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建设中的历史文脉传承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延续城市历史文脉”的重要命题，并将其提升至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自信的战略高度。武汉市坚持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延续城市历史文脉”的重要论述落地生根，在工作实践中先后推出了“历史之城暨长江文明之心”规划建设、“打造百里沿江生态文化长廊与历史文化街区”规划建设等重大举措，对外树立了崭新的城市形象，对内形成了凝聚民心汇集民力的强大力量，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十四五”时期，武汉需按照对标世界一流城市标准、打造世界一流城市亮点形象的要求，继续将“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工作落到实处，当务之急是在“历史之城暨长江文明之心”建设基础上，以“十四五”规划为统领，实现顶层设计，积极推进“百里沿江生态文化长廊与历史文化街区”规划建设。
一、武汉市“延续城市历史文脉”规划建设的现实价值
武汉市推进“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工作应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城市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和实践遵循。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从文化的角度系统论述了“延续城市历史文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就理论基础而言，“城市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的载体，历史文化是城市魅力之关键”“一个城市同样需要有城市精神。城市精神彰显的是一个城市的特色风貌”；就问题导向而言，“坚定文化自信，不能只挂在口头上，而是要落实到行动上”。当下，“很多建设行为表现出对历史文化的无知和轻蔑，做了不少隔断历史文脉的蠢事”，再也不能也不要搞“‘拆真古迹、建假古董’的蠢事”；城市建设的根本还是“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留中华文化基因”；就实践要求而言，城市建设则要“结合自己的历史传承、区域文化、时代要求，打造自己的城市精神，对外树立形象，对内凝聚人心”[1]。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指导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时，又提出“要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的新要求[2]。这些论述都为武汉市推进“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目标。
一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新发展理念的现实需要。破解城市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深入挖掘城市生态文化与历史文化资源及其丰富内涵，引领武汉新一轮高质量发展，同时也是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现实需要。
二是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国际影响力和美誉度的需要。文化作为城市的灵魂、软实力，日渐成为一座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构成。武汉市目前正处于提升城市魅力和竞争力的历史时期，要取得持久发展，必须根植文化沃土，挺起文化脊梁。在“历史之城暨长江文明之心”规划建设基础上打造“百里沿江生态文化长廊和历史文化街区”，必将大力促进制约武汉文化软实力提升相关问题的有效解决，打造武汉文化的时代性新地标。
三是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新路子，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国际化大都市目标的需要。提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国际化大都市目标，努力实现一流治理、提供一流服务、展示一流形象，是武汉市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的重要内容[3]。在坚持补短板、强弱项，探索走出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的进程中，将推进“百里沿江生态文化长廊和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纳入“十四五”规划，着力打造世界级历史人文集聚展示区，是适逢其时、意义深远的重要抓手。
二、武汉市“延续城市历史文脉”规划建设的有序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武汉市先后推出“历史之城暨长江文明之心”建设、“打造百里沿江生态文化长廊与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等重大举措，并将“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工作一以贯之。
2017年12月，武汉市委十三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强调，“以长江文明之心为重点，提升建设历史之城”。2018年1月，武汉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将《关于打造“长江文明之心”，推动武汉历史之城建设的建议案》列为1号建议案，并以“武协字〔2018〕1号”送请市政府办理。武汉市政府高度重视，确定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为该建议案主办单位。同年4月，武汉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市政协第十三届二次会议1号建议案办理工作方案》，确定2018年为概念规划年，开展编制专项规划和启动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同年9月，武汉市政协召开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围绕建议案的办理开展民主协商。同年10月，武汉市政协组织召开《历史之城暨长江文明之心概念规划》专家论证会，18名参会专家对概念规划成果表示高度认可，并积极建言献策。后续的工作则主要围绕“承续文脉，凝聚共识”“开展论证，明确重点”“集思广益，抓紧规划”“统筹联动，加快建设”等主题有序推进，并启动“历史之城暨长江文明之心”建设的前期工作。
武汉市委注重顶层设计，一以贯之保护文脉。在探索“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子”中高度重视“历史之城暨长江文明之心”建设。2020年6月，武汉市委十三届九次会议要求，在“建立完善高品质生活的制度体系，打造美丽、文明、幸福的宜居城市”中“完善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体制机制”，重点任务之一就是“健全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发展机制，加快汉口历史风貌区和武昌古城旧城改造，擦亮历史文化名称品牌”[4]，同时要求“完善推动文化与科技、金融、旅游等深度融合发展机制，创建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国家文化和金融合作示范区，打造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4]。
武汉市委推进文脉传承，兼蓄创新成效显著。2020年8月，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在调研百里沿江生态文化长廊和历史文化街区规划建设工作时，要求“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5]。时年9月，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编制《武汉疫后重振规划（三年行动规划）》，提出规划建设“百里沿江生态文化长廊”的任务，即“发挥武汉独特自然禀赋和文化魅力优势，推进建设百里沿江生态文化长廊，加快长江碧道等慢行系统改造，开展长江岸线生态修复、岸线整治等工程，打造集休闲娱乐、文化展示于一体的城市新空间”[6]。
传承文脉任重道远，策功茂实功不唐捐。当前，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乡土中国，正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进程。武汉“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工作多年来的探索实践虽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面临着一些困境与短板。“延续城市历史文脉”，首先应完善保护工作的顶层设计。本着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和开发的视角，建议将“打造百里沿江生态文化长廊和历史文化街区”纳入武汉市“十四五”规划编制，以系统梳理武汉长江生态与文化历史资源为抓手，以长江大保护为担当，以传承城市历史文脉为统领，以打造“百里沿江生态文化长廊和历史文化街区”为目标，致力高质量发展，加紧谋划“百里沿江生态文化长廊和历史文化街区”规划建设，以最大决心守住武汉城市独一无二的专属印记。
三、武汉市“延续城市历史文脉”规划建设的路径优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在“十四五”规划以及2035年远景目标建设中，必须“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具体任务之一就是“强化历史文化保护、塑造城市风貌” [7]。在“十四五”时期，武汉“延续城市历史文脉”，需立足“历史之城暨长江文明之心”前期规划建设的基础，从历史文化视角扩大“百里沿江生态文化长廊和历史文化街区”建设规划的范围，坚持问题导向，囊括武汉市主要的中心城区与远城区，实现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融合。
（一）实现“百里沿江生态文化长廊和历史文化街区”规划与“历史之城暨长江文明之心概念规划”的合理衔接与协同推进
“建设历史之城，打造长江文明之心”与“打造百里沿江生态文化长廊和历史文化街区”，是武汉市为对标世界一流标准、打造世界一流城市亮点形象作出的重大决策，两者是一脉相承的，既要在规划上合理衔接，还要在建设中协同推进。“历史之城暨长江文明之心”规划建设是基础，“百里沿江生态文化长廊和历史文化街区规划建设”是“历史之城暨长江文明之心”规划建设的承继、深化与发展，是武汉市在保存城市记忆、保护历史延续性和保留文明发展脉络方面的新思路与新举措，有利于深入发掘城市生态与历史文化资源及其丰富内涵。
（二）扩大“百里沿江生态文化长廊和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范围
武汉市目前有关“百里沿江生态文化长廊”规划建设范围，上游至白沙洲、下游至天兴洲、汉江至长丰桥，两岸腹地分别延伸至汉口中山大道、武昌和平大道、汉阳鹦鹉大道[8]。2020年10月武汉市政府召开工作专题会，谋划推进武汉市六环线及其放射线建设。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亦应配合城市基建的建设发展。因此，建议从生态与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角度适当扩展，有关规划的范围上游可扩自金口起，下游至阳逻止。
首先，位于江夏区的金口古镇应成为“百里沿江生态文化长廊”规划的上游起点。金口古镇地处长江南岸，金水河注入长江处，古称涂口，是武汉最具特色的古镇。金口建镇于春秋战国时期，为武汉城市的发源地、武汉中心城区建制的起源，也是武汉码头文化的发祥地、武汉城市文明的起点。这里自古商贾云集，人文荟萃，滨江临湖，舟车便利，素有“黄金口岸”和“小汉口”之称。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置江夏郡，设沙羡县，治涂口。三国吴黄龙元年（229年），孙权始筑沙羡城，堪称武汉最早的城。隋开皇九年（589年）江夏县治北迁郢城（今武昌区）。唐宋之际，因在涂口发现金矿而改名“金口”，为武昌建县之始。清同治八年（1869年）设金口镇，1996年撤镇设金口街道至今。金口是古代商品集散地和中转港口，千百年来，金口在历史上扮演了多种角色：三国赤壁古战场、自宋代以来就逐渐形成的黄金码头、抗战时期中山舰罹难处、武汉解放的金口起义地……如今，在沿袭历史文脉基础上，武汉再次为金口提出了新的角色要求：建成中国最美车都。
其次，位于新洲区的阳逻应作为“百里沿江生态文化长廊”规划的下游终点。阳逻，古名逻汭，又名若城，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殷商时期即有人群“依山结茅”“逐水而居”，周时已成为著名“水埠”。公元前537年，“楚子伐吴，济于逻汭”，阳逻开始成为军事要塞。三国时因其地在长江之北，《水经注》谓“水之北为阳”；又因孙、刘联军北拒曹操，刘备士卒在此“旦大逻吴兵之至”，遂取一“阳”一“逻”名之，“阳逻”自此得名。阳逻地区的武湖被称为“长江绿谷”，唐崔颢咏黄鹤楼“烟波江上使人愁”的“烟波”便是描写武湖烟波，“武湖烟涨”为黄陂十景之一。公元1274年，忽必烈兵临阳逻，在此驻军指挥渡江。现属新洲区辖，2000年改镇为阳逻街道。阳逻拥有深水良港，武汉市正谋划在阳逻打造长江航运中心，形成集水、铁、公、空大交通汇集一地的新格局，实现多种形式的水陆联运。
最后，“百里沿江生态文化长廊”的规划范围，若上游自江夏区金口起，下游至新洲区阳逻止，便既全部覆盖武汉城区，又涵括汉江的武汉段。就长江武汉段而言，上游至金口、下游至阳逻，在右岸能覆盖江夏、武昌、青山、洪山等城区，在左岸能覆盖东西湖、硚口、江汉、江岸、黄陂、新洲等城区；就汉江武汉段而言，自舵落口至龙王庙沿线，涵括了蔡甸、汉阳、汉南、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城区，能完整地串起武汉的历史文化源流。
（三）梳理“百里沿江生态文化长廊和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内容
在“百里沿江生态文化长廊和历史文化街区”规划建设中，进一步梳理武汉历史文化资源的脉络，分区分段规划建设富有特色的历史文化景观。下面就长江武汉段的上游金口至下游阳逻的历史文化资源简要梳理[9]：
1. 金口古镇——武汉现代城市的文明之源。如前述，金口为武汉城市的发源地、武汉中心城区建制的起源，也是武汉码头文化的发祥地，武汉城市文明的起点。历史上也是武昌建县之始。
2. 一代名舰——武汉抗战烽火中的金口喋血。中山舰博物馆坐落于中山舰当年的蒙难地——江夏区金口街，是一座专题性、纪念性博物馆，同时也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湖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0]。该舰原名“永丰舰”，1910年由清政府向日本长崎三菱造船所订造。1912年6月建成下水。1913年编入北洋政府海军。1915－1916年，“永丰舰”响应孙中山先生号召，参加了护国讨袁运动，首创义举。随后它又经历过“护法运动”“东征平叛”“孙中山蒙难”“中山舰事件”等重大历史事件。1925年为纪念孙中山将其易名为中山舰。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时被日机炸沉于长江金口水域。1997年打捞出水，2001年修复竣工，2008年陈列于中山舰博物馆舰体陈列厅。中山舰是武汉抗战辉煌历史的重要见证物。
3. 武昌南市——唐宋时期商业的繁荣兴盛。长江右岸武昌区的白沙洲至巡司河一带，属古“武昌南市”。武昌最早是在三国时吴国在此建造的军事城堡夏口城基础上兴建的。宋元时因港口商贸和造船等手工业发展，武昌的经济功能逐渐上升。商航一体的武昌南市是在南北朝时南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宋时期便成为“商旅往来”的避风良港，与之相应的南市也开始形成并得以发展。李白《江夏行》中“适来往南浦，欲问西江船”的诗句，便透露出其商航并盛的信息。南宋时，随着长江流域水运物资的增多和商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具有较好水域条件和商品运输条件的南市更加兴旺，很快发展成鼎盛一时的商业都会，成为“灯火歌呼，夜分乃已”的不夜城。尽管此后曾遭天灾人祸，但直至元末，武昌南市仍以“鼓角沉雄摇动地，帆樯高下乱味舟”为显著特色。此外，巡司河连接武昌南大门，鲇鱼口紧挨武昌城南墙，是水路拱卫武昌之南的军事要津。孙权筑夏口城，“武治而昌”，开启了巡司河自强敢为的军事文化。吴将黄盖曾屯兵于鲇鱼口，演绎赤壁风云，故名黄军浦（黄金浦）。东晋陶士行平殄武昌、南朝梁武帝萧衍攻鄂州、宋顺帝沈攸之攻萧道成、明代刘六刘七进攻武昌、明末张献忠据武昌称帝、彭玉麟葬身鲇鱼套、清代太平军据守武昌、湘军曾国藩进援武昌、民国北伐军攻取武昌等，均是以鲇鱼口为重要战略支点。
4. 武昌古城——武昌中心城区的历史风貌。武昌古城自东汉末年筑城，已有近1800年不间断历史，以原武昌城明城墙内区域为主体。武昌有城，是从223年（东吴黄武二年）开始的。该年孙权在此筑城，因与夏水（汉水）口遥遥相对，故名为夏口。现今武昌的兴起，大约由此起始。南朝宋孝武帝于454年（孝建元年）在夏口城立郢州，故武昌又称郢城。隋文帝于589年（开皇九年）废江夏郡置鄂州，改汝南县（原治在金口）为江夏县，州、县治所均设于城内。唐宝历年间，武昌军节度使牛僧孺整修鄂州城，不仅城的范围扩大了，而且以陶甓为城，武昌有砖城自此始。此时，黄鹄山已演变为游乐之地，之前的军事哨所则已成为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黄鹤楼，引无数迁客骚人前去宴游赏玩，把酒吟诗。元大德年间，将原先的鄂州路先改为武昌路，后又改为武昌府，带有“武昌”二字的地名，此时正式在此落地。武昌城基本定型在1371年（明洪武四年），江夏侯周德兴增拓武昌府城，将城区扩大到黄鹄山（今蛇山）南，该山始包入城内。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就发生在这个城池之内。武昌城垣于1927—1928年为邓演达拆除。是后，武昌无城垣。从1371年周德兴增拓以来，武昌府城共存在了556年，其间8次修葺，今仅存的起义门，系为纪念武昌起义而重建。
5. 三层楼——近代纺织工业的最大中心。自武昌大堤口至三层楼，是武汉地区近代纺织工业发达地区，也是武汉近代工业文化的发祥地。三层楼位于武昌城的北部，泛指和平大道与新河街的交汇地带。1892年11月，清政府在武昌设立湖北官布局，武汉近代纺织业得以建立，在此基础上湖北地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近代纺织工业体系，武汉成为了晚清到民国初期华中地区最大的纺织业中心。1914年，汉口商务总理李紫云邀请程栋臣、程佛澜等人合股筹建武昌第一纱厂。1915年武昌第一纱厂（北场）破土动工，1919年建成投产，1923年增建南场，共征地300亩，设纺、织两厂，拥有8万枚，1200台纱锭布机，8000名工人，一跃成为当时华中地区最大的纺织厂[11]。之后，武昌沿江一带又相继创办裕华、震寰等纺织厂，标志着由民族资产阶级创办的武昌纺织基地形成[12]。
6. 徐家棚——穿越中心城区的百年铁路。1896年开始筹建、1900年开始动工的粤汉铁路，南方起点在广州黄沙站，北上终点是武汉徐家棚站。总工程师詹天佑亲自选址设立徐家棚站。1936年9月1日，粤汉铁路全线竣工。作为粤汉铁路的终点，徐家棚逐渐成为连接南北的枢纽。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武昌城区的扩大，徐家棚已处于武昌城区的西北角，1950年8月1日，徐家棚站正式更名为武昌北站。2018年5月10日20时40分，位于徐家棚的武昌北站送走最后一班市郊8304次列车，承载着武汉居民绿皮小火车情怀的市郊通勤车停运。同年5月13日，武昌北站正式停办行车业务，拥有109年历史的武昌北站关站，经历了百年风霜、见证了中国铁路发展、承载了几代人回忆的火车站，也早已成为武汉城市文化的符号。
7. 青山区——现代钢铁工业的重要基地。青山区是华中地区工业重镇，是“一五”计划时期国家投资建设的新型工业基地，素有“十里钢城”之美誉。武汉钢铁工业基地位于青山区长江沿岸，是我国大型钢铁工业基地之一，也是全国重要的钢铁轧制基地。武钢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一个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13]。1955年开始建设，1958年9月13日建成投产，是国务院国资委直管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历史上曾居世界钢铁行业第四位。如今，“四水共治”、海绵城市、绿色生态等关键词，逐渐成为“十里钢城”的新名片。
8. 郤月古城——核心三镇城邑的真正出现。武汉地区早期出现的城邑如盘龙城等大都建在现武汉核心城区的外缘，而武汉核心三镇中城邑的真正出现则始于东汉末年。公元198年前后，刘表部将黄祖在今汉阳龟山北的月湖附近，兴建郤月城作为江夏郡郡治之所，这是汉阳地区城邑兴建的起点，距今1800余年，旧址约在月湖北岸江汉桥附近。郤月城在公元208年遭战火毁坏后，刘表之子刘琦又在汉阳凤栖山建起鲁山城，仍作为江夏郡的郡治所在。此后汉阳地区的城名，相继有石阳、曲阳、曲陵、沌阳、汉津等，终在隋炀帝时改为汉阳，时在公元606年。汉阳之名从此沿用1400多年，至今未再更易。在战火中建立的郤月城以及夏口城、鲁山城，尽管当时规模有限，充其量只能算是城堡，但其出现却具有重大意义。近代以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军事重镇即从这里崛起，英雄城市的历史基因也孕育在这一时期。
9. 汉阳古城——武汉城市文化的双城并峙。距今2300年前的战国时代，在古汉阳就发生了伯牙和钟子期“高山流水识知音”的传奇故事。先秦元典如《吕氏春秋》《荀子》《韩非子》《列子》等均叙及此事，《史记》也有记载。知音文化成为武汉地区的元典文化。在隋时正式更名后，汉阳城作为当地州府治所从唐后期沿用至民国，一直是当地文化、政治、经济中心。1928年，“府城汉阳”完成其历史使命，被拆除。汉阳商贸古城从唐初兴建后就得到发展。社会的稳定和得天独厚的条件使汉阳很快成为一座人口聚集并具有商贸功能的城池，城内人口迅速增长，汉阳城及周围的户数从唐初贞观到开元数十年间，就从1517户增加到5286户，人口则由6000多人增加到数万人，唐末有近3万人。在当时人眼里，汉阳是“居杂商徒偏富庶，地多词客自风流”的商业旅游名城，被称为东南巨镇鹦鹉洲。不过，三国时击鼓骂曹、作《鹦鹉赋》的祢衡遇害处鹦鹉洲已不知所踪；唐崔颢“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诗句里的鹦鹉洲也沉入江底数百年了。唐代的汉阳古城跟武昌古城发挥的职能不同，武昌从诞生至今都是军事政治文化重镇，而汉阳，在汉口未诞生前是“武汉双城”中的商贸旅游城，其独特的汉江之北、长江以西的江汉交汇的优势使得汉阳的商业在古代非常繁华。
10. 张之洞——武汉城市之父的筚路蓝缕。督鄂18年间，张之洞在武汉的建设几乎涵盖当时所有领域，包括钢铁、兵工、纺织、造纸、剪裁、教育、农业等。张之洞筚路蓝缕，呕心沥血，“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20年间，张之洞所主导的武汉迎来了又一次城市崛起”[14] 233，其为武汉早期现代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张之洞创办的众多企业中，最负盛名的要数“汉阳造”。张之洞创办了全国规模最大的汉阳铁厂、枪炮厂，以及有名的丝麻四局，为武汉近代工业奠基，开创了武汉工业近代化。长期以来只有手工业的武汉三镇一跃而成为全国最早、最大的工业基地之一 [14] 242-243。作为中国第一家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被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亦是武汉崛起的象征。狭义的“汉阳造”指汉阳造的七·九式步枪；广义的“汉阳造”则指张之洞在汉阳创办的一系列近代军工、民用企业所生产的各类产品的总称，包括汉阳造的钢轨、铁料、枪炮、弹药等产品。如今，张之洞和汉阳造已成为武汉“敢为人先，追求卓越”城市精神的见证者和代言人。
11. 汉阳龟山——大禹治水伟业的精神遗产。汉阳区龟山东麓的晴川阁下，禹功矶矗立长江之中，与黄鹤楼所立的黄鹄矶隔江相望，“为三楚胜地，千古巨观”。足迹踏遍神州的大禹在江汉交汇的武汉留下身影和精神，疏导汉江、平治长江的事迹千百年来为武汉人民传颂，其丰功伟绩、高风亮节、博大情怀滋养着江汉大地，成为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9] 20-21。龟山南山腰建有鲁肃墓，龟山三国城再现了1800多年前的历史画卷。“江汉朝宗”系武汉最早的文化地标之一，语出《尚书·禹贡》“江汉朝宗于海”，明嘉靖年间朱衣编纂的《汉阳府志》将“江汉朝宗”列为汉阳十景之一。2014年4月，武汉用“江汉朝宗”为两江四岸新景区命名，成为全国最大城市景区。
12. 汉阳宗关——中国工业遗产的近代水厂。宗关和水厂都是汉口汉水铁桥至江汉三桥一带的泛称，宗关俗称上关，与下关汉口江汉关对称。清代在此设关收税。民国后，征税作用渐小。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汉口巨商宋伟臣等呈请创办“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重视水电公共事业，很快给予批准。既济水电公司在宗关兴建水厂，是武汉市最早的自来水厂。2018年，宗关水厂入选首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13. 硚口古田——近代民族工业的华丽转身。硚口是汉口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也是新中国的老工业基地。清末宣统年间，硚口境内的传统手工业已超过1000户，工匠超过3000人，成为武汉三镇手工业最集中的地区[15]，奠定了硚口近现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基础。硚口古田工业历经百业作坊、民族工业、红色经济三个阶段。汉口开埠，工业向汉江上游延伸，太平洋肥皂厂让太平洋成为地名；宗关既济水厂流出第一滴自来水，水厂成为集体记忆。古田地名缘于红色记忆，1967年为纪念古田会议，将原药厂路改为古田路。清时的苏恒泰油纸伞、叶开泰药业等；民国时的既济水电厂、福新第五面粉厂等；共和国时期的中国第一辆整装汽车、第一台手扶拖拉机等，代表了古田地区在武汉乃至中部地区现代工业中的重要地位[16]。1949年5月汉口解放，硚口工业获得新生，在“一五”“二五”期间，硚口迅速发展成为国家工业投入的重点区域，拥有200多家工业企业，10万产业工人，形成了古田等三大新型工业聚集区，成为华中地区重要的机电、纺织、化工基地。2015年，随着武汉有机实业公司关停最后一条生产线，古田这个曾经生产了武汉第一块肥皂、第一桶油漆的老工业区，彻底告别化工时代[17]，武汉三环内127家化工企业的外迁也圆满划上句号。未来，腾退出的土地上将崛起大武汉更具特色的生态宜居之城、商贸服务之城、产业集聚之城[17]。自强不息的品格，敢为人先的闯劲，对产品品质的极致追求，对这座城市的忠诚与责任，这些基因深深烙在古田老企业的文化里。蝶变重生后的企业，正在快速融入武汉打造的千亿产业链，它有一个新潮的名字——“汉江湾”。
14. 汉正街——我国市场经济的首批试点。汉正街历史悠久，位于汉口的繁华地带，它为武汉的历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清乾隆四年（1739年），汉正街修起条石路面。同治三年（1864年）知府钟谦钧在此主持修建了万安巷等新码头。从此，汉正街更是商贾云集，交易兴盛，市场繁荣，被称为“江湖连接，无地不通，一舟出门，万里唯意”，吸引了四方商旅，八方游客，热闹繁华，盛极一时[18]。历史上的汉正街把握着武汉早期商业的命脉。改革开放初期，汉正街曾被称为全国小商品市场第一街。2011年3月15日，汉正街市场整体搬迁至黄陂区汉口北市场。
15. 龙王庙——伟大抗洪精神的生动展现。龙王庙位于汉江与长江的交汇处的汉口岸，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是“长江三大庙”之一，龙王庙码头始建于清乾隆四年（1739年）。龙王庙因其处于长江最大支流汉江与长江“两江夹击”的中心，遂成为1998年抗洪中著名的“地标”。龙王庙大堤迎面而来的是两条巨流的滚滚波涛，大堤背后则是繁华百年、人口稠密的汉口核心区。1998年抗击长江特大洪水的战斗中，抗洪英雄们在龙王庙立下生死牌，孕育出伟大的抗洪救灾精神。“武汉1998年抗洪图”浮雕，重现了当年的抗洪场景，其中一幅画面名为“生死牌”，表现了当年负责守卫龙王庙闸口的16名勇士在“誓与大堤共存亡”的誓词下签下了“生死牌”的英勇事迹。在汉口滨江公园的另一端还有一座武汉防洪纪念碑，是为纪念抗击1954年大洪水而建。这座纪念碑建于1969年，刻有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庆祝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19]对于武汉来说，防洪纪念碑和龙王庙抗洪图浮雕，都是难以忘却的“洪水记忆”，都是城市文化传承的“抗洪精神”。
16. 汉口租界——武汉城市文化的独特异质。在武汉绚丽多彩的文化图景中，租界文化是一个重要的侧面。汉口租界，即汉口旧租界区，位于江岸区中山大道至沿江大道之间，是汉口英、俄、法、德、日、比利时等租界的统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汉口已成为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国际大都市，被称为“东方芝加哥”。这一带至今还矗立着各国风格的旧式楼房，是西方列强于19世纪至20世纪初遗留的历史建筑，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租界是一个“别样”的地方，不仅在空间位置上与汉口老城相割裂，在街区的布局、建筑的式样、城市景观风貌等方面也与汉口华界迥然不同。租界作为一种特别的文化空间在近代武汉城市文化的转型中绽放着独特的历史文化魅力，它影响甚至推动了武汉城市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嬗变。租界以异域的、现代的文化风貌为驳杂多元的武汉城市文化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调。
17. 武湖地区——新时代新四镇的长江新城。历史上的武湖，烟波浩渺，南通长江，北连滠水，是演练水军的理想之所。东汉末年，名将黄祖在此湖练武、练兵，将其命名为武湖。因这里是水陆通达长江的五通口岸，军事要冲，土地又肥美，历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此后，三国名将文聘、孙权、孙壹，东晋朱伺，南朝梁武帝，宋朝管如德，元朝伯颜，元末天完政权倪文俊，明朝开国将领、济阳郡公丁普郎，民国胡龙骧等人都曾在此湖畔练武[21]。武湖虽“因武得名”，但唐以后又成了闻名遐迩的“文湖”，文风昌盛，进士、翰林辈出。据考证，崔颢《黄鹤楼》诗末句“烟波江上使人愁”中之“烟波江”即指武湖（旧时，“武湖烟涨”为黄陂十景之一）。2017年7月17日，武汉市政府宣布，长江新城项目落子谌家矶，范围涵盖武湖、谌家矶地区，分三期推进，起步区位于谌家矶——武湖区块，占地约30到5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100平方公里，远期规划面积500平方公里，届时武汉将形成“四镇”新格局[22]。
（四）编制“百里沿江生态文化长廊和历史文化街区”规划重在保护
历届武汉市委、市政府在生态与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上都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显著成效，但也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就“百里沿江生态文化长廊和历史文化街区”规划而言，当前保护的任务大于建设。
一是相关建设规划迫切需要形成科学的完善的规划体系，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干到底，统全域、管长远。1984年至2006年的22年间，市国土规划部门曾先后四轮修编《武汉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后又编制了20多项历史文化风貌街区保护详细规划。这一系列上位规划和具体规划虽已编制，但其实施的成效还不理想，目前仍有一些历史文化街区如金口古镇等破坏严重，尚未纳入修复与规划范围。
二是规划与建设脱节。武汉当前保护的任务大于建设，规划编制任重道远。纳入名录的街区和历史建筑，由于多方面原因，有的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有的因资金问题未能得到必要修缮，有的在居民和多家单位占用共用中乱搭乱盖严重，有的因长期闲置致使其生态价值和历史价值无法体现，还有众多的历史文化资源处于“沉睡”之中尚待保护性开发和利用。另外，还有部分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尚未纳入保护范围，或保护等级不够，在“大拆大建”的发展模式冲击下，“不该拆的还在拆”，仍有可能“一拆了之”。单体建筑的修旧如旧工作，缺少专业机构的参与，设计施工的精细化水平不够，无法体现历史建筑对文化氛围及艺术水准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武汉当前保护的任务大于建设。
三是历史文化街区、片区碎片化严重，需通过合理科学的规划来引导开发与建设利用。由于缺乏顶层设计与统筹部署，区域发展无法实现市区联动。由于各区重视程度、经济实力、财政投入和规划理念不尽一致，历史文化街区、片区呈碎片化布局。如汉口历史风貌区、武昌古城、汉阳显正街区域等。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同周边环境风貌不协调不融洽，呈现出孤岛化、碎片化现象。古代、近现代和未来等时空元素尚需进一步融合。
四是旧城改造中历史街区与新建街区间“插花”严重，急需通过合理科学的规划来引导开发与建设利用。为适应现代生活及商业经济发展需要，历史街区的改造不可避免。如果原有的街巷格局、空间肌理遭到更改、破坏，街区历史风貌的原真性、完整性就大打折扣。由此而来的商业化倾向严重、传统生活断层、传统文化消亡等问题，更是给一座城市带来不可挽回的伤痛[23]。
（五）实现“百里沿江生态文化长廊和历史文化街区”规划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融合
良好生态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城市生态修复”[7]。按照武汉市委主要负责人的要求，谋划“百里沿江生态文化长廊”，要坚持生态优先，加强沿江岸线管理，严控景观视觉廊道，注重空间留白[5]。一要坚持以长江大保护为担当。谋划“百里沿江生态文化长廊”需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统领，以打造滨水生态绿城为目标，致力高质量发展，下最大决心守住绿水青山。二要彰显“亲水”与亲民的双重理念。百里沿江生态文化长廊建设的目的是让自然、城市与人之间形成亲善如水般的关系，让老百姓收获实实在在的幸福感。三要逐步展现武汉更加开放、国际化的形象。武汉独特的“两江四岸”城市格局，孕育出独具魅力的武汉江滩。如今，经过多年建设，武汉江滩已从防洪岸滩变身百里画廊，并逐步以更加开放、国际化的百里沿江生态文化长廊形象呈现。四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通过对沿途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打造集休闲娱乐、文化展示于一体的城市新空间，让城市记忆得以传承，让市民得到更多的精神文化滋养；同时注重旅游景点的包装推介，造福市民的同时吸引更多游客[24]。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2] 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 坚决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N].光明日报,2020-03-11.
[3] 郑汝可,汪甦,胡雪璇.武汉部署高水平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努力打造国际化大都市[N].长江日报,2020-07-28.
[4] 郑汝可,王雪,华智超.探索具有武汉特色的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N].长江日报,2020-06-29.
[5] 郑汝可.传承城市文化记忆 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N].长江日报,2020-08-10.
[6] 王亚欣,雷衎.重磅！武汉疫后重振三年行动规划编制完成！[N].长江日报,2020-09-11.
[7]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光明日报,2020-11-04.
[8] 蒋立青，黄师师，雷衎，等.推进长江大保护，武汉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N].长江日报，2020-09-14.
[9] 涂文学.武汉城市简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9.
[10] 胡昌民.重温中山舰祭奠和打捞修复工作[J].武汉文史资料,2019,(Z1).
[11] 华中第一大纱厂造就“湖北首富”！武汉第六棉纺织厂的前世今生[EB/OL].搜狐网,2017-08-28. https://www.sohu.com/a/167804793_810202.
[12] 罗斌辉.工业遗产改造创意园区设计研究[D].长春:长春工程学院,2018.
[13] 张素果,徐楚智.武汉钢铁公司多元发展浅析[J].企业导报,2012,(10).
[14] 皮明庥,邹进文.武汉通史.晚清卷（上）[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5.
[15] 蒋太旭,王兴华.“汉江湾”传承百年工业文明[N].长江日报,2014-01-03.
[16] 硚口民族工业博物馆昨开馆[N].武汉晚报,2011-05-29.
[17] 汪洋.汉江湾，底色由灰变绿[N].湖北日报,2015-10-22.
[18] 桑燕.汉正街还会回来吗?[J].企业观察家,2011,(12).
[19] 邵薇,柴华,宫玉聪.人民见证：我们赤诚的守望[N].解放军报,2020-05-10.
[20] 武汉清零了！英雄城市有太多美丽风景，这6个热门景点请收藏[EB/OL].搜狐网,2020-03-19. https://www.sohu.com/a/381370953_189881.
[21] 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道[EB/OL].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9%8D%E5%B7%9D%E8%A1%97%E9%81%93/7748689?fr=aladdin.
[22] 刘功虎,郑汝可.建设长江新城是武汉500年未有的大变局[N].长江日报,2017-07-19.
[23] 曾毅.巧解历史街区保护和城市更新两难命题[N].光明日报,2019-11-01.
[24] 黄师师,黄金波,廖宇智. 建设“百里沿江生态文化长廊”谋绿色福利[N].长江日报,2020-08-28.
来源：选自《决策与信息》2021年第1期
作者：储著斌（1975-），男，安徽岳西人，江汉大学法学院地方法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
责编：汪智力、编发：邓汝濛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