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乐儿历史说
编辑|乐儿历史说
前言
一战结束后，由于西方各国对德国放松警惕，在卢加诺召开会议后，世界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而美国，在一战结束后拥有各个国家的贷款总计约100亿美元，而许多新兴科技产业发展，大量富人进行在工业领域的投资，导致美国工业总产值提升。但由于生产力过高，且社会贫富差距明显，和工业领域新兴科技的发展，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同时，生产力水平高，但购买力水平低，展现出“供大干求”的一种情况。而同时，其他国家由于要偿还大量战争贷款，导致美国的生产业、工业、服务业等等产品无法出口，导致大量货物积压在国内，再加上工薪阶层的工资增长的速度不如物价上涨的速度，总有一天会迎来崩溃--经济危机。而只要美国的股市与银行体系崩溃，大量美国贷款原地蒸发，就迎来了世界经济危机。
金融体系
雇佣惯例及职员的教育背景帮助日本各公司有长期规划，能不断扩大及征服海外市场。同样重要的还有金融体系。明治时代的各种制度创新，战后日本的金融植根于此，即银行成为“财阀”公司投资资本的主要提供者。但战后日本的金融业最终成形，则源于1927年和1940年这两个关键年份发生的事情。1927年，日本经历了一场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在很多方面都预示了1929-1931年的全球危机。首先是债券市场崩溃，从那时起，债券基本上从企业的重要财源中消失。同时，数十家实力较弱的银行破产。在出手拯救那些幸存的银行时，大藏省获得了对银行系统的直接控制权。
金融危机
1940年，大藏省利用这一控制权让金融体系处于战备状态，但战时经济给决策者带来了两个特殊挑战：将资金导向军火生产企业，但这会违背市场目的；管理好自然流失的储蓄，否则难以避免破坏性的通货膨胀。（由于武器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地销售给家庭，因此它们不能产生现金流，用来偿还为制造武器而承担的债务。）大藏省对银行系统的控制使其能够轻而易举地将信贷导向军火制造商。
但事实证明，避免破坏性的通货膨胀是一个更大的障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藏省发行债券支付军火商，让其有资金周转，并强制家庭将储蓄存入金融机构，然后要求这些机构买入债券。
通货膨胀
在战后时期，将银行信贷从一些“战略”工业（如军火制造商）转向另一些“战略”工业（如具备出口能力的公司），这是相对容易的。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同一公司，只不过改装了生产线，原来生产武器，现在生产耐用消费品。但在一个几乎没有储蓄的极度贫穷的国家，确保有足够的信贷作为开始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当面对这个问题时，即如何在国内储蓄不足的情况下，为发展提供资金，大多数国家会选择接受外国投资。邓小平在1978年是这么做的。美国在19世纪时也是这样做的，当时它在伦敦筹措资本，用以建设自己的铁路网。
邓小平
但日本决心不让外国人控制其经济的任何重要部分。最初，日本当局的这一决心得到了左倾的占领当局官员的支持。占领结束后，日本当局继续，甚至加强了排外政策。但如果一个贫穷的国家不愿意接受外国投资又想发展，它就必须节约并合理利用所能支配的每一分钱。
这就是池田勇人等天才发挥关键作用的地方。他们制定了货币和金融监管政策，将日本金融独特的结构特征整合并打造了一个信用泉源，为日本的出口巨头足够耐心地提供融资，以支持它们拓展和维持海外市场。这些政策很多都是战时金融政策的修正版：强制家庭把储蓄存入金融机构，再要求这些机构购买政府发行的金融工具。
池田勇人
家庭储蓄得到了各种可能的鼓励。一个家庭如果想拥有自己的房子，更不用说支付学费和为退休储蓄了，唯一合理的方法就是谨慎管理家庭财务和定期储蓄。大约三分之一的薪水是以半年奖金的形式发放，教导家庭主妇如何靠三分之二的收入来维持日常开销。在发放奖金的日子里，银行和邮局（本质上是大型银行，其资产分配方式受大藏省控制）纷纷推出各种优惠活动，鼓励人们把奖金存起来。利息收入不纳税，但抵押贷款的利息不会减免。
然而，在高速增长初期，家庭储蓄总额不足以为日本工业开拓海外市场所需的资本投资提供资金。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相结合填补了这一缺口。
家庭储蓄
日本银行
日本的银行分为3种。第一种包括13家所谓的“城市银行”，从战前的“财阀”银行转变而来。它们的总部位于三个主要的大都会地区（东京-横滨、大阪-京都-神户、名古屋）之一，是住友、三菱这类集团公司投资资本的主要供应者。这些银行还为大型的老牌企业提供贸易与生产的日常融资（如营运资本融资）。第二种银行指3家所谓的长期投资银行，其中最大、最负盛名的是日本兴业银行。这些银行为新日铁或日产等龙头企业提供融资，这些企业不属于任何集团公司。最后一种是60多家地区性银行，它们是各县府所在地的优秀金融机构，为当地的企业提供资金。
三菱集团
在任何发展成熟的国家银行体系中，银行有时存款超过贷款，有时则会相反。但在高速增长时期，城市银行总是存款不足。
为什么城市银行总是存款不足？银行正常的做法是尽量让资产与负债接近，以防止出现结构性短缺。但在日本，城市银行向工业提供的信贷几乎全部是短期的循环贷款，不必还本，而且可以无限期地延贷，等于不用还付。日本称这种贷款为“超额贷款”。通过日本央行提供的直接信贷，银行弥补了其存款基础与贷款总额之间的差额。
只有在紧急时刻，中央银行才会把新发放的信贷直接注入银行系统。即便在那种时候，正如美联储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推出的“量化宽松”引发的骚动表明的那样，它仍然充满争议。对于一个货币还不够“硬”的国家来说，这么做无疑是有风险的，因为这种货币还没有被接受为全球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也没有足够的国际储备来支持它的信用。
是对日本当时金融状况的一个中肯描述，至少在其高速增长的初期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央银行发放过多的信贷，通常会导致通货膨胀和货币对外价值的崩溃，因为本国的精英明白央行的意图，会迅速抛售手上的国内金融工具，转而持有国外的硬通货。
但在日本，这种策略奏效了。日本领导人一方面可以利用外部资本管制，这意味着将财富转移到国外严格来说是非法的，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社会凝聚力，使了解内情的人不会往这方面规划。即便如此，这种策略仍有风险，因为信贷并非源于流动资产产生的现金流。相反，信贷从无到有，是为了给尚不存在的资产提供融资，而这些资产最终必须产生足够的未来回报，好使为融资而发放的信贷具有可信度。
日本的精英们需要确保，凭空而来的信贷转换成的金融资产能在出口市场上产出足够水平的美元利润。这样，日本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才能维持运转。日本人自己形容这个设计是一辆自行车，必须保持运转以免翻倒。池田勇人承诺在10年内让日本的收入翻一番，因为他相信日本的政策精英能让自行车迎风挺立，飞速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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