困难，流动性承压，同时受到疫情反复、经济增速下行压力持续上升，亏损企业数量与应收账款规模两者的共同上行的趋势并未有好转迹象，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企业经营承压，释放出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规模增加的信号。

此外，在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下，部分企业面临着融合或转型的情况，对资产重组的需求显著提升，从而推动不良资产规模持续增长。对于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处置，更多是通过收购附重组等手段，为企业雪中送炭，化解风险；对于已经陷入危机、无法经营的企业，通过实质性重组等手段，联合产业投资人推动行业兼并重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使危困企业死而复生。除了要服务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的问题企业，不良资产经营机构还可以向暂时性陷入财务困境但仍有发展前景的一般企业，甚至成长、成熟型的“优质”企业提供多元化服务。在这一过程中，不良资产经营主体可以充分发挥资产收持、资产重组、资产流转三大功能，对短暂陷入财务困境的某类特殊客户群体，提供不良资产经营的特有业务服务，通过并购重组盘活存量，对低效资产实施剥离转让，支持完成技改恢复产量等方式，帮助企业化解债务危机，恢复生产水平，助力危机企业造血再生。

2、行业与区域仍将进一步聚焦

一方面，不良资产的结构呈现鲜明的行业差异。

从近几年不良资产统计数据来看，建筑和房地产、传统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行业面临较大的产业转型升级压力，不良资产继续在产能过剩行业中积累。随着“房住不炒”调控政策的落实深化，问题房企出清速度加快，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房地产业仍将是违约的高发行业，尤其是2022年房企到期债务规模较大，房企债务风险亟需关注；批发和零售业持续受疫情反复、消费低迷的影响，虽有复苏迹象，预计不良率仍将突破10%，风险化解需求紧迫。

在新增领域上，考虑到监管将继续从严遏制地方融资新增隐形债务，由此将会导致地方融资平台信用分层，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较高的地区，融资平台及弱资质地方国企风险仍在积累，部分城投平台将面临再融资压力，财政部2022年8月19日发布（2023年1月5日公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提案》中明确，要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做到“谁家的孩子谁抱”，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务违约处置机制，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依法实现债务人、债权人合理分担风险，由此将导致地方政府加快融资平台分类重组，也为不良资产经营提供了部分展业空间。

另一方面，不良资产的区域分布仍将延续以往态势。长三角地区作为国内经济最发达区域，不良资产规模总量规模大，但伴随着疫情冲击的逐渐减弱，该区域不良资产规模增速将会局部趋缓，不良资产将会加速出清，据不完全统计，作为原出包大省的浙江，在2022年度成交规模下降超过50%；环渤海区域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实力逊于长三角地区，不良资产规模在2019、2020和2021年、2022年持续增加，显示该地区不良资产正在加速暴露，未来或许会依然会延续这一趋势；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不良资产成交规模大幅上升，其中河南上升超过200%，甘肃上升超过400%，黑龙江上升超过700%，该部分地区不良资产规模持续走高，主要是因为落后产能积聚及新旧动能转换速度较慢，导致资产质量持续下滑，各类不良资产的化解依然是重中之重。

（三）市场竞争持续加剧

从竞争格局上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由于发展较早、项目经验丰富、未来依然将会占据市场主导地位，此外，银行系AIC和外资不良资产经营机构的业务开展也将进一步挤压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生存空间。此外，因为资金成本和资金占用压力增高，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作为不良资产二级市场的供应方，将会进一步放弃对不良资产价值的有效挖掘，而选用转让的方式加快对存量不良资产的处置速度，这将导致不良资产二级市场的供给增加，压降不良资产二级市场的整体价格。

不良资产经营行业二级市场的需求方，系该行业产业链的下游，承载着不良资产实质化解的重要作用，但是在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叠加疫情反复的影响，将加剧不良资产二级市场投资主体对未来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忧，由此导致下游不良资产投资者处置进度放缓，资金回收能力减弱，负债融资压力上升，从而倒逼非持牌类民间经营机构离场，从而进一步降低二级市场交易活跃度。

附一：不良资产行业主要市场主体清单

附二：不良资产行业市场主体相关监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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