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工力量专栏作者 陈辰】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很快改天换地：赌场、烟馆和舞厅的霓虹灯不再闪烁，外国游客、资本家和冒险家大量减少，同时俭朴“大公”的社会风气开始形成。
这让以往一些既得利益者十分痛心。其中，部分外国资本家在卷铺盖时，心中不免愤懑：共产党在军事上可以得100分，政治上可以得60分，经济管理上就是个零蛋。
当新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机制正在改变一切同时，香港在国际舞台的地位迅速凸显，不仅变成为中外交流的集散地，也吸引着一众新旧资本，并承接了上海滩的昔日“余晖”。
1950年3月，汇丰银行总经理摩尔斯在股东大会上说：“ 灾难性的变化尚未发生，但大陆处于骚乱中的事实促使更多贸易转到香港，其中很多是原来在上海经营的生意。”
由此，上海、天津作为中国南北金融中心的功能在急剧减退。另外，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外资银行也因贸易萧条金融业务量大为减少，开始陆续撤离中国。
三年后，当摩尔斯卸任时，汇丰在中国的营业已经越来越暗淡，只有上海、天津、北京和汕头分行还开着。但它们的业务实际已陷于停顿，需要总行每年大量输血才能维持。
至于未来中国走上“轨道”后将如何应对？摩尔斯强调：只要中国内地还存在着某种做生意的可能性，汇丰就不会从中国撤销机构。但汇丰新任总经理迅速打碎了他的遗念。
1955年，汇丰彻底退出中国内地。不过，作为曾经拯救汇丰的巨大功臣，摩尔斯的理念可谓一直持续影响汇丰银行至今：即便声名狼藉，只要有做生意的机会就不要放过。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中国连下两城，先后拿下RCEP和中欧投资协议。其中，原本对美国新政府有极大期望的欧洲，不顾拜登团队隔洋喊话，坚决同中国达成了协议。
另外，在汇丰去年业绩中，亚洲市场税前利润128.32亿美元，欧洲、拉美市场分别亏损42.05亿美元、0.37亿美元，中东及北非、北美市场各盈利0.19亿美元、1.68亿美元。
在国际政治风向“转舵”及巨大市场利差等影响下，汇丰今年对中国的态度180度变样，1月罕见冻结乱港分子许智峰及其亲属的本行账户，2月又成立了粤港澳大湾区业务部。
在2月23日业绩记者会上，汇丰银行副主席兼行政总裁王冬胜还宣布，汇丰退出法国和美国的零售业市场，及未来五年将在亚洲投资60亿美元，同时招募数千名财富经理。
王冬胜姗姗来迟在“撑国安立法”街站签名
对汇丰而言，与其在欧美市场激烈“厮杀”，不如在擅长的亚洲继续深耕。但未来能否在中国如愿继续扩张，恐怕还得打个问号。毕竟钩沉过往，汇丰的“黑历史”数不胜数。
01 诞生崛起
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后，清政府除割地赔款之外，还有更多沿海沿江城市被迫对外开放。这使中国的对外贸易急剧膨胀，同时外商所需融资金额日益增多。
在债务猛增情况下，中国亟需一套完善的银行体系。但因长期闭关，中国只知钱庄不懂银行，而外资银行总部多设在英国或印度。由此，开一家中国“本地”银行成刚需。
这时，一位29岁的英国人首先抓住了机会。1863年，托马斯·苏石兰在出差航行途中，偶然翻看了《布莱克伍德杂志》的一篇金融文章。此后，他决定在中国开一家银行。
苏石兰出生于苏格兰，18岁开始在大英轮船公司当水手。由于精明干练，且恰逢缺少人手，他被总部派往香港，从小船员一路做到驻港监事及香港黄埔船坞公司首届主席。
建银行的主意酝酿几个月后，苏石兰并没有马上付诸实施，直到他听说几个孟买人准备来香港开办“中国皇家银行”，才马上行动起来，并与律师波拉德一起准备商业计划书。
在波拉德的公关推动下，苏石兰拜会了十多家知名洋行，其中包括太古洋行、老沙逊洋行、和记洋行、仁记洋行等。这些几乎全是靠做鸦片生意起家、杀人不眨眼的“枭雄”。
有趣的是，洋行的人曾问苏石兰：你从事过金融业吗？没有。你知道银行账户怎么运作吗？不知道，我连账户都没有。那你凭什么要开银行呢？因为我有敏锐的商业嗅觉。
最终，绝大多数洋行都在计划书上签了字，并成为汇丰临时委员会一员。在苏石兰筹集到五百万港元后，1865年3月3日，汇丰正式开业，总部设在港岛皇后大道中1号。
可香港毕竟受英国管控，内地市场同样需要强劲的中枢。为此，苏石兰一个月后又在上海和平饭店租了一层办公室，开设汇丰上海分行，以实现更保险更有动力的“双引擎”。
托马斯·苏石兰
银行最初英文名是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td，直译为“香港上海银行”，简称HSBC。由于“汇理”二字较为业内熟悉，苏石兰便定中文名为汇理银行。
不过，汇丰的成立也动了同行奶酪，比如对老牌洋行怡和在香港的汇兑业务，以及在上海的钱庄贷款业务都构成了威胁。正因如此，怡和当初才拒绝入股并试图压制汇丰。
但怡和的打压只是拖延了汇丰获颁营业执照的时间，却没能阻止。另外，苏石兰还说服英国财政部同意其注册成立汇丰，在香港设立总部，并享有发钞和接受政府存款权利。
随后，汇丰进一步绑定港英政府。1866年，恰逢经济危机，苏石兰咬牙为陷入财务泥潭的港英政府，提供了10万港币紧急贷款。港府知恩图报，送回处理对外支付等权利。
汇丰成立初期，历经了令人胆战心惊的起伏波动。其中包括主要发起人宝顺洋行倒闭，以及英国金融风潮的不断蔓延。但在别的银行惨淡经营时，汇丰却实现连续四年获利。
然而，1869年末欧洲大陆爆发普法战争，中国生丝、茶叶外销受阻。此外，中国数省连续遭遇洪涝旱灾，进口洋货的需求锐减，一度出现停滞，普遍影响银行业务顺利开展。
对汇丰来说，要命的是对一些企业过分集中放贷形成巨大风险，以及总经理克雷梭本人也卷入了制糖、仓库和电报等项目漩涡之中。于是，汇丰董事会勒令克雷梭离开汇丰。
但这时汇丰开始在香港站稳脚跟。进入七十年代，汇丰又通过笼络港英政府不断扩大发钞权，并于1872年获准发行票面1元的小额钞票。此后，汇丰的小额钞票迅速流通各地。
1874年3月，上海一家英文报纸刊登这一年2月四大英资发钞银行丽如、麦加利、有利和汇丰的钞票发行额，在实发的350万元钞票中，汇丰发行的钞票总计占到了51%以上。
汇丰银行发行的钞票
出道十年，汇丰表现出强大竞争力，在香港已经成为最大发钞银行、政府的出纳银行、同行的结业银行。在中国内地，汇丰发展也相当迅速，成为东亚地区赫赫有名的银行。
但克雷梭时代一些投资活动所留下的后遗症，产生的影响也不断被放大。1870年至1875年间，汇丰在香港所得收益共计88.92万港元，同一时期总行的损失却达168.55万港元。
02 架空清朝
汇丰创造的光环背后，其实也埋藏着隐患。随着苏伊士运河开通、贸易方式变革，国际贸易开始过度膨胀，而中国向英国出口的红茶锐减，上海的生丝价格更急剧下挫。
1873年，中国对外贸易极为糟糕，而且不景气还一直在持续。这一定程度上引发汇丰出现第一个低潮：股票市价倾泻到面值以下，历年积存的100万元准备金也被吃掉等。
不过，通过吸收存款和发行纸币，汇丰掌握了巨额流动资金，从而在办理商业抵押贷款和商业票据贴现等业务之外，还有能力办理对政府出于军事、政治需要的贷款。
此后，汇丰很快被清政府挽救于水火之中。1874年，日本发动了一次对我国台湾的武装侵略，3600名军人抵达台湾，号称“台湾生蕃探险队”，自行设立“台湾蕃地事务长官”。
这违背了万国公法，还有三年前两国签定的和约。为巩固台海防卫，慈禧策划了“福建台防借款”，并派李鸿章四处向外资银行借钱。但各大银行不想得罪日本而纷纷拒绝。
于是，李鸿章只好去找汇丰。但汇丰却乘机狠宰一笔：市场公开发行的债券平均年息只有8%，可借给清政府的要15%。此外，总计200万两白银的借款还要求以关税作担保。
初步尝到大甜头后，汇丰继续“再接再厉”。1881年，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和沙俄谈判，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这被英国商人吹上了天，称他简直就是新一代的外交奇才。
在曾纪泽自鸣得意时，汇丰便趁机提出：我行要发行钞票，请小老爷赐个款吧？他自然满口答应。而在为钞票题词的时候，曾纪泽还取汇款丰裕之意，正式赐名“汇丰银行”。
紧接着，汇丰开始介入高官之间的派系斗争，并将清政府变成“提款机”。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主和的李鸿章与主战的左宗棠矛盾激化，并在暗中发动了“倒左”运动。
“倒左”运动矛头直指左宗棠的钱袋子胡雪岩。当时，李鸿章要求各地方政府想尽办法拖欠胡雪岩的协饷。另外，他又让自己的钱袋子盛宣怀联络各商帮拒绝借钱给胡雪岩。
为帮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乱，胡雪岩不仅开办过蚕丝厂支持军饷，还曾经三次找到汇丰借钱。但这时在李鸿章鼓动下，丰银行将胡雪岩的一笔将要到期的80万两贷款不予展期。
胡雪岩随后发现，他竟然无法融到一分钱。而资金链紧张，又赶上时局动荡，市场上也发生了挤兑。左宗棠病故后，胡雪岩还被李鸿章举报吃朝廷回扣，然后招致革职抄家。
李鸿章
扳倒政敌后，李鸿章自然投桃报李，项目源源不断地给汇丰，其中包括建铁路、工厂，以及洽谈项目，甚至还有政府的税收存管。同时，清政府的借贷也越来越集中到汇丰。
1874到1890年，清政府一共向汇丰借款近3000万两白银，占总借款七成。而靠着吸清政府的血，汇丰一跃成为全国洋行之首，业务涵盖汇兑、存款、发钞和商业放款等。
大量战争借款，也让清政府与汇丰深度绑定。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借款达3.5亿两白银，汇丰就占了1.3亿。因此，汇丰获得丰厚回报，仅手续费一项即获利32万英镑。
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后，中国签下近代史上最耻辱的《辛丑条约》。各帝国主义以“义和团运动给殖民者带来损失”为“罪名”，索赔款项4.5亿两白银，史称“庚子赔款”。
当时，一手设计赔款方案的汇丰成为这笔赔款最大赢家，包括保管赔款6700万英镑，高利借贷总计9.8亿两，抵押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由此，汇丰“一头牛剥了三次皮”。
时局动荡，清朝官员也在为自己找后路，据说庆亲王奕劻就在汇丰存了120万两黄金。由于存款不使用实名制，而乱世人命如草芥，大量无人认领的存款都便宜了汇丰。
就这样，汇丰一步步从幕后走向台前，并演变为清朝的金融之王：独家代理海关税收；承包政府施行新政、练新兵的借款；包揽货币发行、政府发债，存放盐税和关税等。
03 收割民国
晚清时期，时局风雨飘摇，而革命力量摧枯拉朽。1911年，大清被中华民国推翻，宣告封建制度的历史终结。但汇丰的金融霸道或统治地位结束了吗？没有，同样十分稳固。
当时各路军阀为壮大势力、抢占地盘，几乎都去找汇丰借钱，甚至手里有钱的也要去找汇丰借。因为大家都知道：谁要是跟汇丰没搞好关系，财政就会吃紧，容易吃败仗。
在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财政极度空虚。于是，袁世凯以办理善后改革为名，向英国、德国、俄国和日本的大银行发起了一次2500万英镑的借款，就是著名的“善后大借款”。
但大借款的代价是，中国出让盐税主权。另外，列强以清理债务、保障债权为借口，夺取了关税支配权，将关税存到汇丰、德华、华俄道胜三家银行，其中汇丰是总枢纽。
由于财政困难，北洋政府连清帝退位时谈好的每年四百万优待费都发不出，但为了溥仪婚礼特意从关税里拨出十万元。而溥仪也只得将40多箱故宫珍宝向汇丰银行抵押变现。
溥仪与妻子
袁世凯下台后，几乎每年都冒出“总统”。而汇丰的选择，很大程度决定着人员和武器的流向，间接决定着时局。1924年，为阻止孙中山统一中国，汇丰贷款给广州买办商团。
当时，商团军的目的是要推翻广州政府，另外建立政权，以实现商人的最大利益。其主脑陈廉伯是已经加入英国籍的汇丰银行支行的买办，在汇丰协助下走私了一批军火。
由于军火被政府扣掉，陈廉伯在广东大肆作乱。同时，军阀陈炯明趁机准备进攻广州。于是，孙中山下定决心发电报给蒋介石“立即起义杀敌绝无反顾”，才平定商团叛乱。
后来，汇丰又顺利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宾。1935年，国民党政府推行法币，白银收归国有，禁止流通。另外，法币和英镑挂钩后，由于无限制自由兑换一定程度成为英镑附庸。
当新币制法令生效时，国民政府将收回的银元运到香港，存放于汇丰银行金库。随后银元装箱运往伦敦售予美国，所售得款存放于纽约和伦敦以作为中国发行纸币的准备金。
据统计，抗战以前，存在伦敦的法币准备金有2500万英镑，存在纽约的有1.2亿美元，合计约11亿元法币。大量资金存在欧美，有利于增强法币国际声量，但也容易被控制。
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同时还打响了一场货币战：竭力抨击新币制，打击法币。对此，民国政府与英国政府协商各出500万英镑，共计1000万成立一个外汇平准基金。
在出资方上，国民党是从渣打银行和汇丰银行借款500万镑，又从交通银行、中国银行拨款500万镑，然后交给汇丰上海分行。从汇丰借钱，交给汇丰坐庄，这让人盛情难却。
但蒋介石1939年说：“如果抗战发生在币制改革之前，那中国可能稍微提早败亡或也许忍辱求和。幸亏现在有法币制度，由此形成良好的金融经济秩序，能为长期抗战打基础。”
这场货币战争，汇丰算是帮了中国一把。但也要看清，汇丰代表的是英政府及自身的利益。只有羊健康，羊毛才薅得久。币制改革成功，中国的稳定和发展更符合汇丰的利益。
因此，除了对新纸币的发行给予帮助外，汇丰还为蒋介石政府提供更多支持，比如筹集一些铁路和工业建设项目的款项，只是这些项目后来大部分都被侵华日军毁坏或占有。
不过，汇丰也有一个原则，绝对不扶持中国本土企业。当时英国在华最重要的48家企业，全都和汇丰有业务关系。但民族企业就被汇丰和英政府层层盘剥，导致无法良好成长。
伴随着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各大银行总行不停搬迁，银行工作人员颠沛流离。但汇丰依然四处投资实业，连续几年业绩在平稳中继续向前迈进，而且一度占全国存款四成以上。
04 跌宕重生
汇丰的坚守美梦很快被日本的铁蹄湮灭。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了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时未发警告对英国的远东殖民地发动袭击，并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
在远东局势里，中国的危局很有可能导致香港沦陷。对此，汇丰银行总经理祁礼宾考虑，如果汇丰总行不得不从香港迁往伦敦，那么伦敦分行的领导班子就应该提前加强。
因此，他派了摩尔斯在1940年6月抵达伦敦，与即将退休的巴恩斯及戴维斯联合担任伦敦分行经理，以便在后两人离职时接任。事实上，摩尔斯很快在伦敦单独扛起了重担。
但祁礼宾没有想到香港会直接遭到袭击，而且是如此之快。1941年12月4日，当获悉日本在香港新界边境集结军队时，他意识到香港防卫部队不堪一击，因此要迅速做准备。
当时，祁礼宾决定将总行迁往更安全的新加坡。由于战略上极其重要，英国曾在新加坡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但四天后日军就开始袭击香港，将银行总部迁往新加坡为时已晚。
最终他连价值1.19亿港元没有签字的汇丰纸币也没来得及带走，更没有时间来把它们销毁。好在他原先为以防万一而将摩尔斯放在伦敦的计划，日后起到了拯救汇丰的作用。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但在沦陷前，摩尔斯已电告所有分支行：汇丰总行现在伦敦，“未经批准，不得再接受香港的任何指示”。随后，他再次解释自己已接管汇丰大权。
就这样，成立七十多年后，汇丰总行首次由香港迁至伦敦。而摩尔斯在伦敦成为了汇丰总经理，同时首次担任汇丰银行主席。但此时，日本人已侵夺了汇丰的绝大部分业务。
很快，汇丰在中国和东南亚等地30多个分行的大量财产化为乌有，只剩下在整个汇丰架构中不起核心作用的分行各自在经营，比如加尔各答、孟买、科伦坡、纽约、旧金山等。
不过，由于中国在继续抗战，汇丰认为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还有机会。此外，汇丰有着庞大准备金，依然有足够的支付能力。而摩尔斯在伦敦，也在时时关注着中国形势的发展。
在香港沦陷后不久，日本当局对汇丰展开清理，并勒令其职员协助。祁礼宾和较高级的职员被安排在一家名为“升华旅馆”的客栈里，其余职员则被关在港岛南面的赤柱集中营内。
祁礼宾和他的高级助手被迫帮助日本人一道清理有关的银行事务。然而，他们并不都甘于忍受，两名高级职员芬尼克和莫里逊，便在1942年10月中旬设法逃出，然后回到伦敦。
此外，在升华旅馆的汇丰银行高级职员们还设法弄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以补充汇丰职员及其家属的生活必需品。不幸的是，日本人不久后发现了情况，并带祁礼宾去盘问。
判决书下来后，祁礼宾被判处三个月徒刑，并被派去做花匠。从来没有干过粗活、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更不用说身心所遭受的折磨，62岁的祁礼宾终于支撑不住，因病去世。
早期分别设在香港（左）和上海（右）的汇丰银行
1943年初，基于综合考量，摩尔斯已经决定在重庆开设分行，并派穆瑞前去筹备，不久之后又由葛雷接替。1944年2月，葛雷在信中向摩尔斯汇报了重庆分行一年来的营业状况。
葛雷业务主要是给英国政府军事代表和文官代表们开立账户，存款共800万元；其它如外汇业务则是空白。虽然这无可称道之处，但摩尔斯着眼的是战后重返中国，全面恢复营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摩尔斯立即派从香港逃出的芬尼克返回香港，就有关情况写出报告。9月9日，他到达香港一周后，就给上司写信报告了香港的最新情况。
芬尼克的报告写道：“职员们的健康情况比预料的好，但他们不具备担任艰辛工作的条件，必须在一两个月内予以接替... 汇丰银行的情况超出预料，把银行重建成原样没有什么困难。”
第二年，摩尔斯将汇丰总部迁回香港。跌跌撞撞近六年，在日军的蹂躏下，汇丰的高管死伤惨重，原有金融系统遭洗劫一空。但汇丰保留了“火种”，并最终重回到香港重整山河。
05 “统治”香港
汇丰重新回到东方时，世界格局已经改变。不过，香港依然由英国占领，虽然蒋介石决定借机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但英国早作谋划，抢先一步重新占领了香港并恢复港英政府。
1946年6月，汇丰在香港召开了选举董事的股东大会。大会追认摩尔斯为总经理，同时选举其为董事，董事会又重选他任董事长。大权在握后，摩尔斯开始大规模的发展改革。
首先，汇丰签署原1.19亿港元“迫签纸币”，赢得人们好感。此外，由于香港遭到破坏，汇丰放款给公用事业，以及机器、仓库、货物被毁或被盗的一般性行业，使它们尽快正常运转。
摩尔斯还宣称：即使缺少担保，汇丰也应给一切享有盛誉的商行以条件宽松的放款，同时给新行业一定程度的贷款倾斜。在战后对香港工业发展融资中，汇丰几乎占到总数一半。
这使得香港迅速恢复了远东贸易转口港的地位，汇丰在香港的业务也一天天重新壮大。比如在三大发钞行中，汇丰银行发行的钞票在此后十几年中，一直占到了总发钞量的90%。
汇丰成为香港金融支柱后，又大力扶持工业和贸易等产业。到六十年代，随着经济起飞、人口涌入，香港楼市开始繁荣，地价、房价和租金大幅飙升。于是，汇丰又盯上了房地产。
然而，1965年1月，因卷入房产交易导陷入流动性困境，一张明德银号发出总值700万港元的美元支票遭到拒付，并引发香港战后最严重的银行挤兑风潮。最终，明德银号宣告破产。
危机在持续扩散，恒生、广安等华资银行同样受到波及。短短几天内，恒生银行的金库几乎被掏空。作为香港实际意义上的“央行”，汇丰出面兜底，现金成箱运进恒生银行的金库。
恒生指数创始人、前恒生银行经济研究部雇员关士光回忆，“从汇丰银行运来的大木箱装着巨额现金，用以填补恒生银行的现金亏空，现金运送数量之多是我一辈子都不曾见过的。”
在这场危机中，恒生银行将51%的股权以1亿港元的代价卖给汇丰。后来，执掌恒生银行30余年的董事局主席何善衡将失去银行控制权一事引以为终身遗憾，“整整哭了两个晚上”。
自此，汇丰在香港零售银行中再无敌手。在香港的分行数量从1960年的7家，在10年间发展到了100家。到了七十年代，香港地产业如日中天。而在这背后，汇丰同样影响深远。
1971年，沈弼升任汇丰总经理。这时的香港商界，华人企业家相继崛起。比起喜欢安稳的英资，汇丰更喜欢赚钱能力强的华资公司，因而在“华洋争霸战”中扶持了大批华人企业家。
包玉刚就是受汇丰扶持，成为一代船王。七十年代后期，赶上船运业大萧条，一手把包玉刚推上船王之位的沈弼建议其放弃航运、投身房地产，并辅佐包玉刚拿下了九龙仓争夺战。
但沈弼真正青睐并倾力扶持的人，是日后在香港只手遮天的李嘉诚。尤其是1979年，和黄集团经营不善。而汇丰是和黄大股东，沈弼将将汇丰22.4%的控股权，半价售予李嘉诚。
在1980年，汇丰的香港可谓名副其实。比如汇丰分行开店数达250家。另外，香港众多企业，如国泰航空、南华早报、香港广播电视、海底隧道何环球航运等公司都有汇丰的影子。
1980年，沈弼在香港油塘湾为第250家汇丰分行开张剪彩。
在1980年，汇丰的香港更加名副其实。国泰航空、南华早报、香港广播电视公司、海底隧道等公司都有汇丰的影子，甚至在包玉刚的环球航运中也有汇丰的持股，最多时持股近50%。
沈弼曾对手下说过：两条船，一条是同胞的，一条是外族人的。无论是谁的，我们肯定在那条更安全的船继续行驶。此后，1993年汇丰赶在香港回归前夕，把全球总部迁到了伦敦。
当时正值香港回归之际，汇丰的这一举动影响极坏。即便如此，中国还是敞开胸怀，在香港回归后，并没有对汇丰加以管制，甚至批准其成为首批在浦东经营业务的外资银行之一。
历经几十年耕耘，汇丰已经在香港扎下了根基，并拥有了最重要的立足之地。2020年，汇丰香港市场税前利润82.07亿美元，同比下跌近四成，但依然贡献了近整个集团94%的利润。
此外，截至去年12月底，汇丰香港市场的客户价值高达5315亿美元，占比高达32%。相比之下，汇丰在英国、北美市场的客户价值占比则分别为30%、11%。这可谓“一城堪比一国”。
曾经那篇“著名”的香港小学生作文《李家的城》中写道，“李嘉诚，名副其实，香港就是李家的城。”但如果抽丝剥茧，这座拥有4000名亿万富翁的城市，不是李家的城，而是汇丰的城。
06 尾声
在15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汇丰曾经深度参与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虽然这对中国引进现代金融和技术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也要看到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民族产业发展等造成的破坏。
可以说，自在香港创立以来，汇丰一直都是中国和西方之间最大的套利者，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那么，汇丰为什么会听美国的话？因为一旦触犯了美国的利益，美国会真罚、重罚。
但不同的是，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就向汇丰拆开了胸怀。如今，即便汇丰在国内声名狼藉，中国也依然没有下“逐客令”。这不是中国软弱，而是抱着谦逊包容、开放学习的心态来对待。
从上海到香港，再从香港到伦敦，汇丰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那些英国海盗一样，从来没有归属感。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一直是这个金融市场的“游牧民族”的终极疑问。
目前，虽然90%以上业务依赖中国，但是利益关头，汇丰从来不站在中国这一边。比如美国软禁孟晚舟，就是汇丰出卖了华为信息。这说明为了金钱和安全，汇丰可以随时抛弃一切。
不过，汇丰内部强调忠诚和“专一”，过去如此、今天依然，已成为它的一种文化传统。但汇丰自始自终最重视的都是资本，一直在资本世界里游弋和厮杀，所谓文化传统也不过是资本附庸。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也有人说，汇丰银行里的每一分钱，都沾满了中国人的斑斑血迹。或许汇丰绝不会承认，因为不能指望它看到血而触动？
而在资本市场上，也自有资本的博弈与对抗。2018年，中国平安花了近40亿港元吸纳了汇丰7.01%的股份，暗戳戳地以0.42%的微弱优势，取代美国贝莱德集团成为汇丰第一大股东。
中国平安上海浦东分行
后来由于贝莱德增持反超，中国平安又继续加码保持了汇丰第一大股东。对此，中国平安联席CEO李原祥公开表示，“投资汇丰是纯粹的财务投资，因为对公司非常了解且分红可观。”
但申银万国分析师王雅媛曾撰文预言，“有朝一日，汇丰是中国的，你信不信？” 买入汇丰等于买入一半香港银行业，银行是香港命脉之一，要争取这命脉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控制汇丰。
汇丰多年来一直都非常依赖香港市场。而似乎为了“挣脱”香港，汇丰逐渐走向全球成为国际银行。然而，奈何西方国家对手实力强悍，而且认根寻源，汇丰在欧美地区的发展并不乐观。
如今，基于中国百年大变局下及自身发展境况，汇丰又开始思考“回归”中国市场。这是在主力撤离近六十多年后，汇丰再次计划以新面貌出现在中国内地，并试图走在其他外资银行前面。
在中国浩瀚历史进程中，若将汇丰比作华夏水土养成的“绿叶”。那它的根基没有变，一直是中国。它的过去与中国息息相关，在未来亦如是。但汇丰将如何演绎自己的角色，还有待见证。
参考资料：
1.汇丰香江往事，AI财经社
2.汇丰帝国，刘诗平
3.汇丰银行里的每一分钱，都沾满了中国人的斑斑血迹，酷玩实验室
4.汇丰银行往事：东西逢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饭统戴老板
5.汇丰坠落：世间已无“日不落”，钛禾产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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