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业未来发展的新突破口在于国际业务拓展，其主要渠道包括跨境资产配置、跨境投融资业务和境外家族信托。
一、 引言
信托是以信用委托性质为基础以维持信义义务為主旨的一种经济行为。早期表现为道德行为，源于产生的利益冲突需用道德规范加以调整，而实质则是基于英美衡平法原则而产生的一种财产转移和管理设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信托是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并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由定义可知，信托是当事人之间的一种信用关系，分割了财产的管理属性和利益属性，既可视为一种契约行为，也可视为一种财产转移行为，而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既非债权债务关系，也非股权投资关系。对于立法者为人类提供的“托付”之选择方式，信托是“他律”“他益”“他为”的最优法律模式。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资产管理行业进入混业经营的“大资管”时代。信托公司过去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下的全牌照优势不复存在，同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的关系也由“X+信托”的合作模式转变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模式，行业竞争加剧，挤压了信托业的市场占有率。过去我国信托业的迅猛发展除了牌照优势，还主要基于利率管制带来的政策红利。2013年7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而由金融机构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之后伴随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入，信托公司传统业务式微，转型日渐迫切。
在全球信托业务主体多元化，业务边界日益扩张，我国宏观经济内生性收敛的条件下，国际业务拓展成为信托公司转型的突破口。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国内高净值群体规模日益壮大。大资管背景下，伴随国内阶段性“资产荒”的倒逼，同时为了移民、子女留学、资产保值增值等目的，高净值群体迫切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产以及财富跨境管理。信托公司国际业务拓展的关键在于如何利用募集资金，借力全球市场的丰富投资物和金融工具，打造满足目标客户日益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财富管理产品和投资顾问服务。
海外信托具有节税效应和信息保密的特点，信托公司应逐步完善产品线，合理利用海外业务分散投资风险。信托业发展还与税制激励、法律成熟度、金融混业经营程度等一系列制度背景相关，而我国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不健全，投资渠道受限，亟需在全球范围内合理配置资金、技术及战略资源，加快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稳步推进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改革，构建起信托国际业务条块清晰、管控有序、激励相容、治理科学的立体化发展架构。
二、 拓展国际业务的主要渠道
近几年，国际业务逐渐成为信托公司转型的突破口。当前市场环境下，人民币汇率变动，境内资金的跨境配置需求，境外投资策略的丰富，监管政策的逐步放开，均有利于信托公司对国际业务板块进行布局。多家信托公司正积极获取国际业务牌照，加速建设国际业务平台，并组建境外子公司。布局策略方面，起步阶段，应依托境内主体开展国际业务，并以通道业务和委托管理业务为主；发展阶段，应尝试设立境外分支机构和境外业务平台；成熟阶段，应分别发挥境内分支与境外分支在资金、资产、客户上的相对优势，打通境内外资产的双向配置渠道。信托公司应通过跨境资产配置、跨境投融资、境外家族信托等渠道，扩展业务空间，顺应全球周期，扩大品牌影响。
1、跨境资产配置
由资产组合理论可知，丰富业务品种、降低资产配置关联度可以减少风险，在不同国家间进行资产配置可改善风险收益比。
海外资产配置方式主要包括股权投资、对冲基金、汇率投资、投资性房地产、固定收益类产品等。其中，股权投资追求高风险高收益，主要针对非公开市场；对冲基金与传统的股票、债券关联性较小，能有效降低投资组合的波动率；外汇市场是当今全球体量最大的交易市场，日均交易额超过5万亿美元，汇率投资杠杆比率较大，但风险可控，操作灵活，24小时不间断交易；海外房地产可以投资REITs，这是一种风险较低，透明度高且税收优惠的投资工具；固定收益类产品则包括国债、企业债、债券型基金等波动性低且回报稳定的投资品。由于信托客户的风险偏好趋于保守，固定收益类标的仍是海外投资产品的重点配置对象。
从地域来看，香港作为外部投资首选地的重要性有所下降，资金更多流向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以及泰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从币种选择来看，人民币已成为我国国际收支中第二大跨境支付货币，应保持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推进人民币作为资产配置币种的吸引力。当前，在汇率贬值预期升温的条件下，境内资金面宽松，流动性宽裕，基准利率带动金融市场整体收益率下滑，境内资金境外配置的需求大幅增加，并导致宏观层面的跨境资本流动逆转，以及微观层面的企业海外并购数量攀升。
QDII是国内投资者投资海外市场的最主要通道。信托公司海外资产配置的发展初期，提供通道服务是较为稳妥的方式。跨境通道业务是在外汇资本管制背景下衍生出来的信托同业合作业务，其主要服务于境外股票IPO或者定增，也参与跨境并购。当前环境下，投资者如果自行换汇进行权益类投资往往伴随高企的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而QDII产品申购赎回均较为简便，交易成本也较低。
QDII产品可细分为银行系QDII、保险系QDII、、基金系QDII、信托系QDII等，其投资标的主要为股票、基金、票据、海外私募债、中资美元债等标准化证券产品，并逐渐扩展到股权投资等非标产品。信托虽然是QDII市场的后来者，却凭借信托制度在财产独立、风险隔离、私密性及灵活性方面的独特优势，可满足投资者个性化及多元化的资产配置需求。上海信托是我国最早发行QDII产品的信托公司。信托QDII产品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更高，在较长的封闭期内可以规避周期性风险。通过开展QDII业务，信托公司为境内高净值客户提供境外投资通道和高附加值服务，并获得经济轮动投资回报。截至2018年第1季度末，信托业QDII获批额度明显不足，仅有423.16亿元，仅占信托资产总额的0.17％。
通道业务是我国外汇管制下的政策红利，不具有可持续性。2017年银监会下发《关于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大大约束了银信通道业务，而2018年4月27日正式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即资管新规），也重点提出规范通道业务。规范银信通道业务主要是针对银行的跨表、出表、调表需求进行限制。信托业中通道业务占比达70％左右，2018年通道业务收缩对信托规模将产生明显负面影响，并提高信托通道費率。此外，券商正以超低通道费等策略挤占信托市场，而通道型银信合作单一资金信托正在被银证合作和银基合作所取代。
跨境资产配置能力是信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信托公司未来应增加资产配置的多元化，并有效提高管理人的自主管理能力。2016年，全国共有13家信托公司获批受托境外理财业务资格，2017年达到22家。中诚信托是目前唯一一家拥有跨境业务全牌照的信托公司。跨境资产配置需要成熟完善的管理运作体系，经验丰富的投资团队，专业化的业务管理信息系统以及制度流程内控系统。在大类资产配置的基础上，信托公司需采取量化投资在内的投资策略，构建低风险投资组合，为投资者提供收益稳健、差异化明显、配置优势突出的信托产品，捕捉跨境高收益债券、避险资产组合、另类投资等投资机会。未来几年，现金和欧美海外成熟资产将是国内投资者资产配置的重点。
2、跨境投融资业务
信托海外业务投资渠道主要包括QDII、QDLP、QDIE、沪港通、内保外贷、自贸区跨境直投、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等，而海外融资入境渠道包括QFII、RQFII和QFLP等。我国信托公司跨境融资归外汇局管理，采取备案制。境内外资金通过银行间外汇市场、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实现双向流动，并主要集中于银行间短期资金的流入与流出。信托公司可通过在香港设立子公司，然后以此为主体向境外各资金方直接融资。尽管可能导致系统风险上升，信托公司仍可以通过增加杠杆来改善短期利润。为建立评估要素准确，运作模式成熟，风险控制透明的海外融资方式，2016年5月，央行启动新的跨境融资审慎管理模式。
信托公司开展海外投融资业务，应尝试设立海外子公司、收购境外金融牌照等途径，探索境外金融股权投资的战略性机会，促进境内外资源的有效融合，以信托动力嫁接全球资源。在境外承保项目时，可利用信托贷款结构的项目融资方式，选择股权分红式或契约分红式投资来规避风险。投资方面，我国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构成包括新增股权、当期收益再投资、债务工具投资等。
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超越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截止2017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1 200.8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1 310.4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超过一半流向香港，其余主要流向美国、英属维尔京群岛、英属开曼群岛、澳大利亚、卢森堡等国。据《2017全球财富报告》指出，2016年全球离岸财富增速为3.7％，瑞士仍是最大的离岸中心，占全球离岸资产的24％，香港和新加坡则是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离岸中心，原因在于其是亚太客户首选的离岸中心以及亚太区经济增长可期。2017年末，亚洲超级富豪的人数超越欧洲，仅次于北美。后危机时代，中国上市公司应瞄准海外资产估值相对较低，存在市值上升潜力的公司，通过设立自身分支机构和海外并购整合来寻求新的增长机会。
3. 境外家族信托
家族信托是家族资产长期规划，实现风险隔离，管控家族企业，锁定家族股权的主要金融工具，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家族财富管理方式。家族信托具有操作复杂性及服务定制化等特点，其目的是使家族财富永续传承、保值增值、资产转移、合法节税。对一些家族企业来说，如何保障家族资产安全，缓释财富传承的焦虑，确保家族成员后续的生活质量，是我国高净值群体的关注要点。
根据《2017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我国私人财富市场规模十年增长5倍，高净值群体十年翻3番。2016年，可投资1 000万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士数量达到158万人，2017年底约为187万人。另据《2017全球财富报告》，2016年中国私人财富出现最大幅度的相对增长和绝对增长，私人财富规模位列亚太区第一，世界第二。据统计，自2006年以来，中国贡献了全球金融资产的30％，中国大陆人均金融资产净值则从2000年的全球第40位上升至2016年的第27位，达12 765欧元。中国高净值家庭数量自2007年开始一直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2013年至2016年复合增速达22.2％，截止2016年末，中国高净值家庭数量为237万户，预计未来四年复合增速为13％，至2020年达到388万户。
近几年，国内资本市场大幅波动，在经历A股过山车式的暴涨暴跌之后，高净值群体避险情绪逐渐升温，从追求主动收益转向被动安全。境外家族信托具有结构性担保功能，类似于金融服务平台，可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各类业务，属于单体溢价较高的精品定制服务，需要系统化、类型化、本土化的法律法规来维系。我国现已将征收遗产税提上日程，而境外家族信托则具有明显的节税效应，还可保护客户隐私。2012年，中国平安银行发行国内第一款家族信托产品。
2017年则是家族信托快速增长的一年，开展家族信托业务的信托公司达到近30家，成为信托公司展示回归信托本源及主动管理型业务的落脚点。多家信托公司成立家族办公室，推出定制化及标准化家族信托产品。当前我国家族信托种类多为资金型家族信托以及保险金信托，而在家族信托的构架下还可有效嵌入慈善信托。随着家族信托产品门槛日益降低，目标客户也日趋多元化。在拓展业务规模时，信托公司应审慎安排境外家族信托产业链的上下游，明晰产权登记细则，完善创设环境，促进境外家族信托业务的有序扩张。
三、 总结
我国金融“四业”主要包括创造信用货币的银行业、作为融资中介的证券业、作为经济补偿的保险业和代客理财的信托业。作为一种兼具资金募集优势和资金运用灵活性的合规金融安排，信托可通过多种方式获取安全边际高的相对收益。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披露数据，截止2018年第1季度末，全国68家信托公司受托资产达25.61万亿元。按照资产来源划分，可分为集合资金信托、单一资金信托和管理财产信托，其占比分别为38.73％、45.54％、15.73％。按照功能分类可分为融资类信托、投资类信托和事务管理类信托，其占比分别为17.28％、23.60％、59.12％。68家信托公司固有资产达6 682.28亿元，利润总额达167.67亿元。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推进，信托业务将逐步在QFLP、QDIE、土地流转类信托、跨境人民币贷款、境外人民币放款等各项创新热点领域寻求突破。
当前国内“资产荒”导致高收益优质资产日渐稀缺，大量资金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标的，以海外业务为先导的国际化战略布局成为信托业转型以及缓释风险的关键。海外业务多为资本市场业务，信托公司尤其要注意确认企业运行模式，符合行业发展周期，明晰投资标的估值方式，确定特定行业的风控要点。
信托公司还应增强资产定价能力和交易撮合能力，从杠杆融资、负债管理以及综合融资解决方案等领域寻求突破。财富管理业务的国际化应以国际金融中心为区域布局重点，以境内家族信托和离岸家族信托作为基础，借助完善的产品线、资产配置能力和品牌声誉来吸引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的国际化应以金融机构的主动管理能力为主，丰富投资品种、创新交易结构、发展跨境收益交互产品，借助并购形式实现区域扩张。
中国已经是亚洲最大海外投资国，人民币也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而中国制造业产值已经达到美日德三国总和，过度产能需要在国际市场消化。截止2017年末，中国财富管理市场规模已经超过150万亿元，但由于资本项下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海外资产配比仍处于较低水平。回顾信托公司国际业务发展路径，2016年可视为信托公司海外投资元年。信托公司国际业务拓展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盲目扩张、制度障碍、文化冲突、运营模式空缺、区域扩张路径失误、缺乏汇率对冲工具等。
信托公司应在充分考虑国际化动因和自身资源禀赋基础上，遵从国际金融秩序和市场规则，加强投研和信息系统化建设，培养储备精通国际业务的人才，竖立开放包容和收益共享的合作理念。信托公司还应依据资产价值洼地和区域增长红利等主线尋找业务机会，打造海外业务产业链和生态链，并塑造行业品牌及声誉。在人民币国际化客观需要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带动效应下，信托公司布局海外业务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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