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何柳颖报道 推进CBDC(央行数字货币）已是各国央行“新潮流”。
国际清算银行5月发布的最新一轮CBDC调查结果显示，在参与调查的81家中央银行中，有90%的央行正在进行CBDC的相关研究。此外，有62%的央行正在进行CBDC实验或概念验证。
当地时间5月23日，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达沃斯论坛）的“央行数字货币”分论坛上，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我们可以将数字货币视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产品，并呼吁建立连接各国CBDC的公共平台。
作为一种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CBDC有何特殊性？在发行过程中，央行与私营部门应该建立怎样的关系？全球化之下，CBDC的跨境使用又如何在安全范围内实现？围绕这些问题，与会大咖们一一作了分享。
CBDC是更具稳定性的数字货币
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CBDC与其他数字货币需要区别来看。
在格奥尔基耶娃看来，目前的一些加密货币更类似于数字时代的金字塔计划，因为它们并没有实物资产的支撑,而政府支持的CBDC具备更高的稳定性。
法国央行行长弗朗索瓦·维勒罗伊·德加尔豪同样认为，加密货币并不是一种可靠的货币和支付手段。他称：“要成为一种货币，必须要有人对价值负责，但现在没有人对加密货币的价值负责，如今有人已经失去了对加密货币的信任。”
联系加密货币近期的市场表现来看，其风险特质的确十分明了。进入5月以来，比特币暴跌不止，无数投资者为之伤神。Coinmarketcap数据显示，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里，加密货币市场市值已蒸发了超5000亿美元，其中比特币下跌约24%。5月25日中午，比特币价格徘徊在30000美元左右。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室主任刘斌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区别于其他数字货币，CBDC是央行及政府当局发行的，并由其信用背书，相当于央行负债，这是CBDC的天然优势。从表现来看，目前CBDC和纸币是1:1兑换，价值比较稳定，不会出现类似以上这种情况的价格剧烈波动。”
值得注意的是，在多国央行的CBDC设计中，私营部门的角色依然重要。比如日本央行就在报告中明确，即使央行发行零售型的CBDC，仍宜维持中央银行和私营部门的两级支付和结算制度，等同于日本的CBDC将通过中介机构间接发行。
论坛上，德加尔豪也一再提及，CBDC领域的公私合作十分重要。他认为：“信任来自于央行，而技术创新更多来自于私营部门，这是一种合作关系，几十年来，在确保资金和组织支付系统方面，一直存在这种合作关系。”
根据刘斌的观察，从全球来看，目前各个国家设计的CBDC运营模式基本都是“双层”运营模式。
“央行不太可能会直接面向公众去发行数字货币，若由央行承担，它的管理责任、反洗钱等各方面压力会非常重，所以都是倾向于和私人部门进行合作。在国外，私营部门指代的可能包括商业银行、电信运营商、技术供应商等合作伙伴；国内而言，主要以商业银行为主。无论何种组合，双层运营模式其实都是为了不破坏原来的货币分发体系。”刘斌表示。
中国积极参与CBDC跨境试点
论坛上，格奥尔基耶娃着重强调，CBDC的重点在于互操作性，即不同的CBDC如何相互联系的问题。她认为，我们可以将数字货币视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产品，并呼吁建立起连接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的公共平台。
目前来看，这依然是一大难题。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曾言，如果发展CBDC，很多国家都会有各自的CBDC，都是以本国货币为基础，在使用过程中会有不同的规矩，这种情况下，数字货币跨境使用的互操作性是很复杂的。
挑战之下，相关探索也已经展开。比如，在2019 年，为测试 CBDC 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泰国央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联合启动了⼀个名为 Inthanon-LionRock 的项⽬，经过三年的发展，该项目已更名为 mBridge(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 ，参与方也从原来的两方扩容至四方，CBDC跨境支付的研究队伍新增了中国央行及阿联酋央行两员。
值得一提的是，在普华永道(PwC)今年发布的《全球央行数字货币与稳定币指数报告(2022)》中，这一项目在批发型 CBDC指数中排名全球首位。
从自身经验出发，泰国央行行长塞塔普就CBDC特别是批发型CBDC的跨境使用指出了三大要点：一，技术层面上，区块链的特质是透明开放，但当涉及到交易匿名性的时候，其计算问题会受到影响；二，可编程性。这要求我们提前设置好所有条件，设计出“聪明的合约”以使其可以自动执行（应对各种情况），但这非常难，比如谁也无法预料到对俄制裁的发生；第三，风险管理设计。“我认为人们在谈论CBDC的很多风险的时候，不能一概而论，这其实取决于我们如何设计它，比如说设计一个两层体系来避免隐私暴露的问题”。
在刘斌看来，数字货币的跨境使用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首先，技术上要求具备跨境的或者全球性的基础设施，其次，法律法规标准如何界定或统一，比如反洗钱等内容都需要协商一致；另外，个人账户跨境过程中的身份问题、信用问题如何厘清，这里可能需要具体的对接。”
他向记者指出，中国人民银行其实正在积极参与构建数字货币跨境的试点平台，除了上文提及的 mCBDC Bridge之外,二十国集团（G20）的“数字货币”方案中国也是积极响应。
“从国际竞争来看，目前多个国家都在操作标准以及监管框架方面努力，希望能够形成自己的一套体系，未来可能还是会涉及到数字货币竞争或者说货币竞争主导权的问题。”刘斌称。
零售型CBDC如何从0至1？
上述国际清算银行调查还透露了CBDC的另一个发展趋势，即当前各国央行对零售型CBDC投入了更多的关注。
调查数据显示，超过30%的央行致力于零售型CBDC的开发，近70%的央行同时对零售型和批发型CBDC进行研究，没有一家央行只关注批发型CBDC。
塞塔普在论坛上提及，近年来，泰国先后进行了批发型CBDC、跨境支付的探索，接下来泰国央行将会向零售型CBDC发起“进攻”，“我们正在考虑在今年第四季度进行一次有限的试点，当然都是测试和实验（程序）”。
区别来看，批发型CBDC基于通证（token-based)，主要面向商业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用于大额交易结算；而零售型CBDC面向所有个体和公司发行，主要用于小额零售交易。
刘斌表示，批发型CBDC在机构间的应用有国家在尝试，零售型CBDC则是目前各个国家在大力推动的一个探索。
瑞信集团董事长Axel Lehmann在论坛上表示：“在CBDC领域，批发型是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交易，是一种‘效率游戏’，比较容易理解，而零售型CBDC则体现出了商业模式的一个根本变化，它意味的是我们作为一个零售型消费者，将会在央行拥有账户。”
Axel Lehmann认为：“央行会给我们带来安全感，但挑战在于，中央银行是一个公共部门，与商业体制下的银行不同，这种情况下，零售型CBDC的利率等问题应该是怎样的？这些基本问题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刘斌同样指出，从全球来看，CBDC都是一个新鲜事物，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对于同样处于起始阶段的零售型CBDC而言，待解难题依然很多。
“使用层面，零售型涉及到用户推广的问题，包括用户消费习惯、使用粘性、运营服务体验等；法律层面，财政税收、进出口，甚至包括智能合约等不同场景下的法律法规问题，都需要在未来一一确定。”刘斌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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