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文江
建中兄著作等身，我读过其中两种，深有感怀：一、《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沈建中编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二、新出版的《北山楼金石遗迹》（《北山楼藏碑见知辑目》等三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前者常在手边，时有摩挲；后者刚拿到书，纸墨犹香，展卷观赏，灿烂夺目。两书都是极见功夫的厚重之作，编著者花费了绝大的力气，后来人难以绕过。作为当年从学者中的一员，我以前对先生的认知，只是个人接触的单一角度。读了建中兄的书，对先生一生的成就和性情，才有了比较完整的理解。先生的治学，范围广泛，而且几经变化，初学者难以望其涯涘。今试从先生的名号和晚年自述的“四窗”入手，以辨识其学问和性情的大体方向。
施蛰存先生的名号，主要如下：学名德普，名舍，字蛰存。号梅影轩主、碧桃花诗室主、蛰庵、无相居士、北山（《编年事录》，1页）。由此衍生数十个笔名，大都以此为纲领。试分疏如下：
学名德普，名舍，字蛰存。语出《易经》乾卦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象》曰：“见龙在田，德施普也。”又《文言》曰：“见龙在田，时舍也。”取名者为先生的父亲，根据《编年事录》引来访者文，先生自述：“这个名字判定了我一生的行为准则：蛰以图存。”（同上，2页）
先生出生于1905年12月1日，农历乙巳年十一月初五。生肖蛇，故取象龙，过去之人，常以属蛇为小龙。乾卦六爻有六龙，排行二，故取九二。《易》九五天而九二地，“蛇是地上的龙”（同上，2页），故取乾九二爻辞。学名德普，取九二《象》，隐含“施”姓。名舍，取《文言》九二，为存身之所。
蛰存，取《系辞下》：“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信即伸，蛰即屈，虞翻注：“蛰，潜藏也，龙潜而蛇藏。阴息初，巽为蛇。阳息初，震为龙。十月坤成，十一月复生。姤巽在下，龙蛇俱蛰。初坤为身。故龙蛇之蛰，以存身也。”不仅对应蛇年，而且对应十一月。于姓、名、字皆完全相应，可见取名者旧学修养之深。后来观之，此姓名的取象，暗合先生一生的发展，不能说没有神奇的成分。
于《系辞下》荀爽又注：“以喻阴阳气屈以求信也。”侯果注：“不屈则不信，不蛰则无存，则屈蛰相感而后利生矣。”亦即应时而变，入冬存身，启春惊蛰，以致用于人世，要在《象》的“时”字。于“时”的体认，尚不在趋吉避凶，而是人的一生，“总是要做点事的”（1940年4月21日杨刚致施先生函，《编年事录》，443页）。此语低调而坚定，先生晚年常言，既是那一代学人的风骨，也是“德施普也”的内在要求。
继续看其他的名号：蛰庵，直接由名字化出。而无相居士，用《金刚经》“无我相，无人相”，于名字似乎无关，而仔细体会，依然有内在联系。无相者，不住于相。先生的学问，有着多方面的成就，并不停留在某一领域，相应此名号。于生活而言，他一生多遇坎坷而识见通透，与人交谈，往往流露清澈的洞见，也相应此名号。先生早年曾涉猎佛经，比如在1933年读《佛本行经》，亦即《佛本行赞》（《编年事录》，233页）。晚年在信中说，“现在我改名‘舍’即‘啥’。‘施，啥也’，我只有给别人东西，没有取别人东西。”（《编年事录》，2页）“施，啥也”，“啥”疑当作“捨”。古语“舍”（《说文》亼部）“捨”（《说文》手部）为两字，含义不同，到现代简化成一字。此处或为辨认字迹之失，若以沪方言说话，“啥”“捨”音近，听者也容易致误。以佛学观之，“施，捨也”，亦即布施。《金刚经》云：“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与《周易》 “德施普也”一致。
梅影轩主、碧桃花诗室主，为先生中学时代所拟，后来不再使用。梅冬而桃春，为先生少年时的文艺之心，引导他走上文学道路。这两个号，或对应他的小说诗文创作。小说集中在早期十年（1926—1936），初试笔，才气发扬，为世所惊艳。而诗文则延续一生，晚年的《浮生杂咏》八十首，深沉隽永。辍笔未写的二十年“可喜、可哀、可惊、可笑之事”（《附记》），或暗用《老残游记二编》序言，五十年间“可惊、可喜、可歌、可泣之事”。
使用时间最长的笔名是北山，书斋也因此被称为北山楼。2011—2012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施蛰存全集》（不是先生作品的全部），此书共十卷，而冠名“北山”者，竟然有四种八册之多，占据绝对多数。此号既是先生实际生活的写照，也是他性情和思想的表现。
“北山”典取南朝孔稚珪的《北山移文》，文意是讽刺伪隐士，相应先生性情的洁身自好，志趣高远。二十世纪的中国，各种各样的风波不断，有很多后来遭遇不公待遇之人，自己早年也曾以不公待人。自始至终保持清白的只有少数，先生应该是其中之一。以“北山”为号，并非志在居隐，先生根本上是入世的，积极地做了很多事。当年老友邵洵美落难时，先生曾仗义资助。此事先生从未言及，后来还是从邵的女儿口中说出的（《编年事录》，793页）。
具体取号北山，来自抗战时期，先生任教于厦门大学。学校坐落北山脚下，因以为号。回上海以后，在动乱的十年中，他居住于向北的小屋，而此时的北山楼，是在阳台上搭建的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屋，多年积累收藏的碑帖即存放其中。而真正对应北山之学的，应该就是北窗，这就涉及流传甚广的“四窗”之说。
“四窗”之说，最初来自偶然的机缘，1984年先生出院后，在会客闲聊时即兴说起。先生原先的作息一直在朝北的亭子间，工作、会客常常就坐在抽水马桶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落实政策，才重新搬回原来的南间，那里是落地长窗，敞亮了很多。“四窗”的说法新颖可人，后来为报纸记者采用发表（1985年11月5日《书讯报》，葛昆元《“我一生开了四扇窗子”——访华东师大中文系施蛰存教授》，《编年事录》，1166页），不久流传开来，成为先生一生成就的简要概括。然而，根据建中兄的提示，社会上流行的版本，还不是先生的原话。
流传的“四窗”之说，大致为东窗新文学创作，南窗古典文学研究，西窗外国文学翻译，以及北窗金石碑版考释。而先生比较确切的原话，可以参考丁言昭的记录：“我的文学生活共有四个方面，特用四面窗来比喻：东窗指的是东方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西窗指的是西洋文学的翻译工作，南窗是指文艺创作。我是南方人，创作中有楚文化的传统，故称南窗。还有，近几十年来我其他事情干不成，把兴趣转到金石碑版，这就又开出一面北窗，它是冷门学问。”（1988年7月16日，香港《大公报》，丁言昭《北山楼头“四面窗”——访施蛰存》，《编年事录》，1251页）
对比两种说法的不同，主要是东窗和南窗的易位。我理解先生的原意，东窗和西窗是中国（包括东方）和西洋的对比。南窗为创作性的发散，也暗指南方人；北窗为保存古物的收敛，也象征冷门。而流行说法以南窗为东窗，关注的是最初的文学起步。施先生早年的创作，由诗而小说，写出《将军底头》《石秀》《鸠摩罗什》等一系列佳作，影响于时。以此为起始点，也顺理成章。
若东若南，虽然有误读，似不必纠正。先生未认可此说，然而以他的豁达，或当一笑置之，不以为忤吧。建中兄“代前言”提及（《北山楼金石遗迹》一，14页），当年《北山谈艺录》印行时，最初样书的封面，将先生名字中的“蛰”误印为“蜇”，出版者大惊道歉，立即换封面改正。先生却不以为意，觉得太浪费了。庄生云，“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应帝王》），名字写错都无妨，“四窗”本来带有戏言的成分，误传又有什么要紧？先生一生被人误传的事例还少吗？
而北窗之学的搜集整理，最初来自兴趣爱好，以后出于不得已（“近几十年来其他事情干不成”），终于成为学问的归宿。建中兄《北山楼金石遗迹》的附录有八种，可见北窗之学的形成过程，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关连。尤其是附录八，提及《施蛰存集古文录》的选编设想，若完成将有十二卷之多，更见此学的深邃和广大。而北窗与北山或北山楼，在时间上、空间上乃至性情上，形成了奇妙的对应。
两说之异同，还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先生原话中提到东方文化，可见他的视野所及，并不仅仅关注中国古典文学，有着更广阔的内容。在二十世纪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是学术界的主要潮流之一，先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在先生的姓名中，包含“德普”和“蛰存”。“蛰存”已行而“德普”未显，不能不说跟时代有关，《易》九二毕竟还有“天下文明”呵，当关注更深远的指向。而南窗之学，与楚文化传统的对应，值得深入挖掘。至于“西窗”的内容，在目前的《全集》中还没有展示，将来如何安排？先生译述西学，几经曲折，对其中的起伏变化如何认识？也需要周到的考虑。
四窗之说，还不能完全概括先生的主要成就。除了可以作为海派文化的代表以外，他至少还有一重身份，就是一生所从事的编辑事业。先生早年以主编《现代》杂志而闻名，影响文学的潮流。晚年编辑《词学》丛刊，以及《外国独幕剧选》，也推动文化的发展。在指导学生就业时，他往往推荐编辑出版方向。由于先生的引领，有好几位学生去了出版社，作出了杰出的成绩。而建中兄自居先生的“学徒”（《北山楼金石遗迹》一，“代前言”），主要的贡献也在编书。我当年毕业时，先生希望我从事编辑工作，只是由于阴差阳错的种种机缘，我走上了另外的道路。
说到自己，师恩难忘，前言往行，点点滴滴在心头。在毕业离校前，施先生对我谈起过两点：一、写文章，应该从小文章写起。二、一个人的主要社会关系，不应该在自己的工作单位内。这应该是先生人生经验的总结，我虽然没有做到，但至今时常想起，回味其中的意思。在毕业后一段时间内，每次见到先生，先生喊着我的名字，说，你写的东西呢？拿来给我看看。先生逝世已二十年，话音依然在耳边，是鼓励，是鞭策，警示我不敢懈怠。（张文江）
来源：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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