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跃文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赵金鑫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
资本市场是资本所有者与需求者进行交易的场所，它在本质上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有什么样的实体经济，就应该有什么样的资本市场与其相适应。
❏ 理论源起
对于实体经济的性质，人们通常从基本经济制度和发展阶段进行划分。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市场具有完善的法规体系和监管体系、先进的基础设施和强大的市场功能。但从根本上讲，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是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服务的，其根本目标是维护特定阶级的利益。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发展资本市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给出了回答，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劳动和生产资料共同创造财富也就是使用价值，而且财富创造活动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全过程。在社会主义阶段，财富创造仍然是劳动、土地、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集合的过程，财富分配是在参与财富创造的要素所有者按照各自对财富创造的贡献进行分配（洪银兴，2020）。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已经不再是阶级社会，很少存在剥削，主要用于分析阶级剥削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并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卫兴华（2019）主张用马克思的财富论代替价值论来研究这一阶段的要素交易和分配问题。从财富论出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是通过完善要素交易体系和分配方式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和商品经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生产要素的报酬由各自的市场决定。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份额，不只是取决于各自的投入，更要取决于各自的“贡献”和供求状况，也就是以市场原则进行分配，这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体现（洪银兴，2016）。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不仅参与生产，而且有权利按照市场原则参与分配，这确立了资本在社会主义大生产中的地位。基于所有权和分配权的资本交易及资本市场自然也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
我国的另一大国情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新中国诞生以来，虽然我国的物质生产能力有了极大提高，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产业链供应链日趋完善，在某些科技领域站到了世界前沿，但是经济发展在区域、产业层面 和某些特定商品供应方面仍然存在比较普遍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体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资本市场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需要更多地从促进实体经济均衡发展和提升经济运行效率的角度完善服务，以支持解决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这与西方资本市场在宏观上主要关注解决总量问题是有明显区别的。
❏ 实践回顾
同理论界的探讨和争论相比，我国在资本市场建设方面的实践探索开始的更早。1984年7月25日上午，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发行股票300万元，成为全国第一家正式注册的股份制商业企业。随后，上海、广州、沈阳等地许多企业也开始企业股份化的尝试。1984年上海市颁布的《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是解放后的第一个股市法规，同年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率先成立证券交易部，并代理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向社会发行股票，这是中国证券业中断20多年以后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机构和第一次发行股票。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对前期股份制试点的成绩做出肯定，允许继续试点并提出了规范性意见，9月，中国第一家专业证券公司——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成立。1988年4月，国家正式批准1985年、1986年国库券上市交易，随后各类企业债券和部分企业股票相继上市。为适应国库券转让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各省共组建了33家证券公司，同时财政系统也成立了一批证券公司。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11月26日正式成立，并于同年12月19日开张营业，这是新中国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我国第二家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也于1991年7月3日正式开业。1991年10月，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开业并引入期货交易机制，成为新中国期货交易的实质性开端。1992年10月，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推出了中国第一个标准化期货合约——特级铝期货标准合同，实现了由远期合同向期货交易的过渡。
80年代是我国资本市场建立初期，市场规模较小，缺乏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和统一的监管，对未来资本市场的发展方向也存在一定的分歧。90年代初期关于资本市场姓资还是姓社，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有资本市场，社会上曾经有过广泛争论。小平同志在92年南巡讲话中鼓励大胆尝试的论断，基本结束了这些争论，开启了资本市场建设新起点，此后中国资本市场走上了政府主导型发展道路。
第一阶段：全国统一监管市场的形成（1992年至1998年）
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成立，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开始纳入全国统一监管框架。1993年前，我国尚无全国性的证券法规体系，证券监管主要依靠地方性法规。进入1993年，国务院先后颁布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若干法规，结合地方性法规，初步形成最基本的证券法律法规体系。1993年以后，B股、H股发行出台，债券市场品种呈现多样化，发债规模逐年递增。与此同时，证券中介机构在种类、数量和规模上迅速扩大。1998年，国务院证券委撤销，证监会成为我国证券期货市场的唯一合法监管部门，形成集中统一的证券期货市场监管框架，证券市场由局部地区试点转向全国性市场发展阶段。
第二阶段：依法治市和市场结构改革（1999年至2004年）
1998年12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对证券发行、交易、上市公司收购、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登记结算机构、交易服务机构、证券业协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法律责任作了明确规定。1999年7月，《证券法》正式实施，以法律形式确认了证券市场的地位，奠定了我国证券市场基本的法律框架，使我国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进入新阶段。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该文件提出了九个方面的纲领性意见，清晰描绘了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宏伟蓝图，对资本市场发展做出了重要战略部署，将发展资本市场提升到前所未有战略高度。
第三阶段：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2005年至2015年）
2009年10月，创业板的推出标志着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框架初步形成，是国家推进创新经济重要平台。此后，可转换公司债券、各类资产证券化产品、集合收益计划产品以及权证等新品种引入，QFII、QDII、CDR等制度实施，进一步丰富了资本市场交易品种和参与方。2010年3月，市场引入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为市场提供了双向交易机制。2012年8月、2013年2月，转融资和转融券业务陆续推出，有效地扩大了融资融券发展所需的资金和证券来源。2013年11月，证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新一轮股票发行制度改革正式启动。2013年12月，新三板准入条件进一步放开，正式扩容至全国。2015年11月，证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展的若干意见》，强调加快发展全国股转系统的重要意义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的战略定位。经过多年的发展，资本市场在改善融资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已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阶段：新时代发展时期（2016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扎实推进，A股先后被纳入明晟、富时罗素等国际知名指数，监管理念更加开放、包容、国际化。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基础制度不断夯实，依法从严监管持续加强，有力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8年10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资本市场对稳经济、稳金融、稳预期发挥着关键作用，要坚持市场化取向，加快完善资本市场基本制度，发挥好资本市场枢纽功能。2019年6月13日，科创板正式设立，为众多创新、创业企业打开了进入资本市场的大门。2019年9月，证监会在北京召开了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工作座谈会，会议明确了当前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12个方面重点任务。2021年11月15日，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揭牌开市，这是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又一标志性事件，对于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探索具有中国特色资本市场普惠金融之路和落实创新驱动发展国家战略等都具有重要意义。至此，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全面进入建设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的历史新阶段。
我国资本市场用三十余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从萌芽、初创到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始终流淌着红色血脉，始终坚持把自身发展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服务实体经济取得显著成效，日益呈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特征，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市场治理效能和市场生态持续向好，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图1 主要市场上市公司数量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世界交易所联合会（WFE）
图2 主要市场市值规模
数据来源：世界交易所联合会（WFE）
从功能来说，资本市场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双方这一依存关系适用于大多数经济体。但是如果从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阶段来划分，各国又会有很大不同，我们认为这是中国资本市场在发展目标上具有自身特色的根本原因。
❏ 中国特色资本市场发展目标的理论解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明确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明确这个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洪银兴，2016）。因此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的发展目标与应与实体经济发展保持一致，即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市场主要服务和维护资本家利益的目标有本质区别。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做到“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2017），追求人民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是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资本市场的主要任务则是支持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单纯的融资总量扩张已经不是市场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志。
我国各个领域阶层在内的人民，都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主体，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就是保障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对这一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一方面，中国特色资本市场要切实服务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以发展方式转变、发展结构优化和发展动力转化为组合，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关键（许弟伟、龚飒，2019）。资本市场作为推动现代经济体系建设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性设施，在激发经济活力、释放经济发展动力、优化经济发展格局等方面可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实际上，近些年资本市场已配合国家经济发展的宏观战略完成对资源配置方向、规模的相应调整，助力关乎国计民生、战略性新兴以及创新创业等重点领域企业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资本市场要立足于实体经济发展。实体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资本市场有序运行应关注的重点领域。实际上，金融与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运行的一体两面，两者应当在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中实现协同发展（王秉阳，2017），而资本市场对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作用。放眼世界发展史，现代国家的崛起离不开一个强大资本市场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所需投资具有规模大、周期长等特点，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完美契合。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继续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做大做强实体经济，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真正实现经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这对我国资本市场如何服务好实体经济发展提出了更具体、更明确、更高的要求。
对资本市场目标特色的分析，同样离不开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深入理解。尽管从总量上看，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人均水平上很多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还比较偏，有的指标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所以我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我国资本市场作为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这一基本定位没有变。建设中国特色资本市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金融改革发展领域重点举措，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不断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的重要讲话中对新时代建设资本市场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观点、新见解和新论断。2017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金融环境，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积极规范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加强信贷政策指引，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资金支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同年7月举行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2019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举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把好市场入口和市场出口两道关，加强对交易的全程监管。“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这一提法在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正式得到确认。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解决结构性经济问题和“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到底哪一个是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的发展目标？有些人士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感到困惑，甚至混淆了中国资本市场同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本质区别，产生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只能照搬照抄国外经验的错误认识，从而否定我国资本市场的“中国特色”。我们认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经济建设的根本目标，是资本市场建设和发展的总方向。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使得经济结构性问题突出为主要矛盾，这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阶段性目标，资本市场发展也要与这一阶段性目标保持一致。至于“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描述，是从资本市场运行特征角度提出的具体目标，这一描述同时适用于不同经济制度和发展阶段的国家。因此，我国资本市场在目标方面的特色并不体现在其具体目标，而是体现在其为之服务的实体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和阶段性目标，也就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体经济发展目标的区别，决定了中国资本市场与其他国家资本市场的本质区别，突出了中国特色。
❏ 资本市场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的发展是具有一定特殊基础条件的。这主要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诞生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在制度设计上以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为参考，吸收成熟市场经验，在实践中更多融入了我国自身需要，包括支持国有企业改制、完善公司治理架构、推动经济市场化转型等特殊使命，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鲜明时代特征，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张跃文，2021）。具体来说，我国资本市场在顶层设计、制度安排、投资者建设、监管模式等诸多领域仍存不足，未能充分发挥其资源合理配置的功能，有效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服务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9），主要表现为资本市场发展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现实差距。
第一，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功能仍然不强。从理论上看，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构成应呈“正金字塔”型，即从上层主板市场服务于成熟、优质的大型企业，至下层区域股权市场服务于特定区域内的中小微企业，服务的企业对象数量越来越多，融资需求也愈发强烈，这也符合中央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基本设想。虽然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挂牌企业分布基本符合“正金字塔”型，但从融资可得性看，越往下层市场，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度越大。虽然部分企业挂牌新三板或区域股权市场，但其融资难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杜朝运、丁超，2018）。
第二，市场各层、各板块缺乏良性互动，转板和退市机制不完善。不同于美国资本市场是自发形成、竞争中发展优化，我国资本市场的设立和运行带有明显计划色彩，各市场相对独立，缺少互动，缺乏竞争。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各板块间虽有一定联通，主要体现在新三板可承接主板退市需求，但整体上，我国资本市场转板、退市机制缺位问题明显，是市场多年关注的痛点问题。企业在资本市场中无法自由“可上可下、可进可退”，不利于我国资本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企业优胜劣汰、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
第三，我国资本市场仍以公募发行为主，私募发行不够活跃。近年来，欧美资本市场的一个趋势是，公募融资呈下降趋势，私募发行日趋活跃。众所周知，公募发行成本较高、条件严格，拒绝了绝大多数中小、创新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融资。我国不论是股票还是债券，仍多为公募发行，尚未建立适合创新创业企业的私募证券发行制度和市场，企业的融资选择权受到极大限制。
第四，证券发行主体结构不同，整体质量有待提高。我国资本市场在参与主体上也表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与西方成熟市场差异较大。例如，目前债券市场有3200余家发债企业，其中国有企业占86%，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渠道偏窄。此外，我国作为证券市场主力军的上市公司实力参差不齐，部分优质企业在境外上市，使得国内投资者痛失分享企业快速发展红利的机会。
第五，投资者结构不够合理，市场投机特征突出。在西方国家较为成熟的资本市场中，机构投资者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而我国市场却个人投资者占比较高，持股比例超过30%，交易占比达到7成左右。机构投资者虽经历了快速的发展，但仍不够成熟。监管机构、证券公司对个人投资者风险教育不够充分，个人投资者缺乏专业技能和判断能力，缺乏理性和风险意识，过度狂热的投机活动和盲目丛中的跟风现象频现（齐岳等，2018）。这也就造成市场短期投机特征突出，易暴涨暴跌，牛短熊长。此外，二级市场过度投机热情也会降低一级市场直接融资的资金供给，弱化了资本市场为实体经济提供中长期资金融通的基础功能。
第六，对于投资者个人资产、权益保护仍显不足。一方面，拥有公司控制权的大股东出于牟取私利的目的，容易发生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虚假出资、转移上市公司利益等违规违法行为，或对中小股东不分红或极少分红。另一方面，投资者维权举步维艰。由于我国市场经营主体投诉处理责任不明确、资本市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健全、证券纠纷专业调解刚刚起步、民事赔偿诉讼制度有待完善，导致中小投资者在维权过程中困难重重。现实中，鲜有中小投资者成功维权的案例，大多数中小投资者维权意识淡薄（倪淑慧、胡海峰，2020）。
第七，中介机构行为有待规范。各类中介机构是资本市场投资经营活动的重要参与主体，其提供的保荐、审计、法律、评估、财务顾问等专业服务共同构成了资本市场建设的基础制度支撑。现实中存在个别中介机构罔顾法律责任和社会信赖，盲目热衷业务招揽，片面追求业务规模，淡漠诚实守信，怠于勤勉尽责，忘悖职业操守，为各类欺诈行为大开方便之门。
第八，尚未形成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所需的监管环境。我国资本市场监管分割问题较为突出，特别是企业债券发行市场，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和证监会等三家监管机构分别负责审批企业债、银行间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和公司债券。多头监管不仅影响了监管效率，还可能产生监管交叉、监管真空等问题，破坏市场“三公”环境，将资本市场变为“柠檬市场”。不论从监管方式还是监管能力看，尚不能为资本市场融资功能的发挥提供有力的投资者保护和松紧适宜的监管环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9）。
❏ 中国特色资本市场建设的主要任务
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市场发展已取得长足进步，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但市场结构、法规制度上仍存在不完善之处，导致资本市场的资金配置方向、效率与既定发展目标出现些许脱节，未能对实体经济发展发挥应有的支持作用。具体表现为，一是金融“脱实向虚”明显，推高实体部门融资成本，如杠杆高、嵌套多、转动块、结构复杂的通道、结构化产品增加金融体系风险，抬高成本；二是理财资金转移引发股市异常波动，如学界普遍认为2015年我国股市的异常波动是巨量场外配资入市引发的流动性、杠杆性和投机性危机；三是金融资本冲击实体企业案例时有发生，如“宝万之争”背后暴露出的深层问题也正是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对企业经营权的争夺（安青松，2018）。这类事件对国家坚定选择走实体经济优先的发展路径有着路标式的意义（赵燕菁、周颖刚，2016）。
新时代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的发展，必须对标资本市场发展的根本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国家经济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出发，正视市场中存在的各类问题，明确主要工作任务。第一，中国特色资本市场必须要对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建立健全公平公正的资本市场成果分配机制，提升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与活力；健全资本市场监督责任机制，积极构建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保护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财富管理需求，不断增强投资者获得感。第二，中国特色资本市场必须要对接国家经济发展理念，坚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配置功能，重点支持创新型、绿色环保型、生产部门间流通服务型、产业链条型、服务型企业；支持服务实体经济的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创新企业；健全资本市场环境治理激励机制，鼓励支持绿色、环保、循环、低碳产业链企业。第三，中国特色资本市场必须要对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努力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缩小贫富差距，强化社会发公平正义，注重区域协调发展，配合优惠政策重点支持中西部、东北老工业区、老少边穷地区优质产业企业发展，重点区域城镇化、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努力服务现代工业化和信息化强国建设，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注重为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信息技术、现代服务业等行业提供高质量的资本市场服务，提高非公有制企业的融资能力，全力配合“一带一路”倡议，促进经济国际化。
另一方面，要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牢牢把握服务实体经济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根本宗旨，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向，不断提升我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第一，以注册制改革为龙头，带动资本市场关键制度创新。在前期科创板、创业板试点经验基础上，继续按照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三个原则，稳步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完善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的信息披露规则体系；打造权责清晰、标准统一、透明高效的发行审核注册机制。完善常态化、多渠道退市制度安排。第二，建设更具包容性适应性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不断强化直接融资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坚持突出特色、错位发展，完善各市场板块的差异化定位和相关制度安排。进一步深化新三板改革，研究出台转板规则。完善私募基金差异化监管和风险防范制度，发挥私募股权投资支持创新创业的积极作用。第三，推动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做优做强的制度安排，推动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实现大的跃升。鼓励和支持业务、产品、服务、组织和技术创新，完善行业机构做优做强的配套措施，推动发展国际一流投资银行和财富管理机构。完善审计、评估、法律服务、资信评级规则体系，压实中介机构责任，构建权责匹配的资本市场中介体系。第四，协同推进投资端制度改革。发展壮大公募基金管理人队伍，完善投资顾问业务规则，着力提升各类资产管理机构专业能力；培育和壮大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意愿和能力，建议引入企业年金、个人商业保险基金作为机构长期资金来源（黄奇帆、王善礼，2018）。加快推动证券集体诉讼制度落地，建立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刑事追责相互衔接的高标准立体惩戒。完善投资者权利行使、保障和救济的制度，积极倡导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和理性投资文化。第五，稳步推动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扩大资本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是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内在要求。便利化外资参与中国资本市场的渠道和方式，深化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拓展交易所债券市场境外机构投资者直接入市渠道，拓宽商品和股指期货期权品种开放范围和路径。
坚持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政府需要承担起建设和完善市场的职能，包括建设完善的市场体系，建立统一开放竞争秩序，公平透明市场规则，同时还要承担好监管市场秩序的职能（洪银兴，201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建设已成功摸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特征（陈云贤，2019）。由于历史、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原因，各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路径均有差异。崇尚自由市场经济思想的西方国家，其资本市场大多走的是从自由放任的发展模式向有监管的自由市场模式逐步演进的发展路径，尽最大可能限制政府的作用（杨春学，2018）。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尽管在早期也曾短暂经历过自由市场模式的探索，但在总体上还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模式”。回顾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史上的重要突破，往往是以某一层级政府文件的形式予以宣告，这几乎已经形成惯例，以至于现在各方面的有关改革诉求，通常会表述为期待某部门出台某项特定文件。
表1 部分与资本市场发展重大事件相关的政府文件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特色资本市场建设必须把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我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扬弃国际兴衰利弊，选择一条符合国情的改革发展的特定路径，这是建设中国特色资本市场必须坚持的根本出发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组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经济运行的根本特征。在完善资本市场体系的长期进程中，政府仍将地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一是政府仍需充当我国资本市场制度的设计者。制度建设是资本市场的基础建设，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与改革离不开健全的制度设计和规则制定。同时市场的发展、环境的变化也客观上要求制度和规则需要不断的完善。二是政府仍需充当我国资本市场机制的建设者。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资本市场上还存在诸多非市场化因素，政府应坚持推进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建立健全市场机制，提高市场效率，丰富市场层次和市场品种。三是政府仍需充当我国资本市场运行的监管者。资本市场的稳定运行离不开到位、高效的监管，维护资本市场的“三公”原则，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保护投资者利益（李永森，2009）。此外，政府还需扮演资本市场中的特殊投资者，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维护市场平稳运行。
在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征程上，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运行都要坚持“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基本组合，坚持“双线并行”的发展路径。也就是，一条线是比照发达市场经验，按照资本市场一般发展规律和实体经济需求，不断完善市场各项基础性制度，使市场运行更加成熟顺畅。在市场机制可以很好地配置资源并有利于实现国家长期战略目标的领域，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另一条线是根据国家长期发展战略要求，在市场机制薄弱环节和领域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曹凤岐，2018），促进资本市场在践行新发展理念和系统观念上更加积极有为，更加有利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
（本文原载于《中国金融报告202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2月出版。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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