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信在访谈中指出，沙特近年来遇到了内外重叠的一个发展窗口期。处于对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强烈危机感，沙特于2016年提出了“2030年愿景”，通过政治集中化、经济多元化、宗教温和化、社会世俗化一系列改革措施，奠定了发展的内部条件。而俄乌冲突则为沙特带来了外部的自主发展机遇：油价上行，为主权基金积累财富；美国陷于大国竞争，扩展了沙特的战略空间。沙特把握窗口期的方式，就是在经济上大步推进“压缩式发展”，政治上努力平衡美国影响。在经济和政治双重意义上，中国都给沙特带来了巨大的战略想象空间。
而国内企业对沙特的想象，固然抓住了中沙合作出现机遇期的现象，却未能深入把握沙特发展议程的自主特征，这导致一些新到沙特的国内企业发展并不是非常顺利。雅信认为，这主要源于国内企业对沙特认知不足，简单地带入了国内或者与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合作的经验。有三类认知不足尤其典型：一是沙特经济本土化的根本目标；二是沙特经济项目的规模体量；三是沙特对自主性和定制方案的要求。认知改善不仅需要企业家通过实践积累经验，更需要加强中沙交流的人文纽带。本文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新媒体“新兴国家在地观察”系列访谈，内容仅代表被访者观点。
▲ 沙特“利雅得季”夜景。图源：互联网
1 转型与变化
问：沙特近年来积极寻求从石油经济到多元化的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型。沙特王储提出了野心勃勃的沙特“2030愿景”，其核心目标是开发非石油的替代性收入。您如何看待沙特的转型努力？就您在当地所见，“2030愿景”提出后，沙特经济和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
雅信：沙特对经济转型的追求自20世纪70年代已经开始，他们对石油经济不可持久这一点有清晰认知和非常强烈的危机感。费萨尔国王时期的石油部长亚曼尼（Sheikh Ahmed Zaki Yamani）就曾说过一句经典的话：“人类结束石油石器石器时代不是因为石头用完了，所以人类结束石油时代也不会是因为石油用完了。”而沙特作为一个地处阿拉伯半岛广袤沙漠和隔壁之中，本国人口只有2200多万的国家，在转型中可以利用的优势只有两个：一是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二是欧亚非大陆的节点这个地理位置，所以他们有非常强烈的生存危机感。
因为有这样的危机感，沙特王室其实一直都在追求经济转型。历史上费萨尔国王执政时期主导的沙特阿美国有化（原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国有化后更名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就是重要的一步，虽然沙特阿美的国有化进程在完成到六成时费萨尔国王便不幸遇刺身亡，但沙特依然保持了隐忍，从而等待、寻找机会，最终完成了公司的国有化和更名。最近这一轮改革的转折点，我认为是2015年。这一年，沙特现任国王萨勒曼登基，在核心领导地位趋于稳定之初的次年，由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主导提出针对政府机构改革的“2020国家转型计划”和可视为沙特改革开放总纲领的“2030愿景”。但由于受到卡舒吉事件的影响和新冠疫情的冲击，许多改革的实际措施和项目的落地直到2021年才开始。
今年2月我回到沙特，通过对三大城市群和欧拉古城等新兴文化旅游区域的行走和调研，发现在2021年二季度到2023年一季度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沙特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整个社会充满了经济蓬勃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到处都在大搞建设。2022年一年，有400家公司将总部从邻国阿联酋的迪拜或沙特的吉达和达曼两城迁至首都利雅得，随处可见海湾邻国，如：科威特、阿联酋、塔卡尔、阿曼、巴林、也门等国牌照的车辆，酒店价格大幅度上涨，部分餐饮和服务业开始了24小时通宵营业。这可以说是沙特认真推动经济改革的直接效果。
“2030愿景”的核心概念可以总结为四化：政治集中化，经济多元化，宗教温和化，社会世俗化。这四化整体上都是为了改革和发展服务的，发展非石油经济是沙特当前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沙特发展非石油经济的动作很快且幅度比较大，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沙特一直以来的“居安思危”心态，另一个原因是沙特顶层对于当前国际局势研判。“一战”以来，沙特作为阿拉伯世界百年平衡东西的“战略赢家”或者说是“幸存者”，深知当前的国际政治局势以及新能源领域的发展对传统能源领域的冲击，留给自身改革发展时间窗口期不仅很短，甚至有些机会可以说是稍纵即逝的，比如：如果俄乌冲突导致的油价上行周期结束，或2024年美国大选共和党击败民主党重回白宫，那么沙特的战略空间就会被不可抗力压缩，因此他们感觉到非常紧迫。这也是沙特在加入上合组织以及在与伊朗和解等重大地缘政治问题上与中国密切配合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是沙特继续平衡东西的最重要且唯一的战略支点，中沙两国在战略上没有任何分歧。对于沙特来说，中国不仅是一个充满了战略想象空间的“可能性”，一个强大的中国还是它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沙特的改革是从政治集中化开始的。政治集中化，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沙特原本的行政结构是国王办公厅之下直接是各个部委，但政策的下达和落地往往是需要在各部之间的统领和协调的，若没有一个专门机构，很多政策在落实的过程中就会出现“踢皮球”的问题，很多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因此收效甚微。比如：在上一任国王阿卜杜拉执政时期，有一个总价值2500亿沙特里亚尔的保障房计划（约666亿美元，归属2012年沙特第9个国家发展规划），最后只执行落实的项目规模只有20亿沙特里亚尔，不到计划规模的百分之一。
此外，沙特原本的经济掌握在财阀家族手里，政府和国家层面的参与很少，现在这些财阀家族的产业基本还掌握在一代创始人手里。沙特的初代企业家大多风格是保守的，他们经验和思路不太能够完全适应新兴产业的落地和发展。而发展工业化是一个需要巨量资金投入，但回报周期长的系统性工程，沙特民营企业参与这类投资的动力不足。2015年1月，沙特国王萨勒曼在登基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就宣布了成立经济与发展事务委员会，委员会主席由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担任。经济与发展事务委员会是沙特家族实现政治改革的“心脏”。2018年，萨勒曼国王下令以王储穆罕默德为核心重组沙特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国家安全事务交由其掌管。2022年9月，沙特国王萨勒曼又将首相一职交于王储穆罕默德手中，进一步将国家和政府各项权力汇集于王储穆罕默德一身。
伴随着政治集中化，沙特各项改革推进都非常迅速。比如，非石油经济占总经济规模的比重提升到了与石油经济基本相当的规模；沙特现在的电子政务发展非常快，现在很多行政手续都是在网上处理，一站式公务办理的便利程度，就我个人的体验，跟实行了“最多跑一次”改革并取得了良好效果的浙江省基本在一个水平线上。
经济改革上最有代表性的是2015年经济与发展事务委员会设立两个月后，隶属于财政部的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IF（Public Investment Fund），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沙特主权基金，迎来了“重生”，被划拨到由沙特王储领导的经济与发展事务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Affairs，简称CEDA）直接领导，董事局主席由王储兼任。2017年，沙特阿美在上市前也被整体划拨到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IF旗下领导，沙特阿美董事长由PIF总裁Yasir Rumayyan兼任。沙特阿美这个市值超过2.4万亿美元的全球第一大公司成为了PIF扩大资产规模和获取现金的利器。沙特主权基金是沙特实现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经济与发展事务委员会的设立和主权基金的改革，大幅提高了沙特政府协调各部门的能力。因为这样一来，沙特政府就拥有了直接推动和完成大型项目的行政和财务基础。除了新未来城NEOM及红海开发项目，像首都利雅得的Diriyah古城，在很短的时间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利雅得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Diyiyah从一个纯粹的历史遗迹发展成为由博物馆、园林景观、餐厅、酒店等内容构成的综合体。沙特娱乐总机构主导的“利雅得季”的主场地Boulevard World，作为一个包括了世界公园和商业街的综合性娱乐设施，在90天的运营期内接纳了1200万来自沙特本国和世界各地的访客。上面两个超大型项目也都是在2021年后开始大规模推进并完工的。沙特政府还花大力气申办2030年的世博会，而这一次主推的城市是沙特第二大城市，位于红海的吉达。
除了发展服务业，沙特政府推动经济多元化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建立沙特自己的工业，形成产业内循环的能力。除了在石油化工领域向下游延展并加速沙特阿美的全球化布局，沙特在天然气、氢能等清洁能源领域布局的决心和动作也是非常大的，不仅在天然气上游领域公布千亿美元的投资计划，还率先在中东国家中发布了2030碳达峰和2060碳中和的倡议和计划。除了能源领域，新能源汽车、高科技等领域发展投资和布局也非常激进。我的感受是沙特在国家层面对发展自身产业的意志非常坚定，而上述几个重要领域，中国都是沙特最适合的伙伴，没有之一。但相关的机遇如何把握，是我们的企业和投资人需要研究和面对的课题。
最后，宗教温和化和社会世俗化，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从国内来看，改革首先要满足最大群体的要求。沙特是一个人口结构非常年轻的国家，目前67%的人口年龄低于35岁，43%的人口在15岁以下。这一代人是互联网和全球化大潮下成长起来的，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与这个世界发生连接，对国际文化的包容和接受程度比上一代高。所以，适度的世俗化显然符合这个国家的国情。但是，我认为沙特世俗化的步子不会像邻国阿联酋的迪拜那样迈得过大，底线大致是让社会中最保守的人群可以接受世俗化群体的存在并与之共存。
首先，沙特社会中依然有非常坚定保守的宗教群体。比如我在欧拉古城游览时了解到，古城作为联合国认定的世界遗产，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经济发展相当不错，但却出现了人口外流的现象。据当地人称，为服务旅游业，当地经常在周五举办活动，有很多居民因为觉得这些活动影响了他们的传统信仰，就从古城搬走了。其次，沙特现在又喊出了阿拉伯世界崛起的口号，沙特国内的两圣城是他们号召周边国家的一个重要理由。最后，以宗教和社会习俗为理由，沙特可以在一些事务上拒绝配合美国的安排，宗教国家在国际政治上也往往有更多的空间，对沙特排除外部力量的干涉有积极的作用。所以沙特即使世俗化，也必然会保留基本的宗教立场，这点不会变。综上所述，如果我们试图用理解阿联酋改革和发展的思路去解读或者预判沙特的改革和发展趋势，大概率会出现误判。我们的企业家试图用在沙特的海湾邻国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方法去拓展商业机会，碰壁的几率也会非常高。
总体来看，沙特用这种适度的宗教温和化和社会世俗化，搭配比较激进的政治集中化和经济多元化，比较有效地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快速实现了经济改革的目标。但是我们也能看到，因为改革推进速度过快，出现了一些“发展带来的问题”，比如我这次重返利雅得就亲身感受了大城市病的影响，交通拥堵非常严重，城市里很多地方都在建设，对生活带来了一些不便。我个人比较相信发展的问题还是需要通过发展来解决，只要沙特在当前的道路上稳步前行，发展带来的绝大多数问题也自然能找到解药。所以，我个人对沙特的未来10年的发展是抱着乐观的态度的。
2 区域与全球中的沙特
问：除了国内经济多元化的变革诉求，沙特对自己的区域和国际角色有何定位和期许？
雅信：沙特在政治上的追求，我们需要回到“2030愿景”来分析。在我的理解里，“2030愿景”是一个巨大的“阳谋”，沙特国家层面真正的想法，在愿景文件里已经阐释得非常清楚。沙特对自己的定位有三点：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的心脏；全球性投资强国；联通欧亚非的枢纽。
（一）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的心脏
沙特对自己的这一定位与自身历史分不开关系。我们都知道，沙特的崛起跟美国息息相关，沙特的石油工业、沙特阿美这个沙特的“钱袋子”，就是在美国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美国跟沙特之间的关系，对于美国来说就是为了攫取利益。沙特跟美国有90多年的交往历史，他们当然非常了解美国的立场和手段。他们从跟美国关系中认识到，外部力量不能信任，自己的生存只能靠自己。所以，沙特在外交上，“平衡”的基本理念。他们一直会持续地、有技巧地在国际的主要力量之间周旋，通过各种手段给自己创造并保留多个选项。从历史上我们跟沙特关系之间著名的“导弹外交”（注：1987年，中国与沙特还未建交，沙特主动联系中国，购买了35枚东风-3型弹道导弹，受到世界关注。1990年中国与沙特正式建交），到最近的中沙互动，都可以说是沙特“绝对平衡”外交中的一部分。沙特希望中国可以带给他们一个跟美国、西方不同的选项，这对沙特来说不仅事关发展，还涉及到生存。
在这个基本理念的指导之下，沙特一直在找机会争取独立和更多的空间，他们很早就把目光投向了整个阿拉伯世界。比如，沙特第三任国王费萨尔的政治理念中的核心一条就是泛阿拉伯主义，沙特对美国的第一次“断油”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在阿以战争上对于以色列一边倒的支持。萨勒曼开始执政的2015年，恰好现在全球出现了一个多极化的机会，如果沙特可以比较好地整合阿拉伯、中东，乃至伊斯兰世界，就可以成为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极。
在我看来，沙特几乎是唯一一个可能把海湾或者阿拉伯世界整合在一起的国家。阿拉伯世界的22个国家里（注：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黎巴嫩、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也门、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苏丹、埃及、吉布提、索马里、科摩罗，以及毛里塔尼亚），大国并不多。曾经的阿拉伯世界领导者埃及的经济长期萎靡，特别是在“阿拉伯之春”后勉强能够维持国内安全，毫无地缘影响力可言，现状是很多埃及人在沙特和阿联酋等地打工；阿联酋目前看上去发展不错，但受到国家体量的限制，外交甚至是内政方面的政策受到美西方影响很大。阿联酋七个酋长国中目前只有阿布扎比经济相对比较稳，开放程度最高的迪拜虽名声在外，但最近15年内的两次经济危机（注：迪拜在2007年9月的经济危机中受到较大打击，后续引发了2009年的迪拜债务危机）都是阿布扎比和沙特出手救援。中东地区还有一个伊朗，但由于常年的经济制裁，它缺乏经济号召力。
除了经济能力，沙特人也会充分利用自身是伊斯兰教两圣地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的这一优势。伊斯兰教国家信徒众多，包括其国家元首每年都会在斋月和朝觐时访问沙特。这也让沙特多了一个可以发挥主场外交优势的机会，持续扩大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去年12月中阿、中海、中沙“三环峰会”的成功举办，再次展示沙特在海湾国家以及阿拉伯世界中组织和协调各国的能力。
当然，中东各国相互之间有历史上积累的各种宗教、政治等等方面的矛盾，存在复杂的竞争、博弈关系。但我认为如果沙特能够按照预期，实现经济多元化改革，把经济和政治的问题都处理得当，则很有希望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者。
（二）全球性投资强国
（三）联通欧亚非的枢纽
沙特对“欧亚非枢纽”这一目标的打造，主要体现在国内航空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和工业港口的布局上。2022年，沙特的政府预算中的进四分之一投在了发展本国旅游业。在扩建利雅得和吉达两个主要城市的机场以外，国内以PPP模式（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新建/扩建了数十个机场。
在政治、经济方面，沙特王储规定，政府各个部门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全球性会议。沙特首都利雅得新建的国际会展中心及其配套的商业地产在会展季人满为患，全球性公司争相将总部落在该区域。
在工业发展方面，沙特正在临近红海的西南部地区长期不断增加投入，同时改善与西部地区的邻国埃及、苏丹和厄立特里亚等国的关系，在经贸上深度绑定，正在致力于成为工业品进入非洲的门户。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沙特社会的世俗化进程逐步推进，这些动作带来的优势将逐步显现出来，这在区域内会对阿联酋等先行推动改革并取得了不错成绩的邻国构成一定挑战。
3 中沙的“关键窗口期”
问：您提到，沙特从经济转型到近期外交上的一系列举动，都与它认知的短暂发展窗口期相关。这个窗口期对中沙关系有何影响？
雅信：正如前所言，沙特能否实现经济多元化和政治上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除了物质条件之外，还要看美沙关系的走向。直至今日，美国对沙特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不存在许多人讨论的所谓“真空”。目前沙特经济层面的客观情况是，美国依然有非常强的控制力。
以美、英、澳三国为代表的咨询顾问不仅参与沙特重大项目的顶层设计，而且在规则的制定上仍对沙特的重大项目的资格预审和最终授标等具体工作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沙特政府部门和企业高层的管理者们也因为历史原因对美国和西方的体系比较熟悉。比如，虽然沙特阿美已经完全国有化，但美国人在其中依然有影响力。2021年，美国公司收购了阿美旗下电网将近50%的股份，也就是说阿美的电力系统实际上现在是被美国人控制。前面提到的沙特电子政务系统的底层架构的搭建，其技术主要是来自微软和思科这种美国跨国公司。今年，沙特阿美和三星签署5G网络和LTE建设合同，沙伊北京和解期间，沙特在韩国总投入高达70亿美元的石化项目的奠基仪式正式举行，韩国总统尹锡悦和沙特阿美的首席执行官Amin Nasser等政企高管均亲自出席奠基仪式。韩国和沙特之间经贸和投资合作迅速发展的动因和影响，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目前的情况是表面上看起来美国在战略上的注意力大部分被中国和俄罗斯牵制，无暇顾及沙特这个传统盟友是否已经貌合神离。但是，如果2024年美国大选中共和党获胜，美沙关系将迎来新的缓和。这势必会影响沙特平衡美国影响力的努力以及进度。因为美国共和党支持者多由军工复合体和石油集团构成，而这两个代表性群体与沙特关系更近。所以，因此，沙特必须抓住国际局势变化带来的短暂窗口期，既要实现经济多元化的目标，也要通过平衡来实现更大的自主性。沙特近期的一系列动作是这个趋势下的必然结果。
在沙特看来，中国可以提供一个不同的合作选项。中国具备沙特目前十分需要的产能和技术，而沙特则可以提供中国需求的市场和资金。所以，沙特对跟中沙合作表现出极大兴趣，也为此做了大量的努力。沙特其实非常聪明，他们往往可以抓住机会，在关键节点上，给中国非常重要的支持，同时撬动中国的好感度和资源。比如汶川地震、新冠疫情期间，沙特的支援都非常迅速。这次沙伊建交，也是在美国在亚太挑动舆论（美印科技合作、日韩和解等事件）非常热烈的时间点上，这个时间点的选择或许并非巧合。
中沙合作首先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跟沙特“2030愿景”的对接，打通亚、欧、非经济通道，实现陆上经济规划；其次是人民币国际化，沙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方。近期中国进出口银行正式实施与沙特的首笔人民币贷款合作，沙特也表露了向伊朗投资的意愿，人民币或许可以在促进沙伊合作上发挥作用。
说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沙特在人民币国际化这一对中国战略发展至关重要的话题。一些外媒经常散布中沙或将以人民币结算石油的消息，混淆了大众视听。关于这一点，我想谈一下个人的观点：人民币结算沙特石油是一个中国的战略目标，但达成这个目标绝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石油人民币结算战略目标跟中海自贸区成立一样，对于沙特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因为美国目前对沙特石油相关产业的实际控制是一个客观事实，沙特出于“绝对平衡”的外交理念，会非常审慎地处理这一事关其国家生存的战略决定。沙特对华的友好态度和总方针已经促使了这一趋势的形成，但何时能够达成，还需要政商学各界的共同努力。我始终相信，中沙友好是事关两国发展和人民福祉的、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和实物客观发展规律的，这一趋势一旦形成，其中的各种艰难险阻都不是障碍。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对于沙特和中国而言，当下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窗口时期，我们的决策者、企业家和投资人应在这个窗口期内抓住机遇，深度理解并践行沙特的本地化政策，与沙特在经贸领域建立更深入的务实合作。
4 新“出海”热的表与里
问：“沙特2030愿景”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是中沙合作的重要抓手。您能否从企业的层面介绍一下中国在“沙特2030愿景”中的参与情况？您认为中国应当如何有针对性地加强中阿之间的纽带？
雅信：2017年，萨勒曼国王访华，和中国签署价值650亿美元的合作文件。2019年，穆罕默德王储访华，和中国签署价值280亿美元的合作文件。本次中阿峰会上，中沙两国再次签署约300亿美元的合作文件。可以看到，中沙之间的合作机会十分巨大，这也使不少中国企业在近几年对此趋之若鹜。但是，我在沙特看到，目前在沙特经济中参与比较多的仍是十几年前已经进入沙特的那些企业，新面孔虽然有一些，但赚到钱的很少。目前在沙特活跃的中企主要是国企，比如中国电建、中国铁建、中石化、中石油一类的央企，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非常少，而华为是在沙特市场深耕了十几年才得以立足。
形成这种情况的个中原因有很多。一个方面是，我们和沙特的经济合作在各个方面都处于起步阶段，依赖高层推动。两国签署的各类合作文件，备忘录多而协议少，备忘录到协议有很多细节要落实，推动合作务实落地要靠高层和民间力量共同努力。但是，在民间层面，国内企业对沙特需求的认知不够，导致企业不能顺畅进入沙特市场。很多问题貌似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文化和沟通的问题。
第一，对沙特本轮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认识不够。“沙特2030愿景”的核心之一是“沙特化”（Saudization），即以石油化工行业为先导推动石化、可再生能源的“本地化”，也就是大力发展本地制造业来推动经济的多元化。沙特希望建立自己的经济内循环，获得自己的产业能力。沙特有主权基金的经济基础，粗略估计，沙特经济转型中投资的项目，80%左右是沙特主权基金自己投资的，在此基础上，沙特大多数项目鼓励合作经营，但资金、人员都有本土化比例的要求，这样最后形成的产业才真正是沙特自己的。所以目前在沙特，我认为可以说“得本土化者得机会”。
第二，对沙特目前重点经济项目的认知不足。沙特资金能力很强，但跟它的项目投入比起来，沙特也需要外部资金的支持。沙特在重点产业领域的项目体量都不小，以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为例，沙特未来十年项目的投资规模为4万亿美元，这样的投资规模远超财政预算和主权基金能够投入的资金规模。因此我们的企业在追踪项目时，要准确了解项目的优先级，尽早摒弃对于沙特“人傻钱多”的刻板印象，深入了解其战略中心和投资及发展方向，方能识别哪些是眼前的机会，哪些是五年后的机会。这样制定的企业发展战略才是切实可行的，千万不能抱着到沙特“捞一笔钱”的心态来沙特发展业务。因为沙特的经济和市场规则没有给“短期机会主义者”留有太大的生存空间。
第三，对沙特的自主性追求认知不够。沙特有自己的资金，有明确的经济目标，所以在项目上非常要求根据沙特需求和特点设计方案。但是很多企业的经营风格，提供的仍然是标准化而不是针对性的方案，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其次是忽视海湾国家的多样性，一味挪用在阿联酋等其他海湾国家的成功经验，导致投资项目失败。最后是不适应沙特的社会文化，例如扁平化管理的科技公司在比较强调社会等级的沙特当地就会遇到水土不服的状况。要充分认识到沙特的特殊性，这样才能有效避免经验失效带来的风险。
认知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中国跟沙特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的互动还远远不够，也就是我们对于沙特，对于阿拉伯世界太陌生。有限的资讯中还充斥着普通投资者和企业家很难辨别真伪的“假消息”或杂音。如何加强中沙的链接纽带呢？我认为除了经济合作中需要我们的企业家们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在前方开路，人文层面的互动也可以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近期中沙之间出现经贸和投资热潮，这是件好事。除此之外，也要重视加强人文交流，利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方式加深对于当地文化和政策的理解，唯有建立更多务实合作管道，并通过管道获取准确的信息，方能洞悉并抓住稍纵即逝的合作机遇。
但如何建立一个层次和内涵更加丰富，且能够从“中国立场、世界视角”出发去发现和解决具体问题的平台和机制，仅靠企业家的探索是不够的，需要我们的政界、商界、学界，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共同努力。
*文章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组织访谈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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