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豆价格风波
美洲大豆进口泛滥
成为“中国粉”的老外有很多，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无疑是其中的一个。
2000年，中国GDP不到美国的1/8，斯蒂格利茨就大胆地预言：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进程的两件最深刻的事情，第一件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第二件是中国的城市化。
这两件事情是有因果关系的。
自古以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传统农业耕作靠粪尿给田地施肥，保持地力，如此年复一年不断耕种，已在地球上已持续了约3000年，养活着10亿人口。而现代农业，至今只有200年历史。
现代农业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英国工业革命到二战，在此期间，农业经历了三次革命：19世纪90年代的“机械革命”，20世纪初期的“化学革命”与20世纪前半叶的“杂交育种革命”。技术上的进步和西方列强进行的全世界拓殖，让地球人口增加到了25亿。
第二阶段从二战结束至今。二战后，美国庞大的军事工业需要转产，生产坦克大炮的企业转向生产大型农业机械，生产炸药的硝酸铵转而成为生产化肥的原料，能杀人毒气转而变成杀虫剂，在越南战场上大量使用的橙剂本来就是一种除草剂。就这样，美国率先完成了农业的现代化。由于化肥和杀虫剂都要以石油为原料，农业机械和运输工具也需要依靠石油做动力，农业成为石油应用的大户，现代农业升级成了石油农业。美国在粮食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石油热量值，超过了这些粮食所含的热量值。
20世纪60年代左右，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积极推动下，石油农业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以“绿色革命”的名义开始进行推广，推动了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许多国家粮食大量增产。今天的地球能够满载74亿人口，石油农业功不可没。
石油农业将农业变成了工业，农场变得和工厂一样追求规模效应。美国大量小农场主破产，农民数量迅速减少。石油农业造就了“1个美国农民可以养活300个美国人”的神话。中国也在发生类似的进程。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引进了不少化肥和农药的生产线，粮食生产效率迅速提高，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解放了出来。在每年人潮拥挤的春运背后，是数亿中国农民在蜂拥进城打工。从1978年到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正好翻了一倍，从18%提高到了36%。中国每年都有一两千万的人口移居城市。
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大大增加了对禽肉蛋和食用油的需求。从2001年开始，中国居民的肉类消费每年都保持5%的稳定增长，奶制品的消费增长更是高于10%。每生产1公斤鸡肉、羊肉或牛肉，就要消耗2公斤用粮食做成的饲料，猪肉则要消耗3公斤。另外，小包装油市场更是以30%的速度迅速增长。为了满足市场对饲料和食用油的需求，中国不得不大量进口大豆。
转基因大豆，到了该粉墨登场的时刻。
美国从80年代开始发动农业史上的第五次技术革命——“转基因革命”。转基因技术让人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定向地改造生物的遗传特性，创造新的生命类型。人类替代了上帝的角色，成为新的造物主。转基因大豆是种植面积最广的转基因作物，占到世界转基因作物总面积的一半。
美国的转基因技术+中国城市化的食物需求=中国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这也成了上述的斯氏理论的最佳注脚。
大豆并不是到了21世纪才引起中国人的关注。事实上，中华文明以五谷（稻、豆、麦、稷、黍）为基础，大豆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开始滋补尚在茹毛饮血的中华先民。商代甲骨文就有了关于大豆的记载。《诗经》云：“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这里的“菽”就是大豆。“大豆”一词最先见于《神农书》的《八谷生长篇》，其中载：“大豆生于槐。出于泪石云山谷中，九十日华，六十日熟，凡一百五十日成。”科学地记录了大豆的成长过程。如今，除了青海省外，我国各地均有大豆种植，是世界上大豆品种最齐全的国家。大豆营养丰富，被称为豆中之王、田中之肉、绿色的牛乳。用大豆制成的食品可以列出一长串：豆浆、豆腐、腐竹、腐乳、豆豉、酱油、豆粉、豆奶、豆芽……如果没有大豆，难以想象中国人的食谱会变成什么样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培育了大豆，大豆养育了中华民族。
大约在秦汉时期，大豆进入朝鲜和日本，随后传遍亚洲其他国家。18世纪初来到欧洲，19世纪中期开始在美国种植，20世纪初引入巴西。中国东北是大豆的原产地，也是中国大豆的主产区。中国曾经是全球第一的大豆生产和出口大国。但是，大豆在到达美洲后，成为美国、巴西和阿根廷最具市场竞争力的农产品，又回到中国来，把中国产的大豆打得落花流水。
如今，美国是全球出产大豆最多的国家，占了全球2.6亿吨转基因大豆产量的1/3。难以想象，一百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还需要从中国东北进口大量的豆油。美国大规模种植大豆的起因颇有些戏剧性。20世纪30年代，受够了中部地带连续7年的沙尘暴，美国寻找能够固土和肥土的农作物，大豆因此被选中。这么多的大豆生产出来怎么办？美国人又不会做豆腐和酱油。数千年来，牛是吃青草的，鸡是啄虫子的，可是天才的美国人却将它们变成了“长蹄子的大豆”或是“长羽毛的大豆”。禽畜都被关进了狭小的笼子里，以高能量的豆粕作为主餐，每天开心大嚼，无须运动、迅速增肥，高效率地为人类贡献肉、蛋、奶。大豆将禽畜养殖场变成了一个个大工厂。在中国大量进口大豆的背后，中国的禽畜养殖业逐步像美国一样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
美国人还意外地发现，大豆是控制世界粮食市场的最好工具。于是，一方面大力提高本国大豆产量，控制南美大豆的种植与贸易；另一方面则在全球范围内推销大豆。通过关贸总协定的谈判，美洲大豆得到免关税的待遇进入欧洲市场。下一个谈判对象，就轮到中国。
早在中美建交之前，中粮就从美国进口大豆，还曾经利用中国高蛋白大豆出口与美国高油大豆进口之间的价差为国家赚取外汇。1995年和1996年，中国大豆连续两年大量减产，需求却保持旺盛的态势，价格居高不下。国家为了弥补国产大豆的数量不足，对大豆进口实行配额管理。普通关税税率为180%，优惠税率为40%，配额内税率只有3%。但是，由于国内一些合资企业拥有独立进出口专营权，以至于一直执行的是3%的税率。这被认为是中国放开大豆进口的起始。
没有了关税保护，东北大豆就没法与美洲大豆竞争。美洲大豆是石油农业的最佳代表。大豆适合大面积种植和机械化作业，规模越大越有竞争优势。农场面积小就缺乏规模效益，在良种推广、机械作业、产品收购等各方面的成本都比较高。自由竞争让美洲的大豆农场迅速兼并和重组，只有少数最大的农场主才能够在这样的竞争中生存下来。东北农场的规模在中国算大的了，但也不过一千来亩，与动辄几千上万亩的美洲农场无法相比。巴西一半的耕地被控制在拥有1.5万亩以上耕地的大农场主手中。
大豆不是主粮，中国对大豆不像水稻那样重视，研究投入严重不足，东北大豆的出油率至少要比进口大豆低2个百分点。东北大豆的单产十几年间始终在1.8吨/公顷附近波动，远低于全球平均单产2.65吨/公顷，更不要说高达2.96吨/公顷的美国单产。而且，美洲大豆已有80%是转基因大豆，转基因大豆被植入了抗除草剂的基因，与除草剂草甘膦配合使用，可进一步降低种植成本。
东北大豆一年一熟，压榨厂只能在大豆收获季节一次采购完全年的用量，需占用较大的资金。美洲大豆则是北美和南美轮流收获，可以做到全年供货。东北大豆走铁路运输，出山海关也是大麻烦，运输成本甚至要高于美洲大豆运到中国的海洋运费。
1996年，中国首次成为大豆净进口国，当年进口量为110万吨。随后，中国大豆进口连年快速增长。2000年，中国本土产出1429万吨大豆，但同期进口大豆突破1000万吨。中国从此成为世界头号大豆进口国。
2001年，中国大豆进口达到1394吨，比上年剧增三分之一。当年5月，国务院实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04号）。农业部在次年3月又实施了关于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进口安全和标识的三个管理办法（农业部令第8、9、10号）。这四个文件对转基因产品的进口、国内销售等环节做出了不少严格限制，特别是规定了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必须获得转基因安全证书。12月11日，经过长达15年的努力，中国终于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国。美国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地位。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美国增加了大量贸易顺差，大豆进口却不增反减，如图4-1所示。受上述转基因管理条例的影响，2002年中国大豆进口较上年剧减了19%。美国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2003年，中国大豆进口突破2000万吨。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此前20年，中国还有些年份出现粮食过剩，有余粮可供出口。此后，中国持续进口大量粮食，粮食贸易逆差越来越大，离1996年制定的粮食自给率95%的红线越来越远。
图4-1 2000—2017年中国大豆进口量与增长率
2004年7月，农业部实施《关于修订农业行政许可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农业部令第38号），将上述三个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对进口农业转基因生物产品实施正常化管理。从此，美洲转基因大豆产品获得了永久性出口中国的保证。
在进口大豆泛滥的同时，中国食用油加工行业的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
大豆跌价危机
中国原有的大豆、油菜籽压榨厂，遵循生产布局与原料产地一致的原则，大豆压榨厂分布在东北、油菜籽压榨厂分布在长江流域。汹涌而来的进口大豆改变了这一生产布局。从2000年到2003年，中国沿海的江苏、山东、广东和天津等省市兴建了100多个以进口大豆为原料，日压榨能力在1千吨以上的大型油脂加工企业。以每年开工300天计算，新增年压榨能力超过3千万吨。
郭孔丰刚组建的益海集团，迅速兴建了5个大豆压榨厂。其中，秦皇岛金海、连云港益海和大海防城港三个压榨厂日压榨能力达到7千吨的巨无霸，并都在2000年内开工。除大海防城港由中粮占多数股份外，其他均由益海控股。益海从零起步，短短几年时间就力压群雄，成为中国大豆压榨行业的老大。按股份比例计算，益海、中粮和九三分别控制了700、600和500万吨的年压榨产能，居于行业前三名。
益海在建第一家大豆压榨厂的时候，有人认为一条生产线2000吨/天的规模太大，因为当时国内大多数工厂都是每天几百吨的产能，但郭老板还是坚持建立一家上规模的压榨厂。他认为，美国的人口还不到中国1/4，而几百吨的工厂在美国已失去竞争力，不能生存，那么中国这么大的市场，工厂规模应该大得多。“你比别人远看十年，就可以成功”。郭老板的远见在今天已经得到证明。如今，中国的大豆压榨厂产能一般都已达到三四千吨/天，一些工厂的产能已经超过一万吨/天，位居世界前列。
在挤占国产大豆或国产菜籽的市场的过程中，这些沿海新建油脂企业也获得了较高的利润。这是中国大豆压榨行业的一个黄金时期。豆油价格连续两年大幅上涨，2003年10月，大豆压榨利润高达1000元/吨。在这一年，中国食用油产量达到1500万吨，行业总利润达到了空前的22亿，真所谓“榨机一响，黄金万两”。整个行业一片欣欣向荣。许多厂家急剧扩大产能，预计2004年中国的大豆压榨能力将达到8400万吨。
没有人预料到，一场行业性的经济危机即将来临。
2003年8月份，美国出现冻灾，大豆未能如期播种，种植面积大幅下降。国际市场传言南美大豆也将出现大幅减产。美国农业部对大豆月度供需报告做出重大调整，将大豆库存数据调整到20多年来的最低点。另外，美国有报告称，中国豆粕需求将增长40%，豆油需求增长60%，大豆需求增长25%。供给减少、需求增加，市场普遍预期大豆要涨价。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大豆价格从最低点的2300元/吨一路上扬，预计来年将涨到4400元/吨，创下近30年来新高。市场一片恐慌。担心买不到足够多的大豆喂饱那些嗷嗷待哺的大豆压榨生产线，中国大豆压榨厂纷纷加大采购力度，在4000元/吨左右的高位价格，陆续签下了高达800万吨的大豆采购订单。
然而，北美天气转好，降雨充沛，农民及时抢种大豆。北美大豆种植面积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比去年还增加200万英亩。南美大豆和去年相比产量也没有大幅下降。更糟糕的是，2004年4、5月份，中国禽流感的暴发打击了养殖业，直接影响了国内豆粕的消费量。当年中国实际大豆压榨需求只有2800万吨，为近几年来的最低水平。加上散货的海洋运费大幅下跌，国际市场大豆价格出现大幅下滑。到2004年6月，大豆实际现货价格竟然跌到了2200元/吨，如图4-2所示。
图4-2 国际菜籽油、豆油和棕榈油价格走势（单位：美元/吨）
（数据来源：www.indeXmundi.com）
那时候，中国国内期货市场还不完善，内资厂家也没有能力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做套期保值。当大豆价格大跌时，就把这些厂家给深度套牢。中国大豆压榨厂哀声一片。一条船能装五到八万吨大豆，每吨亏2000元，一船就要损失上亿元。不少压榨厂为了扩大产能刚投了不少钱，正在负债高峰阶段。雪上加霜的是，嗅觉灵敏的商业银行对大豆榨油企业收紧银根，使很多油厂开不出信用证，资金链出现断裂。不少企业无力支付大豆货款，被迫违约。有的企业甚至连每条船大概100万美元的“洗船”（把船上装载的货物回售给供应商）费用都无钱可付。
4月18日，厦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在巴西大豆中发现包裹了种衣剂的“红豆”。种衣剂含多种农药成分，呈砖红色，用于对种子包衣，在种子播种和发芽过程中可防止病虫害的侵袭。5月10日，国家质检总局下发通知，暂停4家大豆供应商向中国出口大豆，之后又对种衣剂大豆所涉及的23家境外供应商下了封杀令。6月11日，巴西政府发布法令，要求1公斤大豆只允许含1粒不明毒性的杂质，并向中国政府保证今后不会再发生种衣剂大豆事故。6月21日，中巴大豆谈判结束，中国国家质检总局解除禁令，中国恢复进口巴西大豆。中巴大豆事件帮助国内的大豆压榨厂短暂地喘了口气。
在全行业连续数月亏损的背景下，5月16日，压榨能力占全国一半的16家大豆压榨厂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国际大豆供应商降低大豆价格，并威胁将联手减少第二季度的进口到货量，还将把下半年的大豆进口量减少一半。各工厂还相约共享库存、共渡难关。相对应的，5月20日，国际上最大的几家大豆供应商聚首北京，联合应付中国大豆压榨商的威胁。一些国际粮商起诉中国压榨厂毁约，索赔金额估计高达60亿元。
大连某集团，2003年进入中国企业500强，但没能挺过这一次大豆价格风波，被迫将旗下的东莞、湛江、南京和霸州等厂卖给国际粮商，筹建中的四川厂下马，只剩下大连厂还在勉强支撑，基本处于半停产状态。
山东日照市某压榨工厂，刚刚建好还没开工，就以4300元一吨的价位从美国进口了一船大豆。大豆船还没靠岸，就跌到了2000元。这家工厂还没开工就倒闭了。
2004年，食用油行业实现总利润3.7亿元，仅为上一年的17%。
经历了2003年中国东北豆油厂的破产潮，2004年的大豆价格风波，以及2005年豆油价格的持续低迷，中国食用油行业开始了大洗牌。2002年，油脂行业的规模企业为5169个（日处理油料能力在30吨以上）。到2005年，规模企业仅剩下1043个。这意味着80%的油企都被淘汰出局，行业集中度迅速提高。
益海抓住了这个快速发展的机会。
从2004到2005年，益海开始了又一波的快速扩张，在福建泉州、湖北武汉、湖南岳阳、江苏盐城、江苏张家港、四川广汉、广东广州和新疆昌吉新建或合作了8个工厂。加上新建于2006年6月的阿克苏工厂和12月的江苏泰州厂，益海在国内的工厂布局基本完成。益海在这一波扩张的工厂，沿海工厂规模大，重在产能，以自建为主。内陆工厂规模小，重在布局，以合作为主。益海竟然把手远远伸到了新疆，而且在北疆和南疆各设了一间油厂，不仅参与新疆的油料收购和市场拓展，还为将来进军中亚市场建立了桥头堡。
武汉新元粮油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岳阳新元粮油工业有限公司被列入益海的收购名单。这两家公司的新元商标，被益海专用于为家乐福做贴牌产品。
作为外资企业，益海有较强的品牌意识，在与国内企业合作的过程中，不断地将合作方的品牌纳入自己旗下。除了新元商标外，还有昌吉市康味缘投资有限公司的“康味缘”，山东渤海油脂工业有限公司的“口福”等。不过，这一串名单中少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鲁花。孙孟全最终还是没有答应郭孔丰希望控制鲁花品牌的要求。如果孙孟全一不小心答应了，那么今天的中国食用油市场，一定会大不一样。
食用油行业大半江山沦陷？
因不满于不少中国大豆压榨厂在大豆价格风波中的违约，嘉吉和邦吉也在这一时期收购了一些油厂，开始直接进军中国大豆压榨市场。
嘉吉是全球最大的粮食贸易和仓储商、全球最大的肉禽养殖商和美国最大的玉米饲料生产商，还是阿根廷的第一大、巴西的第二大粮食出口商。它的业务分食品、农业、金融和工业四大块，在全球70多个国家雇有15.5万名员工。嘉吉连续20多年被评为美国最大的非上市公司，很可能也是全球最大的私人控股公司。
邦吉以做粮食贸易起家，在这一点上和嘉吉、中粮相似。邦吉业务模式的特点主要在于一个“全”字。它参与到农产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包括最初的种子培育和农场经营，到中间生产环节向客户提供化肥、农药的研发及销售等增值服务，再到其后的农作物收购及加工、仓储物流、贸易分销。邦吉是巴西最大的谷物出口商，美国和阿根廷第三大粮食出口商，美国大豆产品的第二大出口商和第三大加工商。
邦吉于2000年进入中国，向中国市场供应大豆等农作物。2005年，收购三维集团位于山东日照的大豆压榨厂69%的股份。2006年，全资收购华农集团位于江苏南京的大豆压榨厂。嘉吉也在阳江、南通和东莞自建或收购了三个大豆压榨厂。至此，嘉吉与邦吉在中国分别控制了600万和100多万吨的大豆压榨年产能。阿丹米虽然进入中国大豆压榨业最早，但它只做战略投资，在中国从来都没有控制任何一家大豆压榨厂。路易达孚则来得较迟，2007年才在霸州拥有了第一家大豆压榨厂。ABCD均擅大豆的贸易与加工，至此全都进入了中国市场。
早在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布朗就在《谁来养活中国？》一文中预言，中国势必大量进口粮食，到2030年的粮食进口量预计将达到3亿吨。这么大的一个粮食进口市场，任何一个做跨国粮食贸易的大公司都不可能放过，此时正是生产布局的最好时机。
ABCD进入中国市场，引发了一个至今还在中国社会中流传着的阴谋论，说是美国农业部等机构给出虚假的减产信息诱导中国油企大量采购，然后华尔街金融炒家操纵市场将中国油企套牢，再由ABCD四大跨国粮商顺势收购破产中国油企，进而掌控中国食用油行业……
不仅是大豆，其实所有农产品的价格，都像股票的价格一样，任何人都不可能给出准确的预测。例如，2003年底，当美国农民看到次年的大豆期货价格高涨，他们就猛种大豆，反而让大豆价格大跌。这种人为因素的影响，是无规律可循的。农产品价格的大幅跌宕起伏，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纵观过去十多年的大豆价格走势，我们会看到，与2008年和2012年的大豆价格大波动相比，2004年的大豆价格变动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前奏。如果说前者形成了两座高大的山峰，那么后者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丘陵。难道每次的大豆价格大波动，都要怪到国际金融资本的头上吗？
在历史上，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和纽约华尔街的投机者们从来就恶名昭著。早在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就愤怒谴责拿战争胜负进行黄金赌博的华尔街那帮人，“我希望他们每一个人那恶魔般的脑袋都挨上枪子儿。”结局我们都知道，挨枪子的不是投机者们，而是林肯总统自己。林肯身中六弹，成为第一个被刺杀身亡的美国总统。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至今已有170年历史。华尔街从防御印弟安人的墙（WALL）后规划出道路，到今年正好333年。看样子它们都还将好端端地继续长寿下去。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中，投机者在一次囤积居奇或者空头交易中赚取的钱财，比大多数农场主一生中所赚取的钱财还要多。一直以来，很多人认为，投机交易加剧了农产品价格波动，让不少农场主蒙受惨重的损失。“耕种土地的古老而高尚的职业，正在蒙受那些老于世故的城里人的羞辱。”（《贪婪的智慧——从为人不齿到受人尊敬的投机史》第19页，查尔斯·R盖斯特，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但真的是这样吗？
大宗农产品为什么离不开期货交易？这是因为，农产品与工业品不同，谁也不知道，在几个月的种植期内，农作物会因为天气或其他什么因素使得最终是丰收还是歉收，价格会有怎样的变化。不论是从前的粮贩子、磨坊主，还是今天的粮食贸易与加工企业，都不喜欢面对一个不确定的市场。为了迎合他们规避风险的需求，期货市场诞生了。许多偏好风险的投机商进入市场，对未来的价格进行预期和炒作，从而形成有效的市场价格指引。
比方说，我打算在6个月后买入1万吨大豆，期货市场显示有人愿意在6个月后以每吨3000元的价格购买，我就可以放心地与农民签订合同，约好在6个月后以3000元的价格买入这1万吨大豆。同时，我在期货市场上以同样的价格和数量，约好在6个月后卖掉这批大豆。到了6个月后，如果大豆价格跌到每吨2000元了，我在现货市场上会亏损1千万元，但我同时在期货市场上能赚到1千万元，两相抵消，我就规避掉了价格波动的风险。
在这个过程中，价格波动的风险就由那些投机商承担了。只要是投机交易，有人赚就有人亏，高收益伴随的一定是高风险。如果只看到这些投机商通过价格的炒作来赚钱，而不看到他们所承担的风险，以及给市场提供的价格指引，那是不公平的。价格是一个非常市场化的东西，仅仅因为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位于美国，就认为“南美产大豆、中国买大豆、美国定价格”，那是很荒唐的。
所谓的“中国食用油行业的大半江山沦陷”说法，谬传甚广，流毒至今。溯其源头，这一说法的出处是，“跨国粮商在中国97家大型油脂企业中的64家企业参股控股”，由此计算出“大半”的比例（64/97*100%=66%）。事实上，外商独资或控制股权比例超过50%的大型油企，仅20家左右，其中10多家都隶属于侨资的益海嘉里系。其他40多家都仅是参股，中粮和鲁花就占了10多家。我盘点了一下自己所炒的股票，兴奋地发现有数家金融、地产公司都已“沦陷”于我的手中。我大可不必再为这本书稿辛苦码字，应该去对“沦陷”于我手中的公司指点江山？从国家政策的角度出发，如果把外资进入中国各行业就视为中国产业在“沦陷”的过程，则相当于否定了中国整个改革开放和大力引入外资的政策，这是非常危险、也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说法。
依据中国粮油学会的统计，中国油料处理能力（包括大豆、菜籽和花生等的压榨加工能力），外资企业所占比例最高的2008年，也不过才29%。此后该比例不断下降，到2014年仅为23%。中国食用油行业不仅没有“沦陷”，还“壮得很”。经过2004—2006年的市场洗牌，中国食用油行业开始分享中国经济繁荣和高速城市化带来的巨大市场增长。2007年，中国食用油行业的总销售收入达到2554亿，利润首次突破百亿大关，达到105亿，差不多5倍于大豆价格风波前的2003年。2014年的销售收入和利润更是分别暴增至2.5万亿元和635亿元。
没有开放就没有竞争力。中国食用油行业的深度开放，带来的结果是内资企业拥有了国际一流的竞争能力。在中国食用油行业中，实际占据大半江山的一直是民企。2008年，是民企在中国油料加工能力中所占份额最低的时候，但也占了58%的比例，到2014年则增长到65%。另外，国企保持在12%左右的比例。中国民营企业最不怕的就是市场竞争。许多大型跨国公司的产品，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市场，要么是第一，要么是第二，但是在中国就做不到，因为中国民营企业更有竞争力。只有与狼共舞，才有可能把狼打败。
关于油料处理能力，民企占绝对优势的是国产油料，如菜籽、花生等的加工，在进口油料上只能占到4成多的比例。国企的主要优势则在进口大豆压榨领域。中粮、九三和中储粮的大豆压榨产能，并不逊于益海嘉里、嘉吉、邦吉和路易达孚等外资巨头。
对于大豆压榨行业，只要做好两项工作，就足以规避任何价格波动风险：一是快进快出，让库存尽可能接近于零。即使买到了高价大豆，只要及时加工并将高价豆油和豆粕库存出清就没有风险。二是期货市场套期保值，通过在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对冲交易来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在2004年大豆价格风波之后，这两项工作已经是市场现有大豆压榨厂的基本标配。
2004年大豆价格风波，是中国在市场经济尚未成熟的时候才会遇到的挫折。这样的事情，将来再也不可能发生。2008年、2012年乃至未来，再发生比2004年大得多的价格波动，也不足以动摇中国食用油行业的根基。
2004年10月，中粮走马换将，郭孔丰迎来了他在中国市场上唯一够分量的竞争对手，他就是有“中国摩根”之称的宁高宁。此前主政华润时，宁高宁一手打造的雪花啤酒声名鹊起，为雪花啤酒跃居中国乃至世界第一奠定了基础。或许他能够在食用油领域复制雪花啤酒的成功经验？
在2004年惊心动魄的大豆价格风波的同时，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正在小包装油市场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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